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进入历史有两种方式：要么身后
名垂青史，要么活着便融人历史。王元化无疑属于后者。若想系统论述王元化与百年中国学术思想的关系，那是应该写一部大书的。本文旨在解读王元化“思想一学术”襟怀。这就
亟需从新时期人文学术语境谈起。自1986年王瑶在学界率先萌动“学术史”意识，继而陈平原在1992年发起“学术规范”讨论，极富历史感的李泽厚当会嗅出世风流变，1994年4月他宣告90年代“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耐人寻味的是，李泽厚话音刚落，王元化便在同年7月倡导“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不苟同“将学术界一些人开始出现探讨学术的空气说成是学术出台思想淡化”，因为“思想可以提高学术，学术也可以充实思想。它们之间没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那种势不两立的关系。王元化的话分量不轻。
诚然，王元化是有资格说这番话的：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地位，他的睿智，更因为他是用长达四十年（1955—1994年）的悲情忧患所凝成的学思历程，亦可说是用半辈子生命体验来作其注脚的。大凡明眼人不难体会，王元化所以对上述“学术一思想”话题敏锐如此，实在是根源于他深邃的襟怀——这便恰巧应验了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浮出海面的晶莹冰峰看来所以庄严，是因为水下有更庞大、更厚重的存在在支撑它。
说王元化的学思理念是维系其精神存亡的生命线，此语不虚。否则，便很难解释，王元化何以能长期承受1955—1979年的炼狱焚火，死而复生，劫后逢春？亦很难解释，1990年代以来，王元化为何能老而弥坚，仍郁勃反思不已，甚至不惜借精神活体的自我解剖来诊断百年中国思想的症结？末了，恐更难解释，为何愈臻晚境，王元化愈刻骨眷念其童年旧居——清华园？作为思想型学者暨“清华懿弟子”，王元化当年迁出清园（1928年）才八岁，为何有如此深挚的“清园情结”，仿佛天地间真有阅尽沧桑的不死鸟，既然它是从清园奋然飞来，于是它命定会向着清园翩然归去？……
或许有人会问：若从1956年研读黑格尔算起，王元化的学思生涯至今已近半世纪，笔者在言及其精神襟怀时，为何注重其1956—1979年的“自启蒙”与1990年代的“再启蒙”，却讳言其1980年代的“新启蒙”呢？这当然不是为尊者讳，而纯粹出于对王元化自述的认同，王元化曾言其“八十年代平反后是工作烦乱”、“心粗气浮的时代，撰文虽多，满意者少”，不足以呈示其精神襟怀，故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