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梓木（1895年-1967年6月18日，原名王铎，又名王锋，王世平），生于木兰县吉兴乡刘家粉坊屯。

自1918年先后就读于黑龙江省一中、沈阳高级师范学校、北平燕京大学。1924年入北平英国教会办的荟文学校学习英语。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毅然退出荟文学校。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西北陆军干部学校炮兵科学习。1926年从军校毕业后，在西北军中历任参谋、骑兵第五师政治委员。1927年春至1930年夏，在国民革命军团（后改为六军）任中共特委书记、军校政治教员、教育副官，西北军总司令部参谋、军械官、国民革命军第13路军第二军参谋处长等职务。同时，兼任地下中共河南省洛阳县委委员、陇海铁路工会秘书。1931年以后，在天津做地下工作。1936年任中共北方局联络局情报部部长。1937年调中共北平联络局工作。同年6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任军事教员。1938年1月，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1939年到重庆随周恩来工作。1945年至1947年，在延安八路军总部任高级参谋，在中共冀鲁豫分局城工部工作。1948年8月，调东北工作，任嫩江省政府委员、省政府第二副主席，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兼任省荣军管理委员会主任。1949年4月，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政府党组成员。1950年5月，兼任中共黑龙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54年8月，任辽宁省鞍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副书记。1956年12月、1958年12月、1963年12月，连续当选为辽宁省第一、二、三届人民委员副省长。1958年5月，兼任辽宁省科学工作委员会主任。1967年6月18日在沈阳逝世。

早年父母双亡，由兄抚养。从1918年起，先后在齐齐哈尔黑龙江省立第一中学、沈阳高级师范学校、北京燕京大学就读。1925年7月考入西北陆军学校。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春，王梓木从西北陆军学校毕业后参加了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担任过政治教官、参谋、机要处长等职。在这些公开身份掩护下，王梓木在西北军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0年4月，发生了蒋、冯、阎中原大战。这时，王梓木在冯玉祥部13路军任参谋处长。在陇海铁路北侧指挥作战时，他右腿负伤被锯掉。1931年6月，王梓木伤势未愈，接到命令返回13路军。后13路军溃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革命又处于低潮，王梓木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32年春，王梓木在济南开了远东书局，与友人合开人文印务社。期间，他和党组织恢复了联系，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并用书局所得利润做党的活动经费，利用开印务社的便利条件，为地下党组织印刷大量宣传材料，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因叛徒出卖，天津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王梓木脱险后，赶到北京找到担任过冯玉祥机要秘书的耿耀张。耿推荐王梓木到山东泰安找冯玉祥。王梓木见到冯玉祥，冯有意将其留在身边。并亲赴南京保荐他做少将参议，许诺月俸为400银洋。王梓木谢绝了。

等风头一后，王梓木又回到天津，与党组织接上头，恢复了组织关系，任中共北方局情报处长，继续做冯玉祥、张学良、韩复榘等人的统战工作。

1937年6月，王梓木到达延安。他先后在抗大和中央党校任军事教员。1937年11月，受党组织委派去西北军做鹿钟麟的统战工作。鹿钟麟在西北军地位是仅低于于冯玉祥的二号人物，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无论五原誓师，还是察北抗战，都表现了积极态度。中共中央为了争取鹿钟麟，已派中共党员申纯伯和李新农到鹿钟麟身边工作，担任了鹿钟麟的幕僚。

王梓木第一次见鹿钟麟是由张友渔陪同。鹿钟麟专列停在河南新乡时，张友渔和王梓木登上了列车，与鹿钟麟长谈后，他们留住在列车上。其间，王梓木向申纯伯、李新农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争取鹿钟麟抗战的统战策略，还送给李新农两本中共中央印发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和《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小册子。通过这次谈话及反复阅读这两份文件，李新农对抗战的本质和前途有深刻的认识，结合学到的理论和当时的实际，写了一本名为《抗战必胜论》的小册子。鹿钟麟看了认为很好，当时就批印了3万册，发给了西北军所属部队。这本小书为我党做国民党西北军的统战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

这时蒋介石对鹿钟麟有了戒备，怕鹿钟麟在抗日前线再搞一个西北军集团，1937年底将鹿钟麟调回武汉，担任军委会军法总监。鹿钟麟把申伯纯和李新农留在身边当高参。在武汉，李新农找到王梓木，汇报了蒋介石与鹿钟麟的情况。王梓木带着李新农直接见周恩来。周恩来说：“已经听梓木同志谈过你了，你们在鹿钟麟部的统战工作是有成绩的。你今后可以和梓木直接联系，有重要大事就找他。”此后，每隔三五天，李新农就找王梓木汇报一下情况。

1938年2月的一天晚上，周恩来和王梓木到鹿钟麟在武汉的住宅。和鹿钟麟谈了几个小时，希望他能挺进华北敌后。1938年6月初，鹿钟麟顶着冀察战区总司令和河北省政府主席的桂冠，坐火车离开了武汉。申伯纯继续担任鹿钟麟的高级参谋，李新农被鹿钟麟任命为河北省政府参议。仍作为王梓木隐藏在西北军的一根暗线。1938年底李新农奉命回到八路军系统。申伯纯在鹿钟麟部工作至1939年底才回到八路军总部。申纯伯和李新农后来成为八路军情报工作的骨干。

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任书记，董必武任副书记。考虑到王梓木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各种关系十分有利于做国民党军队上层人物统战工作，组织上便安排他到南方局军事组工作，对外的名义是八路军驻重庆的高级军事参议，实际上是做国民党军的军事统战和情报工作，掌握着许多极其机密的军政情报和几十个中共在国民党军队系统里潜伏人员的情况和线索。从1943年开始，他还兼任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秘书，1943年6月28日，周恩来带领南方局一部分干部返回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的筹备工作，南方局副书记兼重庆工委书记董必武留在重庆主持南方局工作。

为了照顾王梓木行动不便的腿，南方局高级领导干部的整风学习就在南方局军事组办公地点的曾家岩底楼的会议室里进行。

1943年9月的一天下午，整风的主题是同志们相互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当轮到大家对王梓木展开批评的时候，就有一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同志针对王梓木平时的工作作风和性格脾气，提出了比较尖锐的批评意见，最后还说他是“西北军的封建军阀余孽”。王梓木一听这话就火了，立即与这位年轻同志发生了争执。

散会后，当董必武批评他不能正确对待同志们的意见时，一时怒气未消的王梓木又与董必武发生口角。回到屋后，越发想不通的王梓木一气之下，竟然独自走出周公馆，叫了一辆黄包车径直去到上清寺康庄2号楼，这是冯玉祥设在城内的办事处。

冯玉祥听完王梓木的陈述后，也十分气愤。因为他平生最耿耿于怀的就是别人说他是军阀，王梓木曾是他的得意学生和重要干部，竟被共产党的同志说成是军阀，这也就像是在指着他的鼻子说他是军阀一样。他立即打电话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让他把王梓木八路军高级军事参议的名额和薪俸收回去。他要王梓木写一份脱离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声明登报，就安心留在他那里工作。王梓木放心不下自己妻子和儿子。他的妻子郑德芳在南方局外事组担任英语翻译。于是，他给曾家岩周公馆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就在冯玉祥的康庄办事处里，不准备回去了。

南方局负责外事工作的王炳南接到王梓木电话后，立即报了董必武。董必武立即派王冶秋和梁蔼然前去康庄劝说并接王梓木回来，王冶秋也是南方局隐蔽战线的成员，公开身份是冯玉祥的国文教员和秘书，梁蔼然前面介绍过，是经周恩来批准，经王梓木安排在鹿钟麟身边的情报人员。同时，董必武也把王梓木出走的事电告远在延安的周恩来。

周恩来回电给董必武，要不惜一切代价，务必促其回来。在《王冶秋传》一书 “劝阻王梓木出走”章节中，详细记述了事情经过——

王冶秋和梁蔼然一起来到康庄，与王梓木地谈了一下午，也没有效果。二人到曾家岩向董必武作了汇报。焦急的董老要他们二人再想办法，一定要把王梓木劝回办事处。于是，王、梁二人又回到康庄继续慢慢地做王梓木的思想工作，直到天亮，也没有多大起色。 这时，突然楼下响起一男一女的吵嚷声。王冶秋推开窗户探头望下去，只见王梓木的夫人郑德芳怀里抱着刚满一岁的孩子，嚷嚷着要进康庄大门，说是要找自己的丈夫王梓木。而冯玉祥的康庄办事处处长戴树勋却拦住郑德芳不让她进来。王冶秋立即跑下楼来，向戴树勋说明情况后把郑德芳接进院里，并带她到了三楼王梓木住的房间。郑德芳一进到王梓木的房间，就把孩子往王梓木怀里一放，哭着说家里出了事，要王梓木马上回去。这时，王冶秋也声色俱厉地对王梓木说到：“老王，你这样做，既对不起党，也对不起你的夫人和孩子呀，就是看在你夫人和孩子的面子上，你也该回去呀！”经过一夜思想斗争的王梓木这才把桌子一拍，站起来说到：“好吧！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我回去。麻烦你们回办事处一趟，让他们派车来接我。”王冶秋立即跑到曾家岩告诉了董必武，办事处派人开车去康庄把王梓木夫妇和孩子接回了曾家岩。

王梓木出走办事处的事，当时在国共两党内部都曾引起不小的轰动。因为王梓木掌握着中共在重庆精心培植起来的高级军政情报网，手里有几十个直接与他单线联系的我党打入国民党各方面的情报人员，尤其是在国民党各军队上层里的中共秘密党员。王梓木手里的情报网是我党延安高层决策的一个重要情报来源，是我党把握国民党及国际动向的重要耳目，这方面一旦遭到破坏，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周恩来和董必武得知王梓木出走后，心里十分着急，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把王梓木弄回办事处，确保我党情报系统万无一失。其次，王梓木也是在国共两党军界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他自己主动离开八路军办事处，给了国民党策反他的机会，这也是周恩来和董必武最担心的一点。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就在王梓木刚被接走后不久，就有两位身着国民党少将军服的军官来到康庄，自称是王梓木的朋友，要见王梓木。结果他们来晚了一步，连王梓木的人影也没见着，只好悻悻而去。这两个人是戴笠手下的军统特务。军统没有善罢甘休，他们派了一些小特务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门前和红岩村聚众闹事，叫嚣说共产党把王梓木秘密处死了。八路军办事处为此还专门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让王梓木公开与媒体见面。在劝说王梓木工作中出力最多的王冶秋后来也被国民党特务列为暗杀名单，所幸为我党上层统战人士在无意中知道了这个绝密情报，派人给戴笠担保王冶秋不是共产党，王冶秋才躲过这一劫。

王梓木回到办事处后，主动向董必武作了深刻检讨。考虑到王梓木不适合再在国统区工作，1944年12月，中共中央安排他随周恩来回到了延安，担任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谋。回到延安后，王梓木还给毛主席写了一份书面检讨。毛主席给他回了信说：“梓木同志：来信看到了，欢迎你回来。你过去做了许多有益于党与人民的工作，今后望你继续做下去，一时的错误你已改正了，了解了，也就过去了，不要时时记在心里。也许你经过这个挫折会要大进一步的，那末，错误也就转变为有益了。”毛主席的话语十分亲切，这让王梓木心里感到十分宽慰。王梓木从此把毛主席的这封回信一直珍藏在身边。

后来，王梓木先后任嫩江省政府副主席（1948年）、黑龙江省副省长（1949年）、鞍山市副市长（1954年）、辽宁省副省长（1958年）等职。1967年6月18日，王梓木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终年76岁。1978年2月，王梓木的冤案得到了平反。1978年3月18日，中共辽宁省委在沈阳举行了王梓木骨灰安葬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