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桐龄（1878—1953），字峄山，河北省安新县赵北口人，毕生致力于历史学领域研究和历史教学工作，勤奋著述，桃李满天下，是享誉海内外的史学大师。主要著作有《中国史》、《中国民族史》、《东洋史》及《尚俭堂诗存》等。

王桐龄（1878—1953），字峄山，河北省安新县赵北口人，王桐龄幼年入私塾，接受旧式教育。他才思敏捷，读书非常用功。经常阅读经学、史学、小学等文史典籍，青年时参加科举考试，考中秀才后进入直隶最高学府——保定莲池书院就读。1902年以秀才身份考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接触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接受新思想。期间，根据1898 年中日政府间签订的留学协议，经清政府管学大臣张学熙奏请，1904年王桐龄作为首批留学生赴日深造。

留日之初，王桐龄就读于日本第一高等学校第一部，1907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系统学习历史学理论知识。经八年异国求学，1912年获史学学士学位，成为我国首批在国外攻读史学而正式毕业的学子。

学成归国后，王桐龄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秘书，后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系任教，这是他执教生涯的开始。1923 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王桐龄继续从教至全国解放。期间，曾再度赴日本进修，并先后兼任北京政法大学、中国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历史课程，讲授中国史、中国民族史、北三民族活动史、东洋史等课程，在历史教学工作中辛勤耕耘近四十年，以正直的人品，渊博的学识，丰富的教学经验，赢得师生同仁的敬佩与尊重，与地理学家白眉初并称为北师大史地部的两位大师。王桐龄的学识即使在当时的日本也有较高声誉。在东京帝国大学——他留学的母校，中国北大、清华、北师大、南京中央大学等六所高校的毕业生，只要有帝大认可的学者介绍，便可免试直接进入帝大研究生院学习，王桐龄就是其认可的学者之一。

王桐龄学养深厚，学识丰富，涉猎知识广泛，对典籍史料熟谙于心，尤其对古籍经典能熟读精读，如数家珍。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学于北师大的学者隋树森先生记述:国学大师梁启超曾在北师大讲授中国社会史，当时王桐龄虽已是教授，也经常和同学们一起听梁先生讲课。梁启超先生授课时没有详细的讲稿。只有提纲，而且经常引经据典。有时援引书中内容却引述不出来，这时他总是说“请峄山先生背背”。王桐龄总是站起来高声背诵，几乎一字不差。

王桐龄积极参与学术交流，多次应其他高校之邀赴外地讲学。1924年，他与鲁迅先生、东南大学陈忠凡教授、南开大学陈定谟教授、北京大学理学院夏元理等十余名专家学者应西北大学邀请赴西安讲学，对促进落后、闭塞的西北学术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学术交流中，王桐龄与鲁迅先生结下深厚友谊，鲁迅先生在日记中曾有多次记载。1929年1月北方史学会成立，王桐龄当选为学会委员，为推动史学研究和发展做出了努力。

王桐龄治教严格，治学严谨，对当时日本学者严谨的学风大为赞赏，特别是对日本史学界收集史料的方法极为赞誉。他反对在教学中以朝代更迭的简单分区教授课程，注重从历史事件的背景入手，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方手段研究历史事件，以期得到切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分析，以此开阔学生视野，启发学生思路。王桐龄要求学生涉猎知识要力求广泛，所谓开卷有益。为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接触更多知识，1917年他与张之轩共同赞助京师大学堂师范部图书室，使之正式建立图书馆，收藏图书，方便师生查询阅读。

王桐龄生活的时代，中华大地饱受欺凌。作为史学界学者，他坚持用独到的史学观点分析问题，观察世界，并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八年漫漫长夜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早在清末，王桐龄在《日本视察记》一书中曾指出，日本一直以东亚盟主自居，从政治、法律、教育、历史、地理、文化、军事等多角度，对中国国情进行调查研究，并出版许多著作。王桐龄认为日本学者严谨的学风和搜集资料的方法固然值得学习，但中国也要警惕日本的侵略本性。1937年北平沦陷，大学南迁，王桐龄因年老体弱留在北平。日本人为笼络文人学者，邀请王桐龄出任北师大校长，以弘扬日本侵略者的文化“繁荣”。王桐龄以尚俭知名，日本人以为他一定喜好功名利禄，定会接受任命。但王桐龄自小便熟读四书五经，接受民族传统教育，有强烈的民族正义感。他严辞拒绝，宁可到私立大学教课，换取微薄收入藉以糊口，也坚决不为日本人服务。后来日本人还派宪兵对其寓所进行搜查，看是否同抗日分子有联系。在当时的沦陷区，水深火热，日寇横行，敢于表明立场，充分显示出王桐龄作为一位爱国学者的民族气节。

王桐龄勤奋治学，从事学术研究几十年，积累了丰富经验。他认为治学一要占有充分、确凿的史料，二要有鲜明、有创建性的研究方法，这些必须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为此他甘于寂寞，寒窗冷凳，坚持不懈地涉猎古文献，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搜集梳理中国数千年的关键内容进行综合研究，以独特的史学观点和研究方法。在历年教学讲稿、讲义和史学研究的基础上埋头写作，以一己之力完成数百万字的学术专著，出版《中国史》、《中国民族史》、《东洋史》等著作，并撰写《中国文化之发源地》、《汉唐的和亲政策》等数十篇论文，发表于《师大月刊》、《清华学报》、《史学年报》等刊物，其所需精力和学识可想而知。

1932年王桐龄的《中国史》由文化学社出版，共计一百二十多万字，叙述中国从远古到清末的历史，规模宏大，波澜壮阔，梁启超称赞该书“成一家之言”，可谓实至名归。全书体例独特，史料丰富，脉络清晰，语言精辟，有着重要的史学价值和深厚的文化意义。他把历史上的诸多枝蔓全部删除，只将关系朝代盛衰的大事加以描述，大部分内容放在对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对国家兴亡和历史人物成败得失的分析，并以此为线索，贯穿全书。他在书中注重改变以往以朝代区分的写史观点，将中国史分为上古史（从神化年代到战国末）、中古史（秦始皇统一中国至唐末）、近古史（从五代到明末）、近世史（从清初到清末）四个部分。他认为中国文明的进程，由上古时期的萌芽阶段，发展到中古时期的鼎盛阶段，至近古时期渐趋衰微，最终发展到近世的力不从心，呈现西学东渐局面，其独特的历史分期方法使中国史发展脉络清晰。王桐龄史观的特别，还体现在对事物、人物的重新解读中，如对王莽篡位，他称之为“不得不篡立”原因有二，一是当时诸侯势力微弱。二是外戚权重，如果王莽不篡位恐有灭门之险。王桐龄解读史作，采用“二分法”，对事物事件分析源于事理，极尽精辟。

《中国民族史》于1934年首次出版。《中国史》偏重于国家之兴亡和文化社会之进退，《中国民族史》则注重于“民族之混合及发展之足迹”，可以说是“中国民族交往史”或“中国民族融合史”。全书以汉族发展史为主干，把汉族的发展分为一个胚胎期（六古至唐虞三代）、四次大蜕变（春秋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宋元、清）时期以及四次蜕变之间的三个修养期（秦汉、隋唐、明），以中国历史分期为章节，以汉族与其他族群之间的交往与融合同化为主线，引经据典，详细介绍历史上各个族群部落融入中原以及边疆各个族群部落被中原文化同化（汉化）的过程。其最核心的观点认为中国各族群经过几千年的交流与融合，实际上已成为血缘混合的群体，“实则中国民族本为混合体，无纯粹之汉族，亦无纯粹之满人”，强调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

《中国民族史》紧紧围绕族群交往与民族融合这一主线，最大特点是在每章的“附录”部分，以表格形式开列出从历史典籍中查找出来的有关各族群“接触事件”，跨境移民“归化部落”以及各朝代皇族中的族际通婚（后妃族属、公主宗女下嫁）、朝臣族属、朝臣更改异族姓名等情况，共有表格161个，另有反映历朝皇室族属世系表68个，这些资料对于研究中国民族交流融合，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研究资料。全书着重说明分析族群之间的融合，在“序论”中，王桐龄专门整理出一个变量系统，其中各个变量可以用于具体描述和衡量各个族群之间的关系同时可用于数量统计和变量分析。通过这种数量统计和变量分析，把民族融合过程归纳为:杂居、通婚、收养、改变姓氏、接受语言文化、改变服色风俗六类。这样的理论框架和论证方法，在近代中国民族史的研究成果中是十分罕见的。

王桐龄在历史研究领域的贡献，还在于他最早开设外国史教学课程，是中国近代最早讲授外国史且年纪最长的教授。他把世界史分为东洋史和西洋史，其授课内容属东洋史范畴，教学水平很高。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缺乏第一手资料，研究成果不多。1922年王桐龄出版《东洋史》一书，全书约四十万字，分为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三编，从远古的传说时代写到明朝时期，以汉族为主，满、蒙、西藏、朝鲜、日本、安南、暹罗、缅甸、印度及中亚细亚民族辅之，论述日本及东方其它民族文化教育的演变。该书极富时代特色，对当时的中国人进一步认识自己的民族和认知世界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王桐龄生活在中国社会激荡变革的年代，经历了清末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北洋政府的政权更迭，民国时期的内战，日寇的入侵及解放战争，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本身经历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作为一名历史学者，虽然读的是古书，教的是历史，但他痛于中华民族严重的生存危机，从未放弃对社会发展的思考，对旧有体制、思想文化作历史的回顾与总结，以应对时代问题的感悟与反思，为后世留下《中国史》、《中国民族史》、《东洋史》三部洋洋巨著。其《中国史》《中国民族史》两部著作一版再版，成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通史及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对后来的通史及民族史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

1953年，王桐龄因病逝世。

1989年，一直生活在海外的王桐龄之子王霈和儿媳万思惠（历史学家张星烺的学生），为弘扬两位老先生的治学精神和爱国的高贵品质，激励后学，出资设立“王桐龄张星烺奖学金”，奖励历史系品学兼优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