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华（1890-1970），1931年参加革命，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人物经历

1890年12月7日，王国华出生在河南确山县香山乡大王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从15岁起，他便用稚嫩的肩膀撑起了穷家；18岁后，当过油匠、酒匠、窑匠、轿夫，给穷教书先生当过学东（也叫约学）。在养家糊口的奔波中，他懂得了一个道理：富人们吃硬不吃软。反抗的种子，就这样在他的心里萌芽。

1924年夏天，大王庄办起了红枪会，王国华当上了场主（也叫会长），他开始真刀真枪地和地主周旋。

1926年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山农民运动蓬勃兴起，王国华成为农运积极分子。

1927年4月4日，杨靖宇领导确山农民暴动，3天之内攻占了县城，扣押了反动县长王少渠。王国华指挥红枪会参战，经受了战火硝烟的洗礼。至今，确山东部地区仍然流传着《打确山》民谣，从中可以领略杨靖宇、王国华等人的风采：

日头出来红满天，受人欺侮怎心甘。

要是不想当牛马，拼命和他干一番。

正月十四把火放，一直烧到三月三。

……

红缨枪，一大片，红缨扬起遮满天，围住确山五天整，长枪铁炮打得欢。到底群众力量大，八军劣绅把胆寒，三月初七夜过半，开开西门窜了圈。

民谣中的“三月三”，就是阳历4月4日；所谓“八军”，是指盘踞确山的直系军阀第八军；“红缨扬起遮满天”，也有王国华和红枪会的身影。

可是，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中国共产党人被迫由城市转入农村，王国华也继续在家乡积蓄革命力量。

1930年秋，王国华加入了中共领导的农民革命组织“鞭杆会”，积极领导大王庄农民开展捐粮斗争，强迫地主富豪拿出余粮赈济灾民。由于工作出色，当年他被推选为确山县中区苏维埃主席。1931年2月至1932年4月，他担任了确山游击队队长，开始游击战争实践，常常袭扰驻马店城郊。

1932年春，王国华加入中国共产党，仍旧战斗在确山，历任大王庄支部书记、中区区委书记等职。

1933年6月，王国华担任中共河南省工委巡视员，负责指导信阳、汝南、确山、正阳、泌县5县游击队，由抢粮斗争迅速转向武装斗争。同年10月，他作为河南省农民代表，前往江西中央苏区，参加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次年1月被选为主席团成员。

会议期间，王国华认识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

闲谈革命经历时，毛泽东对王国华搞过红枪会表示赞赏，题写了“党不离枪”4个字送给他。王国华接过“墨宝”，很兴奋地说：“锦囊妙计，金口玉言啊！”

毛泽东郑重地说：“这可是革命志士用鲜血为我们凝聚的真理呀！”

切磋游击战术时，朱德诚恳告诫：“游击队在城市周围是最危险的，敌人还没有发觉你们，要是发觉，总要想法把你们消灭。要把游击队拉到山区去，拉到‘三不管’的地方，去生根发展！”

由于敌人严密封锁，中央担心王国华归途的安全，先让他在中央党校、红军大学各学习3个月，后又任命他为长胜县委副书记，学习如何运用游击战术和创建革命根据地。

1934年7月，王国华当选为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可是，省委代理书记张国诚叛变，省委军事部长周骏鸣被捕入狱。得知消息后，王国华心急如焚，迫切要求回河南恢复党组织。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主力红军被迫长征。党中央决定接受王国华的请求，派他回河南搞武装斗争。

王国华动身前，周恩来找他谈话：“中央决定：你尽快返回河南，尽快恢复被破坏的各级党组织；创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广泛开辟游击区和根据地。你将遇到各种想像不到的困难，甚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无法联系到地方党组织；但是，你不要担心，我周恩来就是你的党组织，不论遇到什么险恶环境和艰难困苦，我代表中央永远承认你的组织关系。”

面对重托，面对信任，王国华无语凝噎。在王国华长子王雷生撰写的《王国华墓志铭》中，对此有生动记述：“主席拨灯，赐送墨宝，党不离枪，老总教诲，游击战争，恩来叮嘱，永做后盾，红军北上，临危受命，返豫斗争。”

“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建立了以竹沟为中心的鄂豫边游击根据地”

1935年7月，在寻找河南党的组织关系大半年之后，王国华终于在唐河毕店找到了中共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星江。8月，针对革命处于低潮的状况，他们认为“把两个拳头捏在一起就更有力量”，遂决定把鄂豫边工委与豫南党组织合并，组建成中共鄂豫边区省委，由张星江任省委书记，王国华任宣传部长，仝中玉任组织部长。

张星江、王国华等议定，按照朱德的指示，在确山、泌阳、桐柏、信阳4县交界的山区发动群众，在这个“三不管”的地方组织武装斗争，创立革命根据地。王国华掷地有声地说：“咱们要尽快成立正式的红军游击队，拉起武装来，党手里不能没有枪。”1936年1月4日夜，一支只有7个人、3支枪的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冲破重重白色恐怖，在信阳吴家尖山小石岭村诞生，周骏鸣任队长，张星江兼任指导员。游击队成立当晚，就击毙了小石岭村联保主任，打响了鄂豫边区人民武装斗争的第一枪。由于王国华得到过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指教，他实际上是这支游击队的“军师”。

4月25日，张星江、王国华、周骏鸣等率领化装成香客的红军游击队员，趁桐柏县平氏镇古庙会之机，从反动民团和豪绅家丁手中夺到长短枪9支。战斗中，张星江不幸牺牲，仝中玉继任省委书记，王国华任组织部长。5月，豫南国民党军4个营及2个保安大队向红军游击队发动进攻。游击队在王国华、周骏鸣等领导下，采取“化整为零”的策略，分赴泌阳、确山和信阳发动群众，秘密建立党和群众组织。9月，王国华接任鄂豫边区省委书记，他对红军游击队的指导更方便了。

由于王国华年轻时就蓄下胡子，此时又凭着这把胡须掩饰年龄、身份，加上一身的农民打扮，因此广大干部群众都称他为“王老汉”。当时，“王老汉”的名字传遍豫南，土豪劣绅谈到他就心惊肉跳。豫南不法之徒见到满脸大胡子之人，都要避让三分。

面对强大的敌人，王国华等坚持“多交朋友，少得罪人”的方针，制定了打“坏货”、拉土豪的政治策略。打“坏货”，就是对欺压人民的土豪劣绅，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下杀手；拉土豪，就是对比较有钱的地主、富农，民愤不大的，只捉来量力罚款，不致其倾家荡产。

王国华还非常注意统战政策，注意对鄂豫边的绿林武装施以革命影响。当时，这一带有两股“大杆”即著名的绿林武装，首领一个叫安可祥，一个叫段永祥。安可祥，桐柏县安棚人，出身贫寒，常爱打抱不平，人送外号“土光棍”，多次率众攻打土豪围寨。段永祥，唐河县毕店人，是个小知识分子，被迫走上拉杆为“匪”的道路。安、段两人过从甚密，私交亦深，他们常以“打富济贫”相号召。由于安、段两团对国民党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采取对立的立场，王国华遂主动与他们取得联络，相约一起和国民党军周旋。当时， “王老汉”的声誉和红军游击队采取的某些斗争策略，也在安、段两团士兵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此，安、段两团有时“拉票”牵涉到红军游击队，经过联络他们就会马上放人。和安、段两团建立关系，让国民党军有所顾忌，扩大了红军的回旋余地。

到1936年底，在张星江、王国华等苦心经营下，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发展到100多人，拥有手枪50余支、长枪100多支。

1936年10月，王国华派李子健北上寻找中共北方局，汇报鄂豫边红军游击队转战情况。12月13日，李子健受到时任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接见，游击队的工作得到刘少奇的肯定。刘少奇还送给游击队一部留声机及3支金笔。

1937年7月至9月，在抗日战争全面打响之时，王国华担任了红军游击队指导员，为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部队保持政治航向。

对于王国华等坚持的鄂豫边区斗争，《彭雪枫传》如是评价：原中共河南省委委员王国华和中共鄂豫边区工委书记张星江取得联系，“并在1935年8月决定建立新的中共鄂豫边区省委，从而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建立了以竹沟为中心的鄂豫边游击根据地。这样，竹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5个游击根据地之一，成为中原抗战的战略支点”。

“我要搞到三个团的力量，到那时再来归顺‘王老汉’”

1937年10月，为适应全面抗战的需要，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周骏鸣担任团长，王国华兼任政治委员。为壮大红色抗日武装，王、周指挥独立团打蔡冲、袭贾楼、攻下马谷田、出击王店，部队迅速壮大，拥有600多人，400多支枪，确山县西部重镇竹沟一带成为红色武装的后方。这年秋天，王国华将鄂豫边区省委和独立团领导机关迁驻竹沟。

之后，王国华率部在确（山）泌（阳）边界继续剿匪和打击土顽势力时，在泌阳县高邑巧遇有过联系的安可祥、段永祥两团和另一股“杆子”朱六排长。为扩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王国华对他们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彭雪枫传》这样一段记述：

当时他们在同国民党地方武装交火后已受重创，王国华主动与其联络，以友相待，并请他们喝酒吃饭，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进行抗日合作谈判。段永祥从中受到很大教育，激起爱国热情，遂以130多支枪、13匹马赠给独立团，并发誓说：“我要搞到3个团的力量，到那时再来归顺‘王老汉’。”说罢，安、段二人和朱六排长，就带着他们的一路人马到湖北随县一带活动。

1937年12月，中共鄂豫边区省委改称中共豫南特委，王国华历任副书记、书记，为推动豫南地区抗战运动奔波。

1938年1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与国民党谈判，将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第八团，周骏鸣担任团长，王国华担任政治委员，即“豫南新四军老八团的政治委员”。

豫南的战略地位，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38年2月16日，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彭雪枫抵达竹沟，负责运筹中原抗战。《彭雪枫传》记述，“彭雪枫一到竹沟，就受到聚集在这里的中共豫南特委和四支队八团领导人王国华、周骏鸣等人的热情欢迎。”同时，彭雪枫还通过他们“对鄂豫边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协助豫南特委集中整编新四军四支队第八团，尽快开赴抗日前线，是彭雪枫的首要任务。可是，第八团说是一个团，实际上只有一个营多一点的兵力，远远不够一个团的建制。这时，王国华想到了安、段两团。

1938年2月初，安、段等人果然在随县一带搞到3个团兵力，可惜在由鄂返豫途中损失了1个团，余部安全撤避唐河一带。王国华得到消息后，连忙和彭雪枫商量。两人一致认为，这是收编他们的良好时机。据《彭雪枫传》记述，他们立即指示中共唐（河）东区委书记刘中兴进行工作，争取安、段两团参加新四军。刘中兴接到指示后，亲自到段永祥家陈述日军侵华暴行，指出中原紧急形势，希望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能同新四军共同抗日。段永祥当即表示，愿与新四军共赴国难，团结抗战。经过彭雪枫、王国华派人做工作，加上“王老汉”的影响，段永祥认识到共产党是国家民族的希望，还亲自说服安可祥接受党的抗日主张，跟着共产党走。最后，安、段两人均表示愿意接受党的领导，加入新四军，并愿开赴前线对日作战。于是，彭雪枫、王国华决定该部由唐河一带开至泌阳邓庄铺受编，安可祥、段永祥同到竹沟领命。

2月底，安、段率部开至邓庄铺，彭雪枫、王国华立即派人同安、段进行收编谈判。由于长期受到王国华影响，安、段两人深明大义，全部接受了新四军所提条件。此后，安、段部即奉令开至竹沟以西的酒店、冷水铺一带驻防，安、段二人也亲自到竹沟受命，并受到王国华的欢迎。一见面，段永祥还不无愧疚：“我是冲着‘王老汉’您来的！只是我的保票打了折！”随后，第八团将安、段所部分别编为第四、第五2个大队，不久，在时机成熟后，彭雪枫、王国华又对其进行了精简整编，剔除其中的投机者，留下700多人，整编为第八团第二、第三2个营。同时，又以其原有的枪支、马匹为基础，组建了第八团骑兵连、手枪连。这样，第八团迅速壮大，总兵力已达1300余人。改编安、段所部，令彭雪枫对王国华佩服不已，“苏联有个夏伯阳，中国有个王老汉。”

3月29日，第八团在信阳邢集誓师东征。这支队伍成为新四军四支队中的坚强战斗集体，不久又扩编为新四军第五支队，后发展为新四军二师第五旅。同时，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批准，在竹沟设立了第八团留守处，王国华担任主任。

后来，刘少奇来到竹沟，充分肯定王国华改编安、段二团一事，幽默地称赞他是“改造土匪的博士”。

使夏团“由戒备一变而为友谊”

筹建和开办竹沟军政教导大队，是当年彭雪枫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领受的又一重要任务。诚如《彭雪枫传》所言，“竹沟军政教导大队的筹建和开办，是在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竹沟留守处准备建立和建立以后而以留守处的名义开始的”。作为竹沟留守处主任，王国华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比如，所招学生多是豫南人，这与王国华在豫南的巨大影响有关。《彭雪枫传》就有记述：那时，“单是瓦岗寨一个地方，有一次就有30多个十六七岁的青年，由他们的父母送来，硬交给留守处主任王国华。”

从1938年3月到1939年11月，王国华担任竹沟留守处主任仅仅1年8个月，就在竹沟领导培训了3000多名各级党政军骨干，大大充实了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的力量。同时，竹沟还是新四军成长壮大的重要基地，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共河南省委先后派出16批计4800多人，从竹沟东进、南下，发展为新四军的第二、四、五师，成为坚持华中抗日斗争的主力部队。此外，新四军的第三、七师，都有这里输送去的人员。正因为竹沟的重大革命作用，使国民党顽固派对其极端仇视。

1938年5月，国民党信阳当局借口有人状告竹沟留守处“不法”，命令第一八八团夏华国部“轻装开赴竹沟”进行“彻查”，寻机武力解散留守处。团长夏华国亲自出马，率整整一个连的兵力来到竹沟。而新四军留守人员仅有保护伤病员的一个排，双方实力悬殊。彭雪枫、王国华决定“以诚相待，以理服之，以情动之”，不得已才兵戎相见，先礼后兵。

据《彭雪枫传》记述，“以诚相待，以理服之，以情动之”都是由王国华唱主角：

第二天上午，夏团官兵从东寨门列队进入竹沟。……王国华带领留守处工作人员和竹沟各界群众，敲锣打鼓，夹道欢呼。……夏团官兵穿行在欢呼雀跃的人群中，看到的是一张张友好善意的面孔，听到的是一声声扣人心弦的抗日口号。几年以来，夏团官兵很少见到如此热烈的场面，受到如此隆重的礼遇。

能够见到大名鼎鼎的“王老汉”，夏华国感到荣幸。一见面，王国华语重心长地说：“我叫国华，你叫华国，都是中华民国子孙！”夏华国闻言，感慨系之。

夏团进驻竹沟的第二天，彭雪枫请王国华和夏华国见面，申述留守处的不白之冤。彭雪枫献计说：你是留守处主任，同他见面时只要理直气壮，据理力争，我们是会胜利的。但是，又要表现出我们的悲愤和沉痛，必要时可以学一学刘备借荆州。就是说，要以理争取夏团，保证竹沟万无一失！

王国华同社会上各种人物都打过交道，具有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这次也是举重若轻。在同夏华国见面后，他义正词严地对竹沟留守处的成立经过作了详细陈述，随之严厉质问当局为何背弃蒋委员长的旨意，听信谣言，出尔反尔，为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张目，而对抗日的竹沟留守处却查而禁之，甚至驱而逐之。继而，他郑重指出，贵我两军，都是国军，如若相向对抗，自残手足，无论谁胜谁负，竹沟不就完了？竹沟完了与否，姑且不论，然对贵军何益，对抗战何益？这真使吾等堂堂中华男子、爱国军人心寒啊！说到这里，王国华有感而发，不禁失声。他的痛切陈词，触及了夏华国的隐痛，唤醒了他的爱国良知，于是，他连忙起而劝说道：“老汉所言极是，可是我是不能不来的。来了反倒很好，真情可以上达嘛！作为一个军人，我只知效命疆场，进行抗日；而要抗日就得团结，要团结就不能摩擦。竹沟留守处对我既然如此热情，摩擦缘何之有？”就这样，由于王国华向夏华国解释了不白之冤，遂使夏团“由戒备一变而为友谊”，初次面谈，获得成功。

随后，彭雪枫趁热打铁，回访了夏华国，并请夏团连以上军官会餐。最终，夏团满怀友谊离开竹沟，并竭力为留守处辩诬，遂使留守处又坚持了一年半左右。

1939年11月11日凌晨，国民党军1800多人突袭竹沟。王国华等迅速在西寨门建立指挥部，带领军民进行了英勇的反击。在拼杀两天一夜、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他当机立断组织突围，由西门突围南下，前往四望山根据地。

“永远不要忘记过去，忘记光辉的革命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王国华谢绝了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留他到中央工作的建议，回到家乡河南工作，历任省农协副主席、省土改委员会主任、省委监察委员会主任、省政协副主席、副省长等职。那时，他已经60岁了，又因身体不好，处于休养状况，基本上不参与省委的工作决策。但是，他还是经常到农村和基层检查和调研工作，一是坚持时刻与群众保持联系的生活与工作作风，二是可以及时给一线工作的同志提供可靠真实的调研情况。

1970年2月8日，王国华在郑州去世，终年80岁。去世之前，他断断续续地对儿子们说：“永远不要忘记过去，忘记光辉的革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