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荦（1913年10月12日一1986年6月4日），曾用名颂平、元崇。浙江省宁波余姚市人。著名历史学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专家。

王仲荦自幼爱好诗文，在上海正风文学院求学期间，因诗写得好，得到章太炎的赏识，收为晚年弟子，章先生对他的影响甚大。

20世纪30年代初，王仲荦开始走上学术研究道路时，曾向章先生请教治学方向，老师告诉他“民族危亡关头，欲保种姓，必须热爱祖国历史。”王仲荦从此明确意识到史学研究与祖国命运的密切关系，树立起为复兴民族而治史的崇高信念，而且为此奋斗了一生。

1936年，章太炎先生在苏州病逝，临死前立下遗嘱“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孙孙毋食其官俸。”这几句话虽然是对他的儿女说的，但王仲荦身体力行，用实际行动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王仲荦从浙江老家回到被日军占领的上海，和一批进步人士在租界创建了太炎文学院，王仲荦任院长秘书室主任兼中国通史教授，讲授中华三千年历史（民国通用教材）。课堂上，王仲荦意气风发，慷慨陈词，极大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日伪当局对此极为恐惧，起先以“号召抗日”等罪名加以责难，继而给王仲荦寄去了装有子弹的信函。虽然受到如此恫吓，王仲荦却泰然处之，继续走自己的路。直到1940年，汪伪政权粉墨登场，太炎文学院为避免成为汪伪政府的文化工具，宣布解散，王仲荦就此离开上海。

1940年底，王仲荦抵达昆明，任云贵监察使李印泉（章太炎的盟兄弟）的秘书。1942年，怒江前线告急，适逢王仲荦身染虐疾，十分虚弱，但仍然坚持和李印泉赴保山龙城等地参与指挥抗击日军。当前线统帅部决定撤军回昆明时，王仲荦极力反对，并正确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我方优势，在印泉的大力支持下，统帅部最终采纳了王仲荦的建议。固守怒江，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1942年底，王仲荦赴重庆中央大学任教，1945年，中央大学迁至南京。南京当时处在内战前线，学生运动此起彼伏，王仲荦支持学生民主运动，中央大学当局对此甚为不满，于1947年解聘六大教授，王仲荦当然不能幸免。

1947年春，时年34岁的王仲荦北上青岛任教于山东大学，直到逝世，在山大教书近40年。在山大教学的生涯中，王仲荦虽然一心钻研学术，但是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仍然十分关心国家命运，关注着共和国的成长。

王仲荦先生一生致力于教育和科研工作，半个多世纪里，他孜孜不倦，著述不辍。先生在学术上建树颇多，对于先生贡献的业绩，我们仅选一二以飨读者。

对古代史上几个重要问题

如古史分期问题，春秋战国之际的农村公社和休耕制度问题，物价问题，明代纺织生产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都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尤其是古史分期问题，他继承并发展了魏晋封建论。

先生另一个开创性的研究是出版《曹操》一书,首次对曹操的历史功绩进行了公允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为后来史学界讨论曹操其人打下了基础。

在古籍整理方面

先生的贡献是很大的。早在上海求学期间，就已经着手注释宋代杨亿编撰的《西昆酬唱集》。今天我们读到的中华书局新校点版本的《二十四史》，其中就有王先生的功劳。1960年为高等院校主编的《资治通鉴》一书。此外，在先生70岁高龄还整理章太炎的遗著，主持《太炎先生全集》编辑出版工作。

先生学术成就

最主要的部分是关于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的贡献。先生从五十年代开始研究魏晋南北朝史，花了五六年的时间写成了《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这本专著将中国中世纪370余年的复杂历史进行了梳理。由于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现象错综复杂，头绪繁多，历代研究者大多将它和欧洲黑暗的中世纪相提并论，认为无光明可写。王先生明查这一弊端，决心给予突破。而事实证明，先生获得了成功。他扭转了过去那些因偏见造成的蒙昧状态，开辟了魏晋南北朝历史光明的新局面，史学界流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的主流枣南方经济大开发，就是对王先生的观点和建树的肯定。

《北周六典》和《北周地理志》也是王先生的著名力著，是他魏晋南北朝史丰碑的组成部分。

王仲荦先生一生致力史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正如启功先生所言“无愧宗师”。其治学经验大体有以下几点：

其一是博

先生一生博览群书，有着深厚的史学底蕴。早在青年时期，就把家藏的五六千册书都通读过了，为写《西昆酬唱集注》，找了许多书，如《左传》《论语》《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太平御览》《世说新语》等都细致的看过。

先生读书既多又快。在京点校二十四史后期，常去中华书局图书馆借书，没过多久，对人感叹：“这里藏书，我大多已看过了”，并“苦于无书可看”。馆内藏书几十万册，在当时远远抵得上一个大学藏书馆，先生却叹无书可读，其学问之渊博，可以想见。

其二是精

即在博的基础上，精读深钻几本基本书，把它读得熟烂，他曾说：“一个学者，要有几部书熟烂于胸中，这样才能控制全局，无往不胜。”他不仅这样说了，还这样做了，据郑宜秀老师讲，王先生对《资治通鉴》甚为熟悉，读过十几遍，他自己也不止一次说过：“在某种意义上讲，我是靠一部通鉴起家的。”

其三是勤

勤读、勤记、勤思、勤学，书不离眼，笔不离手，脑袋不停地思考问题，并把记、思、写有机结合起来，把学到的知识变成自己的智慧和活的源泉，使之开出新的花，结出新的果，这是王先生一生的治学特点和根本要诀。他一生求学、教学、治学六十余年，总是勤勤恳恳，孜孜不倦。笔者有幸参观了王先生的卧室，内有一个书架，上上下下摆满书。还有六个大书柜，内有先生所有遗稿和存书。以前笔者曾怀疑陈景润教授为攻破“歌德巴赫猜想”光稿纸就有一麻袋是否属实，今天看到王先生满满一柜子手稿，疑虑顿消，大凡做学问者，必有这种勤勉精神。先生曾立下“生命不息，写作不止”的座右铭，在他停止吸呼的前一刻还在以每天3000字的进度，赶写《中国物价史》。

其四是严

先生在研究工作中，一向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并谆谆告诫青年同志“不要太急于出书，良工不示人以璞。”他自己的《西昆酬唱集注》《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等几部书，四十多年前就已草稿，后经四次易稿，多次修改补充后，才于1978年后陆续出版。

其五是创

王先生善于思考，勇于开拓创新。五六十年代，当“西周封建论”和“春秋战国封建论”风靡国内史坛，被认为是权威观点，在古史分期上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他敢于大胆地把自己通过认真研究所得出的不同结论发表出来，供人们讨论，终于成为一家之言，以魏晋封建论载入史册，为国内外学者承认和信服。

先生自幼爱好诗文，在上海正风文学院求学期间，因诗写得好，得到章太炎先生的赏识，收为晚年弟子，章先生对他的影响甚大。30年代初，开始走上学术研究道路时，曾向章先生请教治学方向，老师告诉他“民族危亡关头，欲保种姓，必须热爱祖国历史。”王先生从此明确意识到史学研究与祖国命运的密切关系，树立起为复兴民族而治史的崇高信念，而且为此奋斗了一生。

王仲荦先生桃李遍天下，山大现有许多老师都是他的弟子。先生逝世后，他的弟子兼同事，山大历史系教授郑佩欣先生有挽联云：

“有遗著四百万字 育齐鲁三千英才”

先生非常爱护学生，早在中央大学任教时，就因支持学生民主运动，受到排斥。在山大任教期间，经常拿出自己的微薄工资接济学生。对于学生的困难，他总是热心地给以解决。他总是将学生的事看作自己的事情，对学生的关心甚于对自己的关心。他视学生如己出，倘若学生犯了错误，他首先做的是自责，然后才去教育学生。

在先生心目中，学生的前途是最重要的。齐涛先生（现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党组书记，省委高校工委书记，省社科联副主席，曾主编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史》）是他的学生，学校本来安排他读完硕士之后接替王先生的夫人郑宜秀教授的工作，以便郑老师有时间更好地照顾王先生（先生当时有心脏病），但先生看出齐涛是个人才，不愿因为自己影响他日后的锦绣前程，并未接受学校的安排，还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继续教导齐涛，直到先生病逝。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闻王仲荦先生病逝，撰有挽联：

直谅多闻，是为益友。

精勤盖代，无愧宗师。

先生拼搏奋斗了一生，成就了他光辉的业绩。先生不仅有着伟大的一面，也有着自己平凡的生活。

先生生活简朴，当年与郑宜秀老师结婚时，其家当只有一件替换的破夹袄。家里的水泥地板坏了，自己找来工具，亲手修好。

先生秉性耿直，做人极有原则。一次开会，领导不公平处理一件事，先生马上就站起来：“给我找车子，我身体不好，要回家了。”先生并不怕因此而得罪领导。因为王先生德高望重，许多领导经常看望他，他也从来不回访，有人贴大字报说他架子大，称他为“祖师爷”，他也一笑置之。

仲荦先生又是个极为重感情的人。对于自己的恩师章太炎先生，他一生仰慕和尊敬，即使到了晚年，仍然对恩师有着深沉真挚的怀念之情。他认为“太炎先生是一个被台湾海峡两边政治家和历史家误会，冷淡了许久的历史人物”，“现在对太炎先生的评价，有许多不实之处，不公之论，是应当矫枉的。”为了澄清事实，他不辞辛劳的撰写了“太炎先生二三事”，后又参与编辑《章太炎全集》，在去世前十余天，还在病榻上与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教授谈《章太炎全集》出版和章太炎先生的家事。

先生一生交友广泛，而且和朋友感情极好，大概是先生是重感情的缘故。如果朋友有困难，先生总是想尽办法，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朋友。在山大，先生和童书业先生过往甚密。童先生很喜欢吃蛋炒饭，仲荦先生就经常亲自做给童先生吃。文革时先生和童先生都遭到批判，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两个人相互扶持，共同经历了风风雨雨，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68年童先生因病逝世，先生悲痛不已。

先生对山大也很有感情。当年北大三次来邀请王先生去北大任教，先生都拒绝了，毕竟在山大已经呆了几十年，有了感情，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山大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了”。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先生又怎么舍得山大呢！

先生不仅是个好学生，是位好老师，是可以相交的好朋友，他更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先生很爱家，也很会照顾家人。和郑宜秀老师结婚三十余载，相濡以沫，恩爱逾常。相互扶持，互敬互爱，共同走过艰难的岁月。因为郑宜秀老师的工作比较忙，先生就主动负责起照顾家和孩子的工作，用行动来支持郑宜秀老师。在孩子眼里，王仲荦先生是个慈父，他对待子女很民主，支持孩子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并且恰当地给予正确的引导。因为先生总是很风趣，说话很幽默，所以家里总是洋溢着祥和欢乐的气息。

仲荦先生正是这样一个人，一个虽然平凡却处处闪着耀眼光芒的人。

1936年，章太炎先生在苏州病逝，临死前立下遗嘱“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孙孙毋食其官俸。”这几句话虽然是对他的儿女说的，但王先生身体力行，用实际行动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先生从浙江老家回到被日军占领的上海，和一批进步人士在租界创建了太炎文学院，王先生任院长秘书室主任兼中国通史教授，讲授中华三千年历史（民国通用教材）。课堂上，先生意气风发，慷慨陈词，极大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日伪当局对此极为恐惧，起先以“号召抗日”等罪名加以责难，继而给先生寄去了装有子弹的信函。虽然受到如此恫吓，先生却泰然处之，继续走自己的路。直到1940年，汪伪政权粉墨登场，太炎文学院为避免成为汪伪政府的文化工具，宣布解散，先生就此离开上海。

1940年底，先生抵达昆明，任云贵监察使李印泉（章太炎先生的盟兄弟）的秘书。1942年，怒江前线告急，适逢先生身染虐疾，十分虚弱，但仍然坚持和李印泉先生赴保山龙城等地参与指挥抗击日军。当前线统帅部决定撤军回昆明时，先生极力反对，并正确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我方优势，在印泉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统帅部最终采纳了王先生的建议。固守怒江，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1942年底，先生赴重庆中央大学任教，1945年，中央大学迁至南京。南京当时处在内战前线，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先生支持学生民主运动，中央大学当局对此甚为不满，于1947年解聘六大教授，先生当然不能幸免。1947年春，时年34岁的王仲荦先生北上青岛任教于山东大学，直到逝世，在山大教书近40年。

在山大教学的生涯中，先生虽然一心钻研学术，但是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仍然十分关心国家命运，关注着共和国的成长。1976年，“四五”事件发生，先生曾诗云：“天安门前花如雪，烈士碑成堕泪碑，总理有灵应喜甚，中华个个好男儿。”

妻子：郑宜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