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生，江苏盐城人，现栖身江苏省盐城市市区一所中学。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学教师，杂文作家。

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杂文报》《杂文月刊》《杂文选刊》《文汇报》《新民晚报》《四川文学》《新京报》《羊城晚报》《中国教育报》《团结报》《人民教育》等报刊发表杂文千余篇。题材多涉教育，兼顾民生。文风犀利，语言老辣，思想深刻。

《当民主沦为一种庸俗的工具》《当“鱼米之乡”成为一种记忆》《“做大”的疾速与“做强”的不达》《读东坡先生的一篇“高考作文”》《当“高考情结”成为集体无意识》《“错杀”，一个注定进入历史的词汇》《假如“丑小鸭”不是“白天鹅”》《让世界翻个身》《“道德”从何而来？》《教书比天大》等等。

“带病坚持工作”可以休矣

“带病坚持工作”，在我们这个国度里一直就被视为一种优良品行，被舆论所推崇、嘉许甚至鼓励。这种思维的滥觞可能源自于战争年代的“轻伤不下火线”，因为那时候有着一种远比一个人的健康甚至生命更重要的东西需要护卫和坚守——比如神圣的国土、民族的气节、国家的尊严……战争年代遗传下来的某些“惯性思维”，是否仍应成为今人的思维模式？

譬如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就有反思的必要。时下国家正在积极推进的医疗保险体制改革，正是为了从物质上保证每个国民的生存质量，而“健康至上、生命至尊”这一理念，也同样应成为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固守于我们的价值体系之中。

随便翻开一本英雄、劳模的先进事迹汇编，为他们的事迹感动的同时，也会发现“十个英模八个病”。是因为他们以自我牺牲（健康或生命）换得了这份荣誉，还是舆论只将褒奖的眼光盯着那些为工作而奉献健康甚至生命的人？

笔者供职于教育系统，应该说工作环境的安全系数要比砖窑、煤矿、隧道高出许多，可我每年都能从媒体上看到同行们猝死于讲台前、办公桌旁，或是晕倒在下班路上的新闻。前不久，还看到过苏南一位刚刚年届不惑的女校长癌症手术后放弃休息，最终倒在校园里的消息。感佩于他们努力工作的同时，我也很“自私”地想，工作真的比一个人的生命还重要？家庭里失去一名重要成员、教育界失去一位优秀教师、地球上失去一个鲜活的生命，与少上几周课、丢下几个月工作相比，到底孰轻孰重？

带病坚持工作，有些是强烈事业心的驱使，但不可否认有些乃是制度所逼。比如，一些地方的教育部门就明文规定，除了因公出差或公派学习，凡事假、病假都要自己请人代班，并扣发奖金、津贴，超过一定时限还要扣发工资。所以，不少教师小病能扛就扛，扛不住也就是抽空打个点滴再继续上班。

当然，也有很人性化的单位。我的一位同学在美读完博士后找了家高科技企业就业。这家企业的员工都可以享受到天数不等的带薪病假。请假很简单，假期在三天之内的，只要打个电话给上司说你因病不能上班就行；假期在三天以上的，需要医生开的病假单。如果病情较重，需要长时间恢复的，先用上你这一年的病假，如果病假不够用，还可以用上你下一年的病假，而这期间的工资津贴都是分文不扣的。

我国开始启动了“带薪休假”制度，在“带薪休病假”这一点上，是否也应尽快“与国际接轨”？这样的话，就不需要那么多人带病坚持工作，甚至病倒在工作岗位了。

当民主沦为一种庸俗的工具

经过一个世纪的西风东渐，国人的民主意识今非昔比。但诚如古人所谓的“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这民主之树一旦飘洋过海移植到我们这儿，便常常会异化，有时甚至沦为徒有其名的庸俗工具。

我知道有这么一所学校，因班级减少而导致部分教师必须离职。对每个教职工来说，“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如何解决这一棘手的难题而不留下后患，校领导思虑良久最终祭出了“民主”这一法宝：让全校教职工背靠背无记名给每个教师投票打分，并公开唱票，当场以得票的高低敲定了离岗者名单。或许你已经想象到了，在这场投票中，人缘成了“民主”背后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某些工作平庸实绩平平但八面玲珑者成了聘用席上的座上客，而一些虽然实绩优秀但不善交际者，却被这记“民主”的重拳击下了擂台。

票选下岗者，如果不是缘于策划者的无知，那纯粹是领导者在借民主之名，行转嫁矛盾、推卸责任之实。在这件事上，“民主”成了一件遮掩某些领导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的“马甲”。

去年，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曾以中国某“超女”作为封面人物。你千万别以为这是美国人追星追到了咱中国，而是出于他们对中国“超级女生”的出炉不靠专家评定而凭受众海选，这一民主机制的认同。可美国人也真是天真，他们以为中国人的网上投票，是中规中矩的一人一票，殊不知我们在面对规则时，向来是“不拘一格”颇具创意的。有道是“文体不分家”，君不见近两年的NBA全明星选举，姚明得票总是遥遥领先无人匹敌，绝非因为他的球技盖过奥尼尔胜过诺维茨基，实在是因为他的身后有着一个庞大的“亲友团”，在网上兢兢业业地为他堆砌选票。可惜奥运冠军不是网上投票选出来的，要不哪能容得外国人染指？

说到底，这“超女”的选拔、NBA全明星评选，终不过是一种娱乐，你多制造几张“垃圾选票”也无伤大雅，没人与你较真。可到了关乎国计民生、涉及政治科技文化领域的那些严肃的事情上，我相信人家就不会这么让你“玩”了。要不美国那么现代化，总统选举怎么不搞“网上投票”？西方那么开放，诺贝尔奖怎么不来个“短信评选”？但类似的事搁到咱们中国，还没准儿就能这么处理。

近日，我所在的城市举行了一项“全市十大师德标兵”的评选活动，作为主办方的有关部门，不是拿出一定的标准，根据入围者的师德表现、工作实绩进行科学评定，而是将候选人的相片、事迹公布在一家网站上，让公众通过网上点击、短信发送等方式投票选举。此计既出，一些有候选人的单位，不惜让员工放下手头的工作，整日在网上为本单位的参评者狂揽选票，直把这“师德标兵”的评选，搞成了一项比上网人数、比点击速度的“体育赛事”。这样的评选还有什么信度可言？英模、标兵的评选可不是选“超女”评明星之类的娱乐活动，出现如此荒唐的局面，大概也是策划者始料未及的吧？

该民主出现的地方，每每是民主的缺位；与民主无甚关联的事儿，却要假民主之名而行。这便是民主在我们这里遭遇的悲哀。

老家犹在，故乡不再

记忆里“小桥流水人家”式的故乡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高楼马路工厂”；田园式的老家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局促的公寓；父老乡亲的农民身份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寓公”式的生活……

记得鲁迅先生有篇自传体小说叫《故乡》，写他定居京城后回故乡搬家的事。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的凋敝使得先生的故乡变得面目全非，随着那次搬家，温馨的老家大概已随记忆中曾经无限美好的故乡一起从先生的心头消遁。虽然小说结尾处以“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样一个预示某种希望的句子来结束，给了读者一个朦朦胧胧的亮点，但我知道先生当时的心境一定是苍凉的。关于“路”的那几句话，也就如小说《药》中夏瑜坟上的那圈神秘花环一样，只是给读者的一点慰藉罢了。

我等凡夫自然不能和鲁迅相提并论，但自幼在外打拼，然后在城里谋到了一份差事进而定居异乡，这一点上我们却是相同的。我有父母兄弟仍在故乡生活，所以老家依然在那片遥远而熟稔的土地上牵动着我的思绪，像一根坚韧的绳子系着远飘的风筝。

不过，这些年“家乡的发展”已让故乡渐渐远离了我记忆里的存储，甚至由于乡镇的撤并，打小就与我捆绑在一起的乡、村的名称都已不复存在，这使得我在不知不觉之中就更改了籍贯。那片土地早已改变了模样，那里的地名也已经张冠李戴———

如果某个深夜将我空投于此，我绝对猜不出这里就是曾经生我养我的地方。因为我根本无法将那儿与记忆深处故乡的印象重合在一起，我再也嗅不出一丝一毫留在我记忆里的故乡的熟悉气息。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改变硬生生将“老家”与“故乡”这两个在我心目中原本重合在一起的概念撕裂开来———

我的“老家”还在那儿，但我的“故乡”却早已从地球上消失。

我的老家位于苏北沿海。这里的百姓在经济上算不上富庶，但温饱二字却从来没有对他们构成太大的困扰。到了本世纪初，临近港口、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地理优势似乎远比肥沃的土地、温润的气候、充足的水源和品类纷繁的农产品更有吸引力———-

这里很快就被沪浙、苏南地区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老总们看中，纷纷思量着将他们在发达地区已经难以立足的企业安顿于此。于是，县城附近方圆30公里之内，一夜之间都成了“开发区”。原先绿色的农田被一道道围墙圈起，原先散落的农宅都被拆迁，原先的农户被收回了土地，在获得一笔或多或少的拆迁费之后，纷纷离开了原先赖以生存的土地，迁居到了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安置房中。

当逃离土地进驻公寓的新鲜感一天天消散，当银行里储蓄的数额一日日缩水，当高耗能低技术含量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风光不再，当污染一天天逼近……我的那些失去土地的乡亲们很多都陷入了一种迷茫：他们期盼的到底应该是怎样的生活？未来的路又该怎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