王之寀（1571年—1626年），字心一，明代官员，陕西朝邑（今陕西大荔县）人。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宫廷发生“梃击案”。朝廷内外都怀疑郑贵妃（福王朱常洵生母）与其弟郑国泰企图谋害皇太子朱常洛而指使张差所为。东林党给事中主张追究主谋者，非东林党大学士方从哲等主张以“疯颠”治张差之罪。办案人迎合郑贵妃旨意，定张差“疯颠、奸徒”罪。王之寀对此案深表怀疑。五月十一日，王在牢狱值班，当狱卒发饭时，最后轮到发张差囚饭。王之寀就命狱卒将饭放在张差面前，吩咐左右离去，只命二吏扶着张差，亲自询问他“梃击案”的内幕，并说：“你说实话就给饭吃，否则让你饿死。”张差供出梃击事系太监庞保、刘成主使（此二人为郑贵妃之心腹）。王之寀认为张差并不疯颠，此案可疑，要求深究，使神宗及郑贵妃十分反感。当时神宗已有25年不上朝，由于王之寀揭发庞保、刘成，只得上朝以释群臣疑虑，同时也为了缓和郑贵妃与太子朱常洛之间矛盾。他又考虑到梃击案似乎有疑点，所以当时没有立即加罪王之寀。两年后（1617年），朝廷普遍考核京官，王之寀就被劾为“贪污”而革职回乡。

天启元年（1621年），朝中大臣为王之寀鸣冤，王又被起用，恢复官职。次年（1622年），王之寀上《复仇疏》。大意说：“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光宗（朱常洛，在位仅一月）一生多难，含恨而死。李可灼进红丸，崔文升用泻药，是谁指使？张差持梃闯宫，安危只在呼吸之间。他以入宫有内应外援，外戚郑国泰（郑贵妃之弟）的责任不可推卸。”他的奏章上达后，熹宗不予答复。原先认为张差是疯颠入宫者，对王之寀恨之入骨。不久，王之寀升为尚宝少卿，天启三年（1623年），调为太仆少卿，又转本寺卿。天启四年（1624年）秋，授王之寀为刑部右侍郎。

天启五年（1625年）二月，魏忠贤气焰嚣张。他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主管东厂，用田尔耕掌锦衣卫事，许显纯为北镇抚司，罗织冤狱，严刑拷打，迫害无数正直官员。魏忠贤党羽杨维垣翻“梃击案”竭力诋毁王之寀，王被革职。三月，又将王之寀划入汪文言案。魏党岳骏声诬指王之寀逼取郑国泰二万金，王之寀随即被逮捕下狱，也惨死于狱中。崇祯元年（1628年）复官职，抚恤。

王之寀，字心一，朝邑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除清苑知县，迁刑部主事。

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酉刻，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枣木梃入慈庆宫门，击伤守门内侍李鉴。至前殿檐下，为内侍韩本用等所执，付东华门守卫指挥朱雄等收之。慈庆宫者，皇太子所居宫也。明日，皇太子奏闻，帝命法司按问。巡皇城御史刘廷元鞫奏：“犯名张差，蓟州人。止称吃斋讨封，语无伦次。按其迹，若涉疯癫，稽其貌，实系黠猾。请下法司严讯。”时东宫虽久定，帝待之薄。中外疑郑贵妃与其弟国泰谋危太子，顾未得事端，而方从哲辈亦颇关通戚畹以自固。差被执，举朝惊骇，廷元以疯癫奏。刑部山东司郎中胡士相偕员外郎赵会桢、劳永嘉共讯，一如廷元指。言：“差积柴草，为人所烧，气愤发癫。于四月内诉冤入京，遇不知名男子二人，绐令执梃作冤状。乃由东华门入，直至慈庆宫门。按律当斩，加等立决。”稿定未上。山东司主治京师事，署印侍郎张问达以属之。而士相、永嘉与廷元皆浙人，士相又廷元姻也，疯癫具狱，之寀心疑其非。

是月十一日，之寀值提牢散饭狱中，末至差，私诘其实。初言“告状”，复言“凉死罢，已无用”。之寀令置饭差前：“吐实与饭，否则饿死。”麾左右出，留二吏扶问之。始言：“小名张五儿。有马三舅、李外父令随不知姓名一老公，说事成与汝地几亩。比至京，入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饭我云：‘汝先冲一遭，遇人辄打死，死了我们救汝。’畀我枣木棍，导我由后宰门直至宫门上，击门者堕地。老公多，遂被执。”之寀备揭其语，因问达以闻。且言差不癫不狂，有心有胆。乞缚凶犯于文华殿前朝审，或敕九卿科道三法司会问。疏入未下，大理丞王士昌、行人司正陆大受、户部主事张庭、给事中姚永济等连上疏趣之。而大受疏有“奸戚”二字，帝恶之，与之寀疏俱不报。廷元复请速检诸疏，下法司讯断。御史过庭训言祸生肘腋，宜亟翦，亦俱不报。庭训遂移文蓟州踪迹之。知州戚延龄具言其致癫始末，言：“贵妃遣珰建佛寺，珰置陶造甓，居民多鬻薪获利者。差卖田贸薪往市于珰，土人忌之，焚其薪。差讼于珰，为所责，不胜愤，持梃欲告御状。”于是原问诸臣据为口实矣。

二十一日，刑部会十三司司官胡士相、陆梦龙、邹绍光、曾曰唯、赵会祯、劳永嘉、王之寀、吴养源、曾之可、柯文、罗光鼎、曾道唯、刘继礼、吴孟登、岳骏声、唐嗣美、马德沣、朱瑞凤等再审。差供：“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铁瓦殿之庞保，不知街道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刘成。二人令我打上宫门，打得小爷，吃有，著有。”小爷者，内监所称皇太子者也。又言：“有姊夫孔道同谋，凡五人。”于是刑部行蓟州道，提马三道等，疏请法司提庞保、刘成对鞫，而给事中何士晋与从哲等亦俱以为言。帝乃谕究主使，会法司拟罪。是日，刑部据蓟州回文以上。已，复谕严刑鞫审，速正典刑。时中外籍籍，语多侵国泰，国泰出揭自白。士晋复疏攻国泰，语具《士晋传》。

先是，百户王曰乾上变，言奸人孔学等为巫蛊，将不利于皇太子，词已连刘成。成与保皆贵妃宫中内侍也。至是，复涉成。帝心动，谕贵妃善为计。贵妃窘，乞哀皇太子，自明无它；帝亦数慰谕，俾太子白之廷臣。太子亦以事连贵妃，大惧，乃缘帝及贵妃意，期速结。二十八日，帝亲御慈宁宫，皇太子侍御座右，三皇孙雁行立左阶下。召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暨文武诸臣入，责以离间父子，谕令磔张差、庞保、刘成，无他及。因执太子手曰：“此儿极孝，我极爱惜。”既又手约太子体，谕曰：“自襁褓养成丈夫，使我有别意，何不早更置？且福王已之国，去此数千里，自非宣召，能翼而至乎？”因命内侍引三皇孙至石级上，令诸臣熟视，曰：“朕诸孙俱长成，更何说？”顾问皇太子有何语，与诸臣悉言无隐。皇太子具言：“疯癫之人宜速决，毋株连。”又责诸臣云：“我父子何等亲爱，而外廷议论纷如，尔等为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帝又谓诸臣曰：“尔等听皇太子语否？”复连声重申之。诸臣跪听，叩头出，遂命法司决差。明日磔于市。又明日，司礼监会廷臣鞫保、成于文华门。时已无左证，保、成展转不承。会太子传谕轻拟，廷臣乃散去。越十余日，刑部议流马三道、李守才、孔道。帝从之，而毙保、成于内廷。其事遂止。

当是时，帝不见群臣二十有五年矣，以之寀发保、成事，特一出以释群臣疑，且调剂贵妃、太子。念其事似有迹，故不遽罪之寀也。四十五年京察，给事中徐绍吉、御史韩浚用拾遗劾之寀贪，遂削其籍。

天启初，廷臣多为之讼冤，召复故官。二年二月上《复仇疏》，曰：

《礼》，君父之仇，不共戴天。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曩李选侍气殴圣母，陛下再三播告中外，停其贵妃之封，圣母在天之灵必有心安而目瞑者。此复仇一大义也。

乃先帝一生遭逢多难，弥留之际，饮恨以崩。试问：李可灼之误用药，引进者谁？崔文升之故用药，主使者谁？恐方从哲之罪不在可灼、文升下。此先帝大仇未复者，一也。

张差持梃犯宫，安危止在呼吸。此乾坤何等时，乃刘廷元曲盖奸谋，以疯癫具狱矣。胡士相等改注口语，以卖薪成招矣。其后复谳，差供同谋举事，内外设伏多人。守才、三道亦供结党连谋，而士相辈悉抹去之。当时有内应，有外援。一夫作难，九庙震惊，何物凶徒，敢肆行不道乃尔！缘外戚郑国泰私结刘廷元、刘光复、姚宗文辈，珠玉金钱充满其室。言官结舌，莫敢谁何，遂无复顾惮，睥睨神器耳。国泰虽死，罪不容诛。法当开棺戮尸，夷其族，赭其宫，而至今犹未议及。此先帝大仇未复者，二也。

总之，用药之术，即梃击之谋。击不中而促之药，是文升之药惨于张差之梃也。张差之前，从无张差；刘成之后，岂乏刘成？臣见陛下之孤立于上矣。

又言：

郎中胡士相等，主疯癫者也。堂官张问达，调停疯癫者也。寺臣王士昌疏忠而心佞，评无只字，讼多溢词。堂官张问达语转而意圆，先允疯癫，后宽奸宄。劳永嘉、岳骏声等同恶相济。张差招有“三十六头儿”，则胡士相阁笔；招有“东边一起干事”，则岳骏声言波及无辜；招有“红封票，高真人”，则劳永嘉言不及究红封教。今高一奎见监蓟州，系镇朔卫人。盖高一奎，主持红封教者也；马三道，管给红票者也；庞保、刘成，供给红封教多人撒棍者也。诸奸增减会审公单，大逆不道。

疏入，帝不问，而先主疯癫者恨次骨。

未几，之寀迁尚宝少卿。逾年，迁太仆少卿，寻转本寺卿。廷元及岳骏声、曾道唯以之寀侵己，先后疏辨。之寀亦连疏力折，并发诸人前议差狱时，分金红庙中，及居间主名甚悉。事虽不行，诸人益疾之。

四年秋，拜刑部右侍郎。明年二月，魏忠贤势大张，其党杨维垣首翻“梃击”之案，力诋之寀，坐除名。俄入之汪文言狱中，下抚按提问。岳骏声复讦之，且言其逼取郑国泰二万金，有诏追治。及修《三朝要典》，其“梃击”事以之寀为罪首。府尹刘志选复重劾之，遂逮下诏狱，坐赃八千，之寀竟瘐死。崇祯初，复官，赐恤。

自“梃击”之议起，而“红丸”、“移宫”二事继之。两党是非争胜，祸患相寻，迄明亡而后已。

赞曰：国之将亡也，先自戕其善类，而水旱盗贼乘之。故祸乱之端，士君子恒先被其毒。异哉，明之所称“三案”者！举朝士大夫喋喋不去口，而元恶大憝因用以剪除善类，卒致杨、左诸人身填牢户，与东汉季年若蹈一辙。国安得不亡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