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仕云，字望如，号桐庵老人，又号江南过客、古今过客，安徽歙县人，原籍江南江宁府江宁县。清顺治九年（1652）壬辰科进士。曾任福建泉州、湖南衡州负责司法的推官，后因裁缺，改任广东程乡县知县。在任七年，勤问民间疾苦，革弊厘奸，振兴士类，百姓像拥戴父母一样敬重他。离任后，程乡县士民思念其政绩功德，在南门城外河堤通衢立石坊“万代瞻仰”，又在城西曾井祠、城东七贤祠侧专门设神主祭祀。王仕云关心地方文物，热心著述，著有《四字鉴略》，此书后世翻印累累。清《韵史》撰者许遯翁曾言：“江上王望如著有《四字鉴略》，家弦户诵，颇有益于童蒙，较《三字经》《千字文》启蒙诸书，层楼更上。”另著有《论史同异》二十卷（康熙铁汉楼刻本），曾评点《水浒传》，有醉耕堂刊本《王仕云评论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传世。

王仕云，又名王望如，号桐庵老人，又号过客，“江南江宁籍徽州歙县”（今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人。生卒年未详。他，勤奋好学，乐善好施。清顺治九年壬辰（公元1652年）科进士。“两任闽泉楚衡司季，俱以明允著声。”他，“醉耕堂刊”，于顺治十四年丁酉岁（公元1657年），撰写了《王仕云评论五才孚水浒传》卷首，有《水浒序》、《水浒总论》。他，编写了《鉴略四字书》的初级历史读物，记述了上起盘古，下至明弘治（即弘治十八年丙寅岁公元1505年）的古史，全为四言韵语，他的《鉴略》，“家炫户诵，濒有益于童蒙。较《三字经》、《千字文》启蒙读书层楼更上。”古今有评论说。其实，这本书并没有这么好。它的特点是比较通俗，却很严谨。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浓厚，历朝事迹，兴衰治乱之故，终不免罢遭讯。由于“裁缺”，于清康熙七年戊申岁（公元1668年）任程乡知县。王仕云莅任程乡知县的第五年，即康熙十二年癸丑岁（公元1673年）建好了“望杏坊”，并写下了《望杏坊记》。

《鉴略四字书》，王氏作于康熙二年（1663），其在序中言：“余彼逮西曹，日坐银铛汤火中，与甲士十余人嗷嘈杂沓，口拈古史集为四字，或取诸故本，或发自心裁，鞿鞍缭转，忧忧相接，以消永书耳！好事者录而成书，归来偶理残文败字，长儿部曰，此可为幼弟辈作句读。不谓传之坊客郑子元美，力请以梓…”

此书后世翻印累累。许遯翁曾言：江上王望如著有四字《鉴略》，家炫户诵，颇有益于童蒙，较《三字经》、《千字文》启蒙诸书，层楼更上。

王仕云在程乡，不仅鼎建“望杏坊”，还做了不少好事、实事——

康熙九年、十年，（公元1670、1671年）霖雨，东城崩裂六丈，西城崩七丈奇，北城崩七丈，西南崩七丈奇。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王仕云、王吉人（晋江人，贡监，康熙十七年任），相继修筑，以固城郭。

　　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北城楼”（即“铁汉楼”）因“兵寇”“敝坭殆甚”，王仕云“捐俸重修”并写有《重修北楼碑记》。

　　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王仕云“从绅士议评允列宪捐奉”，率绅士乐助鼎构“南楼”，并命其名为“文昌楼”，撰写了《鼎建南楼碑记》。

　　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王仕云捐奉，率绅士合力修葺“东楼”。

　　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王仕云续修《程乡县志》。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王仕云捐俸，移旧南楼材料，率绅士合力重建环城号铺二十六间。王仕云增二间，通为二十八宿号铺，并且撰写了《鼎建南楼碑记》。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重修“铁汉楼”，并写有“碑记”。

　　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重修建在城西北一里的“社稷坊”（元天历二年，知州冯惟吉建于大觉寺南。康熙十三年公元1670年御史沈复洁，移创城西北一里。）

　　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重修在大觉寺南，与旧“社稷”同坊的“雷雨山川坊”还写有“碑记”。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捐俸首倡筑建“祝圣大觉寺”。僧又募众鼎建祝圣殿、三宝殿，两廊大门。

　　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重修在城西北二里的“厉坊”。

　　康熙八年（1669年）修复“忠孝公祠”。

　　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重修“城隍庙”，并写有《重修城隍庙碑记》。

　　王仕云不仅热心公益事业，还是位诗联里手。且不说过去曾编纂过：字炫户诵，颇有益童蒙的《鉴略四字书》，点评《水浒》，就莅程乡知县，除写“碑记”外，诗联之作，也给程乡人留下了一些——《梅州署中睡起》：“须臾枕上来高卧，睡起谁分先后天。诗显画图休作字，琴中山水莫安弦。黄粱一甑长生国，白发千茎大隐禅。最具耳鸣能学道，世间哪有异有传？”

王仕云到程乡，“甫下车，辄问民疾苦，革弊厘奸，振兴士类。百姓戴若父母”。鼎建“望杏坊”就是一个例子。为什么会鼎建？这与他的信仰、意愿、行状分不开的。当时，世传了一个“谶语”（客家民俗中称“谶判”，是俚语的一种。）：“百花洲尾齐洲前，诸生出状元。”又听到、看到：“是邑多士祈瑞应。”加上，在县东二里元天历二年（己巳岁，公元1329年）为宋进士杨圭立了一座“攀桂坊”，在县西，“新造望坊，将以对待攀桂而鼓舞风云，不仅肃观瞻也。”（王仕云《望杏坊记》），于是在程乡任职五年后的清康熙十二年癸丑岁（公元1673年）鼎建了“望杏坊”。

1644年明朝的灭亡，在中国历史上而言，不单是朝代更换社会变局，也是文化上的重要转折年头，以汉族为主体的社会，迎来了一个从东北入关的少数民族政权。位于广东东北部的客家地区居民，则要等到两年后，方才深切体验社会变迁的痛楚。

1644年，清军入粤，从此拉开了数十年的战火纷争。然而，就是遭受了这样的战争创痛，经过百年的生息，梅州迎来文化上兴盛的乾嘉年代，涌现出宋湘、李黼平、吴兰修、谢清高、杨懋建、李光昭等一批在文化艺术领域取得很大成就的人物，出现了在科举上乡试“五科五解”的不凡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既有梅州自身经济社会发展到具有一定基础上的文教发达，也有文化传承中的厚积薄发，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这个时期梅州地区迎来几位具有文化意识、重视文教的地方长官。康熙初年的程乡知县王仕云，就是一位有作为、文化意识强烈、施政敢于担当的廉政官员。

勤政官员，重建兵燹后的梅州

王仕云是一位性格耿直的官员，他在泉州任职期间，闽浙总督佟岱弹劾吏部侍郎周亮工，诬陷他在福建布政使任上有滥杀百姓和巨贪行为。周被押回福建受审。王仕云受命参加审讯，但他秉公办案，认为加在周亮工身上的一些罪名不实，不肯附和上峰，因此得罪了佟岱，也被逮捕下狱，一度被判死刑。后来，周亮工案得以大白，坐了几年监狱的王仕云才洗净冤屈释放回家，后获重新起用。

王仕云于康熙七年（1668）来到程乡县上任，约在康熙十三年（1674）离任。王仕云可能是清初程乡知县中问政最为勤奋的官员，程乡县的城池、官署、文庙经过多年的战乱，已经破败不堪，在他带头捐俸的影响下，不断得到修复。

由于战火和年久失修，康熙初年，程乡县象征国家统治的重要场所破败不堪。如康熙九年、康熙十年（1670、1671）连绵大雨，程乡县东城墙崩裂六丈，西城墙崩七丈多，北城墙崩七丈，西南城墙崩七丈多，均是由任上的王仕云组织修复。其后，他又对东西两座城楼进行修复，资金由自己带头捐俸（薪金），发动士绅捐助解决。北门上的铁汉楼，是明末程乡知县陈燕翼将铁汉祠移建于北门城楼上的一座文化地标，奉祀北宋名臣刘元城。经过明清之际的动荡，铁汉楼经历战火、寇变，已经“敝圮殆甚”，也是由王仕云捐俸重新修缮的。

出于加强程乡县城防卫的需要，康熙十二年（1673），王仕云率领程邑士绅将旧南门楼的建筑材料，合力重建环城号铺二十六间，他自己增建二间，合称二十八宿，形成城池外围的拱卫之势。他采取这种措施，是鉴于1646年，程乡县在明朝即将灭亡之时，镇平民变的队伍攻破程乡县城的教训，当时城外空地太多，缺乏民房、号铺的地方预警，被贼寇乘夜攻城得逞。

据志书记录，程乡县的南门，在顺治初年，由知县葛三阳加建了一座文澜门，这既有风水的考虑，也有方便交通出入的因素。但有城门而无城楼，既不利于防守，也有碍观瞻。王仕云通过努力集纳资金建起文昌楼，后士子陈鹗荐等数十人中举，陈鹗荐还考上进士翰林，民间传说这与文昌楼的兴建有很大的关联。

当然风水兴人才只是一种文化心理的体现，真正的原因还是对地方教育的重视与推动。王仕云的努力，包括同时续修刻版已遭毁坏的《程乡县志》，正是出于对这种文化心理的激励。

重构梅州人对文化的自信心

早在宋代，梅州在刘元城、杨万里、刘涣等名宦寓贤的努力下，文教开始兴盛，递至明代初期，文教再次取得长足的发展。标志是文庙、武庙、城隍庙等重要文教设施不断完善，书院、私塾不断发展，“百花洲尾齐洲前，此地出状元”的谶语在文化人中深入人心。但是，由于明代中后期实施海禁政策，导致“倭寇”祸害广东沿海地区，在海上贸易的上游地区——梅州，先后发生张琏的飞龙国起义以及梁宁、徐嘉悌、陈绍禄、徐东洲、林朝曦等遍及程乡各地的民变起义，已有“文教邹鲁乡”雏形的客域，被朝廷视为需要王化的“贼巢”。到了明末，寇变蜂起，加上反清复明的战争在粤东北的拉锯展开，当时梅州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遭到严重破坏，文化的自信也降到一个低谷。王仕云在重建程乡人民的文化自信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乾嘉年间的人文鼎盛打下良好的基础。

王仕云先后对孔庙、城隍庙、较场的约所、厉坛、社稷坛、山川坛、曾芳忠孝祠等具有文化意义的建筑进行修缮。明代知县刘彬兴建的濂溪书院是一处重要的文教场所，位于周溪西岸，曾得到大儒陈白沙题写碑记。到了清初，濂溪书院已经破落，旧址被当地劣绅陈振权霸占使用。王仕云驱逐了霸占者，将之恢复原貌，仍礼奉周濂溪、朱文公牌位于内，安排常年经费，书院成为北社学的地点。

兴建七贤祠也是王仕云的一大政绩。七贤祠位于城内东北隅，这里明代是双忠祠的所在地。明末，知县陈燕翼将旧址卖给生员黄茂桂之父，用经费在攀桂坊兴建七贤书院。经过明清的战乱，攀桂坊的七贤书院不复存在。这时，黄茂桂决定把城内买得的产业捐出，由王仕云倡导各界支持，重新按原来的格局建起七贤祠。后来在七贤祠的基础上，知县王吉人建起培风书院。

梅城东郊有一社区名为攀桂坊，乃纪念宋末乡进士杨圭而得名，另一位宋末乡进士侯安国教授于梅州，见当地风俗淳美，遂举家移居于此，声名鹊起。明代就出了翁耆硕、陈一厚等举人。明末清初，举人张琚所在的张氏家族、举人萧墱的家族、松口翰林李士淳家族部分后裔移居此地，加上江夏堂黄家、陇西堂李家等陆续进入，蔚然成为一大人文社区。相反，宋代程乡县老城的西区在清初却陷入沉寂状态。

西区大觉寺一带，在宋代是著名五马坊社区，是宋代进士古革、黄僚、叶大经等居住的旧宅所在地，附近的曾井也是当年文化名流定居的地方，如蔡蒙吉家族就曾定居于此。康熙九年（1670），刚为大觉寺完成祝圣殿兴建和三宝殿维修，王仕云认为，既然程乡县城东郊的攀桂坊声名鹊起，出了不少文人雅士，西郊也很有必要促成一个人文社区与之对应，“不仅肃观瞻，而且鼓舞风云”，激励当地的读书人奋进，令更多的士子荣登科甲。经过筹划，终于在三年后建起一座坊表，他将之命名为“望杏坊”，即希望当地的读书人奋发进取，最终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荣登天子堂。唐代高蟾“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之句，“天”和“日”是天子的代称，天子之下的碧桃和红杏意为位极人臣的读书人。这片区域后来以“红杏坊”而知名，成为一个地标。

“红杏坊”命名后的两百多年里，虽然未能如王县令所期望的那样产生状元，但并未辜负倡建者的一片苦心，人文一片鼎盛，产生了黄仲容、林丹云、张敦道“一里同科三进士”的奇迹。至晚清，更出现“上市梁，下市黄”的说法，证明这时的红杏坊与攀桂坊已旗鼓相当。红杏坊与攀桂坊的交相辉映，支撑起梅城文教平衡发展的理念，大大刺激了梅州士民发展文教的信心，使得宋代流传下来的百花洲谶言不再是神秘的预言，而成为梅州城市发展、文教推广的助推器。而文教意识的觉醒，首先要归功于王仕云。

一位真正的文化型官员

应该说，自宋代以来，担任梅州知州、程乡知县的地方行政长官，大多是以科举出身或者具有相当文化素养的人。若以发自内心对文化的热爱，且躬行于施政当中成绩突出的标准来衡量，王仕云是其中的佼佼者。

西阳的李素是明代中叶举人，致仕归家后曾在梅城东社讲学，后又在家乡西阳松冈创办书室，名为“拙庵”，学者远近宗之。其子李尚理与著名思想家湛若水交好，热衷于心学的传播。这样一个传播白沙之学的文化圣地，到了王仕云履梅任职的清初，已经破败不堪，也是由他倡导修复书室，书其祠曰：“山中宰相”。李素的后裔李蕴（字毓真）曾经仗义宁愿舍身，也要救护全乡人民免于土弁的祸害，王仕云曾为其颁旌（匾）表彰，题曰“潜德幽光”。

王仕云还热心程乡县宗教文化建筑的修复，除了上述的大觉寺外，西阳明山宫、感应岩、阴那山西竺寺、松口二水庵、县东开泰寺等都有他参与捐俸维修的记录。

著有《四字鉴略》这部历史启蒙读物的王仕云，还关注通俗文学，表现出与当时儒家知识分子不同的气度与品味。这位继金圣叹之后评点《水浒传》的文人官员还喜欢撰拟楹联，在梅州曾留下多处文化遗迹，遍及县衙、寺庙、文庙等处。程乡县衙署头门云：“讼贵平情，如得情则勿喜；事求无过，欲寡过而未能。”仪门云：“律己无私，愿披五蕴千人见；居官有则，虽设重门四望开。” 他于康熙八年（1669）重修忠孝曾公祠，铭楹云：“曾公凿井，狄公寿泉，程处士应配享万年香火；郑侯择里，陆侯肯堂，王令尹恐难对异姓高曾。”城西垣下有华光古庙，不知创建于何时，望如中丞（王仕云）镌柱云：“面前行走不甚宽，处处留转脚地，作长依广厦；空中感应何大巧，时时用诛意法，现垂复慈云。”梅城北今金山顶附近有雨花庵，内柱云：“趁色身精猛，及早回头，便有放下处放不下处，全仗莲花藏里，手段轮回；靠平素积心，随时歇脚，断能今死得明日活得，岂令优钵香中，业因逼现。”也是王仕云的楹联作品。

王仕云自号“古今过客”或者“江南过客”，喜欢以此作题名落款，显出他作为江南文人的真性情一面。他在南口参与兴建一座石桥。这座石桥本来在明末就由翰林李士淳提倡兴建，未果。他捐俸建成后，将桥命名为“过客桥”，既有方便来往过客的意思，又寓含了他“古今过客”名号。

清朝康熙年间的进士、广东学政迟煊这样评价他：“王君仕云，以淹雅恰博之才，当盘错毕举之地，政治闲于迎刃，文学茂以通渊。”

《梅联最话》作者、梅县籍晚清贡生王漱薇评价道：“中丞各处所题联，官衔下必书‘古今过客’，用于寺观固不妨，乃重修孔庙碑，竖于仪门者亦然，殊不庄重，且与官衔并举，亦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