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治国，1923年7月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1939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194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4月，王治国同志随部队南下湖南，先后在湘潭市、湘阴县、湘潭地区、省委、省政府、省顾问委员会主要领导岗位上工作。1992年12月，从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岗位上退下来。1995年1月，中央批准王治国离休。2004年2月，中央批准王治国享受省长级医疗待遇。

王治国，1923年7月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1939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194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4月，以军分区宣传科长的身份随军南下。先是在岳阳整编训练国民党岳阳县自卫团。随着南下的部分军队干部转入地方，王治国被安排到湘潭地委办的建设学院工作，1950年3月调任湘潭县委委员兼城关区区长，建市后改任湘潭市市长、市委副书记。

1952年7月，任湘阴县委书记。

1954年，王治国任湖南省指挥部副指挥长兼南洞庭湖的指挥长。

1956年春，王治国接任湘潭地委书记

1957年，王治国列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

1964年，湘潭地区分家划为湘潭、岳阳两个地区，王治国调回省委任省委农村部副部长、省人民政府农林水办副主任、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1965年，大型水利灌溉工程——韶山灌区上马，王治国任副总指挥兼副政委及工程党委书记。

1969年秋，恢复工作，任湖南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农村组副组长，后任省生产指挥组副组长、省委农村领导小组组长。

1977年，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副省长

1983年，王治国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任省顾委副主任。

1992年12月，从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岗位上退下来。

1994年，王治国当之无愧地赢得了“袁隆平基金奖”。

1995年1月，中央批准王治国离休。

2014年2月19日6时40分因病医治无效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

王治国1923年出生于山西，在山西他度过了童年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烽火岁月。1949年4月南下湖南后，他就一直在这片远离家乡的红土地上奋斗着、奉献着，把湖南当成了“第二故乡” 。王治国出身农家，三四岁开始认字，7岁进小学，“ 七七事变” 后投身抗日救亡洪流。在北方家乡的对敌斗争中，他是英勇的战斗员和出色的宣传员，长期担任党的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职务，参军后又任独立营副政委、教导员等职。而1949年来到湖南后，从县委书记干到副省长、省委副书记，田野始终是他的广阔的办公室，农民始终是他心头的牵挂。甚至在退居二线任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时，仍然密切关注湖南农村的建设工作。他在回首往事时，感慨地说：“ 我在湖南的50年中，和湖南全省特别是湖南农村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王治国是以军分区宣传科长的身份随军南下的。进入湖南，他先是在岳阳整编训练国民党岳阳县自卫团。随着南下的部分军队干部转入地方，王治国被安排到湘潭地委办的建设学院工作，1950年3月调任湘潭县委委员兼城关区区长，建市后改任湘潭市市长、市委副书记，1952年7月任湘阴县委书记。

虽说当时王治国来湖南已有3年，但除了湘潭，他对湖南地形地貌知之甚少。打开地图一看，湘阴四周环水。想到要面对水天相接、一望无际的景象，来自山西的“旱鸭子”心里着实紧张。可是越惧什么却越躲不过什么，王治国上任不到两个月，老天爷就试图给他一个“下马威”：9月24日，湘阴遭受大水灾，鼎新垸、民新垸等溃决，1600多人遇难。王治国立即带领县委一班人以及全县干部群众抗灾救灾，组织生产自救，重建家园。他根据湘阴一半湖区、一半山区的特点，因地制宜地部署工作，较好地恢复了生产，度过了难关。

“吃一堑，长一智”，不能再让洪水肆虐。1952年冬至1953年春，在省、地委的领导下，王治国组织湘阴人民整修了南洞庭湖。天道酬勤，1953年湘阴获得了大丰收，超额完成征购任务，也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问题。

不料，好景不长。1954年6月以后，长江流域洞庭湖区又遇前所未有的特大洪水，湘阴湖区只剩一个垸没淹，大部分堤垸漫溃，垸内一片汪洋，20多万湖区群众无处安身。怎么办？王治国将眼光移向了山区。将湖区灾民转移到山区是个好主意，可是山区与湖区素有的矛盾又使他感到棘手。

因为地理环境的差异，山区群众长期过着不算富裕但还稳定的生活，而湖区饱受洪涝侵害，“十年九不收，一年狗吃粥”。贫富差异导致两边的群众矛盾重重，连山里人到湖区去帮助扮禾也要遭受欺辱。看来，要顺利安置湖区灾民，先得做好山区与湖区两边群众的工作。他和县委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天下农民是一家，有难大家帮。”湖区有了难，动员山区群众主动来帮忙，团结抗灾，团结度荒，并创造了“借鸡生蛋”的救灾办法，也就是湖区灾民被安置在山区群众家后，借山区群众收完一季稻的“冬闲田”生产自救。这样，很快把灾民安置了下来，并加强了山区与湖区农民的团结。

防汛抢险、修堤治湖，王治国始终战斗在第一线。1954年灾后省委决定治理洞庭湖，设立了全省整治洞庭湖指挥部，下辖西洞庭、南洞庭两个分指挥部。王治国任省指挥部副指挥长兼南洞庭湖的指挥长，他在湘潭地委支持下，带领湘潭地区、宁乡、望城、湘阴、岳阳等地的干部、民工、技术人员展开了治湖战斗，指挥部就设在湘阴临资口镇。

灾后的冬天似乎特别长，也格外冷。即使这么多年过去，在王治国的印象中，那一年的冰天雪地仍令他刻骨铭心。战天斗地、与严寒抗争就是那个寒冬的全部内容。本来就缺衣少被，还得注意工地安全问题，规定工棚里不准生火，冻得民工受不住。不想冻死吗？那就干脆出工吧。劳动成了御寒的好办法。

“英雄的人民，英雄的事业，英雄的人民治理洞庭湖。”工地提出的抗冰抗冻、战胜困难的口号鼓动着不会被冰冻吓倒的工地指战员，6万多干部群众同心协力、艰苦奋斗，战胜严寒和施工中的各种困难，提前完成了治湖任务。从1954年冬到1955年春，3个多月时间，修建4道新堤，总计堤长500里，花费土石方680多万方，堵住7个溃口。这一年的整修卓有成效，为南洞庭湖区抗洪抗灾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亲身感受了湖南的水灾之患，王治国深知兴修水利之重要。1956年春王治国接任湘潭地委书记后，大办水利成了他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1957、1958、1959，连续3年大办水利，攸县酒埠江水库、醴陵官庄水库、岳阳铁山水库、宁乡黄材水库、湘潭花石水库……这些今天依然发挥着作用的水利设施，都是在王治国直接领导下建设的。

1964年湘潭地区分家划为湘潭、岳阳两个地区，王治国调回省委任省委农村部副部长、省人民政府农林水办副主任、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1965年，大型水利灌溉工程——韶山灌区上马，华国锋任总指挥兼政委，王治国任副总指挥兼副政委及工程党委书记，具体负责建设施工。10万民工上阵，1年建成通水，圆满完成了任务，为此王治国深感欣慰。那之后，对省里其他水电工程，如五强溪水电站、凤滩水电、黔阳小水电、欧阳海灌区、大圳灌区、六都寨灌区、青山水轮泵以及全省水利配套工程，他都一如既往地积极支持，因为他深切地体会到：水利是农业生产的生命线啊！此外，他对绿化荒山、植树造林、开发丘陵、平整土地等农田基本建设也付出了辛勤劳动，全省学洛塔、学野鸡坪的决定，就是他起草的。

20年前，对于是否推广杂交稻还存有对立的两种意见，王治国属积极支持推广派。当时，他无法料到，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甚至会在国际上引起第二次“绿色革命”。

王治国一贯重视湖南的粮食生产，原因很简单：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吃饭是第一位的大问题。饿殍载道的景象触目惊心，挨饿的滋味痛心入骨。湖南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有责任挑起粮食增产的大梁。

有句农谚：“有收无收在于水，多收少收在于肥。”王治国笃信。他在当湘潭的地方官时，就重视抓肥料建设，积极推广醴陵集绿肥、挖凼子的办法，每年大搞一次积农家肥运动，叫“四勤八有”。1957年，王治国列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就“醴陵企石农业社狠抓肥料建设，实现亩产过千斤”作了专题汇报。

王治国从事农村工作的时间很长。1969年秋，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王治国恢复了工作，任湖南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农村组副组长，后任省生产指挥组副组长、省委农村领导小组组长，1977年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副省长，都是分管农村工作。就是在这段时间，他参与了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的具体领导和组织工作，关注和支持了这项重大农业新科技的试验。

对于杂交水稻的推广价值，有人曾产生怀疑：“空壳率高，能推广吗？”王治国说：“事实胜于雄辩。1976年至1981年，全省累计杂交稻种植面积8550多万亩，其中杂交晚稻7000多万亩，共增产稻谷90亿斤左右，平均亩产比常规稻要高100多斤。杂交稻的推广迅速地改变了晚稻低产的面貌。1975年全省晚稻亩产平均只有351斤，1981年上升到537斤，其中杂交晚稻平均亩产650斤，有5个地市33个县亩产700斤以上。省、地、县农业部门联合在湖区搞的7个百亩丰产示范田，杂交晚稻平均亩产784斤。”

看准了的事就抓紧干。在应用推广杂交稻方面，王治国下大力抓全省组织协调工作，为争取时间，组织大量人力、财力到海南、云南等地制种，把试验、示范、推广联成一体，使农业科研、院所校和各级农业行政部门，上下左右统一起来，一条心、一股劲做好试验示范、推广普及工作。他经常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并对湘南、湘中、湘北分类指导。由于杂优水稻的迅速推广，很快实现了晚稻超早稻的多年愿望，为调整农业布局和耕作制度创造了条件，促进了农业技术改革，提高了科学种田水平，使湖南省粮食生产连续登上新台阶。

王治国亲率省农业厅、省科委的领导同志几次三番奔波在北京，向国务院有关部门广为宣传，又参加了全国杂交稻授奖大会。为了表彰袁隆平的巨大贡献，国务院决定对杂交水稻研究设立特等奖，奖金10万元。这次大会确立了袁隆平在杂交水稻研究中的地位。1994年，王治国当之无愧地赢得了“袁隆平基金奖”。

1983年，王治国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任省顾委副主任。他仍然密切关注湖南农业和经济发展。用他的话说，就是：“长期做农村工作的同志，对农业、对农民、对农村工作有深厚的感情。农业的兴与衰、农民的喜与忧，一直萦绕在大家的心头。农业丰收，大家都高兴；农业徘徊，大家忧虑；农业减产，大家都焦急。”

“王治国是个待人诚恳，工作作风朴实的好领导。”与他共过事的同志都这么说。

王治国刚到湘阴时，正赶上“三反”“五反”运动。他在县里主持全面工作，高臣堂则在湖区领导抗洪防汛。在运动中，王治国感到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中有一定的对立情绪，他想，既要让领导靠近群众，澄清事实，又要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即“下楼洗澡、轻装上阵”。因此，王治国强调，一方面，县委要统一思想，进行党内教育，局长、科长、区委书记等各级领导要严于律己，深刻反省，开展自我批评，以期得到群众的了解与谅解。他自己还在《新湖南报》上就1951年结婚时买了一箩筐瓜子花生糖果招待客人一事公开检讨，虽然并未请客办酒，但相比别人，还是“奢侈”了点。另一方面，他又号召在群众中做工作：“搞运动是帮助党整风呢？还是借机整人呢？还是团结起来，帮助领导下楼好。”

王治国性情率直，作风民主，同志们和他极易相处。当时的湘潭地委班子成员至今记得王治国那时候的一句口头禅：“我们是大哥二哥麻子哥。”他那意思是说，班子成员水平不相上下，鼓励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共同商讨搞好工作。因而在讨论工作时，一班人都敢于讲真话、提出不同意见，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拍桌打椅也是常有的事。王治国襟怀坦荡，从不计较，事后决不会给人“穿小鞋”，工作上该支持的一定支持，生活上该关心一如既往地关心。

王治国对人对己很少有私心杂念，在他的心目中始终有一杆秤，那就是他恪守的党的原则。违背原则的事，不管是为谁，他坚决不做，因此免不了要得罪人。王治国有一个比他小五岁的外甥，从小玩闹在一起，以后参加革命又同在一个部队，打游击、搞宣传，志同道合，感情深厚，只是1949年王治国南下了，外甥留在山西老家继续从事党的工作。1979年，外甥带着一双儿女来到了王治国家，一番叙旧问候之后，王治国弄明白了他们此行的另一个打算：想在湖南找个工作。王治国很干脆地一口回绝。外甥不相信那么深的亲情感动不了王治国，很有耐心地住下来磨，最终还是无功而返。从此，再没有亲戚找他求职。

王治国当领导这么多年，最主要的工作方法就是实事求是，下基层，调查研究。当湘阴县委书记时，他检查工作会跑到乡村、大队、生产队，那时候洞庭围8个队他跑了个遍；在湘潭地委工作时，他曾定下这么个规矩：地委领导只留一个人在机关，其余统统下基层，先下去，再回来研究工作，第二步要抓什么，再下去；当了主管农业的副书记、副省长，王治国还是保持着这么一股实干精神。

他坐办公室的时间很少，经常下乡，轻车简从，常常就是和秘书、司机三人行。他那车常常是车轮上裹卷着粘粘的泥土，车身上蒙着厚厚的灰尘。他从不摆什么架子，下基层有县城招待所不住，偏偏要住乡政府或干脆就住农民家。晚上，就着煤油灯昏暗的亮光，他找来乡干部、村干部、农民座谈。他说这样才能了解最真实的实际情况。下基层的路线，他也尽挑小路走，还自有他的道理：大路旁的“花架子”随处可见，走小路才能看到实际情况。

这么不辞辛苦地奔波在基层，了解实情，为他制定决策或是出谋划策提供了底蕴。张家界的开发，某种程度上王治国也有一定的功劳。张家界本是林业厅所辖的一个林场，当时林业局要栽树，森工局要砍树，发生了矛盾，双方吵得不可开交。王治国来到张家界林场，听林场一个技术人员介绍了张家界的美景，再亲自爬山一看：“嘿，真不愧为大自然的瑰宝！要保护，不能再砍林了，否则，要贻误子孙的啊。”回到长沙，他便四处游说，广为宣传，引得一个个省领导慕名而去，张家界的保护、旅游开发工作便一步步展开了。

王治国同志对党忠心耿耿，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他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定不移，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时期的严峻考验。他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工作兢兢业业，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各项任务。他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时刻牢记党的宗旨，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优良作风和光辉业绩，将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