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斗光，原名詹立浩，曾用名詹孟然，广东澄海（今澄海市）人。1936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离休，离休前为中国海关总署副署长。离休后，他任中国海关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顾问，中国税务学会常务理事，汕头经济特区顾问，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顾问。

1931～1937年，他在潮安金山中学读书时接受了地下党的宣传和影响，参加了进步同学组织并由地方报纸出版的“蓓蕾“副刊，从此萌发了向往共产党的念头。在此期间接触了许多进步同学和书刊，如在法国出版的《救国时报》，江西苏区反“围剿”胜利的秘密传单和《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籍，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不再甘心于做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好学生”。他开始寻求真理，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展开了斗争。1936年在广州白色恐怖的险恶形势中他加入了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抗日先锋队，与进步同学一起发起游行、罢课、秘密组织读书会，最后被校方勒令退学。1937年5月在广州秘密参加党，同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参加抗日军政大学第3、第4期学习。

1938年抗大第4期尚未结业，被校部提前调出派往国统区，到广州为抗大招生，途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时，因外面形势发生变化，改派在武汉的《新华日报》社工作。同年10月随报社和。八路军办事处撤离武汉，—路风险，死里逃生，因所乘“新升轮”在湖北燕子窝遭日机轰炸，报社和八路军办事处共20多位同志不幸遇难。抵达重庆后继续在《新华日报》社工作，不久调到《群众周刊》。《群众周刊》与《新华日报》同属我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

1941年“皖南事变“后，由组织疏散到昆明隐蔽转入地下，以经商为掩护，参与负责昆明地下党的领导工作。云南党的负责人曾与他和林必宜拟组建昆明市委，后因形势和党的组织方针变化，改成单线联系。其间因工作需要曾流动于昆明与桂林之间。

1946年调上海，时值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前夕，由于反动当局的阻挠，《新华日报〉准备在南京和上海出版未果；《群众周刊》冒着随时被查封的风险，在上海以能坚持一天就争取多出一期为原则，继续坚守阵地，与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着尖锐复杂的斗争。《群众周刊》在上海出版时，上海反动当局要我方进行重新登记，我方则——面交涉一面坚持出版，中间曾遭无理搜查、勒令停刊、没收刊物、严禁出售、追查印刷场所等等刁难。为躲避反动当局的破坏，辗转隐蔽秘密印刷，他与陈昌谦两人出人同行，担任着艰巨的编排联系印刷工作。至1947年2月国民党反动当局终于下毒手，悍然“勒令”驻南京、上海、重庆3地的中共代表团和工作人员撤回延安，上海《群众周刊》的工作人员也被押送延安。在《群众周刊》机构被包围封锁前几小时，他奉命逃离，拟利用他在上海的社会关系接应一些战友转往香港。后因情况变化由他一个人赴港向香港《群众周刊》负贵人章汉夫汇报上海的情况。香港〈群众周刊》是根据周恩来在1946年10月指示筹建，于1947年1月出版的。

抵港后，经章汉夫介绍，他到中共香港工委委员、负责财经委书记的许涤新处工作，是财经委成员之一，并在财经委开办的新联公司任副经理。1949年，为迎接南下大军解放全中国，党在港有关机构的工作人员分批撤回大陆。他奉命与其他离港同志分别秘密集中，由东江纵队护送徒步20余日到达潮汕革命根据地河婆地区（现揭西），建立南方人民银行，由他出任印钞厂厂长，兼发行部主任。1949年底，他带领部分印钞厂同志赴广州，开始筹建对外贸易管理处，后成立华南对外贸易管理局，任副局长。1953年外贸管理局与广州海关合并，他出任广州海关副关长，曾兼任广州市财经委委员，制定广东对外贸易管理的组织、条例、办法以及措施等，为广东对外贸易管理工作的创始与奠基倾注了心血。

1957年调到北京对外贸易部，出任驻锡兰（今斯里兰卡）使馆首任商务参赞，时间长达7年。当时是美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封锁时期，在外贸部的直接领导下，根据党的对外方针政策，他在以大米换回橡胶为主要内容的长期贸易中进行了有效的工作，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为我国开展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打开了突破口。1963年底，他回国后留外贸部，历任出口局、生产基地办公室（局）副局长等职，为组织出口贸易，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进行贸易谈判等工作，尽职尽力。

1977年，他调到海关管理局。中国海关总署成立后任中国海关总署副署长。在职期间正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变革时期，在建立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引进外资，对外加工，开展对外往来等方面，他认真贯彻中央的大政方针，根据海关的职能，在关税政策、进出境监管新措施、引进先进的科技设备、建立统计工作，以及对体制建设等方面，克尽职守，发挥作用。离休后，他任中国海关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顾问，中国税务学会常务理事，汕头经济特区顾问，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