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炜民 男，1953年1月生，河北省涿鹿市人。包头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

王炜民1974年包头铁路工程学校师范班毕业，任中学教师；1978年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1982年毕业开始从事高等教育工作。1990至1991年曾于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做国内访问学者，师从刘乃和教授进行学术研究。现任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历史系主任、副教授。兼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全国师专历史教学研究会理事、包头市历史学会副理事长，海南大学四库全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广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一直从事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化史的教学与研究，多次被评为包头师专优秀教师或获得包头师专优秀教学成果奖。著作有《中国古代礼俗》，作为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之一，获第六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等多项奖。主编《中华文明史》，参编书籍有《中国历史文献学》、《二十五史导读辞典》、《白话二十四史》、《〈后汉书〉精华注译》、《中国古代文献学家研究》等多种。在《历史文献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阴山学刊》、《殷都学刊》、《文史知识》、《浙江学刊》等报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1982 年开始从事高等教育， 1988 年评定为讲师， 1994 年晋升副教授， 2001 年晋升教授； 2006 年始任硕士研究生导师。一直从事中国历史文献学和中国古代文化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开设课程有：《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史学史》、《中国礼仪文化》和《中华文明史》等。并指导学生的学年论文、毕业论文、教育实习；注重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革、多媒体教学的探索与应用。多次被评为校级优秀教师，并被评为包头师范学院学术带头人。 2003 年 4 月，中共包头市委员会、包头市人民政府授予包头市 1998 — 2002 年度劳动模范光荣称号。 2004 年 7 月，被评为包头市 1999 — 2002 年度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2005 年 9 月 , 又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师德先进个人。

历年来撰写、主编及参编著作 20 余种，在《历史文献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东洋礼学》（韩国）、《文史知识》、《浙江学刊》、《殷都学刊》、《江汉论坛》、《阴山学刊》等报刊发表文章 70 余篇，多种论著被转载、摘引和获奖。下面仅列出 2001 年以来的科研成果：

( 一 ) 、论文

1 、《 < 五礼通考 > 浅论》（独撰），《历史文献研究》第 20 辑（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年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7 月出版）。获包头市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004.10 ）

2 、《为师忧道不忧贫——追念刘乃和先生》（独撰），《阴山学刊》 2001 年 4 期。

3 、《浅论弘扬中华文明的重大意义》（独撰），《阴山学刊》 2002 年 3 期。

4 、《从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看中华文明》（独撰），《阴山学刊》 2003 年 2 期。

5 、《从十三经注疏看中华文明的传承》（独撰），《阴山学刊》 2003 年 4 期。

6 、《论中华文明的概念和内涵》（独撰），《阴山学刊》 2004 年 4 期。

7 、《从中华文明看 < 史记 > 的价值》（独撰），《阴山学刊》 2004 年 6 期。

8 、《〈史记 〉与中华文明》（独撰），《史记论丛》（中国史记研究会年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8 月出版。）

9 、《从中华文明看“史德”论的价值》（独撰），《阴山学刊》 2005 年 2 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 2005 年 8 期“史学百家”摘编。

10 、《少数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独撰），《阴山学刊》 2005 年 5 期。

11 、《黎虎先生的学术道路与史学成就》（独撰），《阴山学刊》 2006 年 1 期。

12 、《从司马迁故里看弘扬中华文明》（独撰），《阴山学刊》 2006 年 5 期。

13 、《胡适何如人》（独撰），《江汉论坛》 2007 年 2 期。

1 、《一刀劈开生死路——庖屠趣话》（独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5 月出版。

2 、《中国礼仪文化》（主编），远方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出版。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的内蒙古自治区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 2005 年 3 月）

3 、《中国历史文献学》修订本（参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年 9 月出版。

4 、《开国之君与亡国之主》（主编），华文出版社 2004 年 1 月出版。

5 、《中国古代礼俗》（独撰）， 商务印书馆 2004 年 7 月重印。

6 、《中华文明简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2 月重印。

7 、《中华文明概论》（与郝建平合著），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4 月出版。

8 、《黎虎教授古稀纪念中国古代史论丛》（副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年 11 月。

1 ．《中国出版通史》，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02 年度 重点项目，参加人。

2 ．《中华文明概论》，内蒙古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 2003 年立项），主持人，已完成。

3 、弘扬中华文明的理论研究，包头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项目（ 2002 年立项），个人项目，已完成。

4 、《 汉唐“交聘”体制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05 年度 项目，主要参加人。

刘乃和先生(1918—1998)，天津杨柳青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刘学谦曾点翰林，父亲长于金石书法，外祖父徐坊是著名藏书家。刘先生幼承家学，喜好文史。1939年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1943年毕业留校，1947年辅仁大学史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任辅仁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1952年院校调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从此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先后担任历史系和古籍研究所副教授、教授、历史文献教研室主任、陈垣研究室主任等职；并兼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辅仁大学校友会副会长、全国妇女历史资料编委会委员、《中华大典》常务编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顾问、《续修四库全书》顾问等多项社会职务，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津贴，被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列入《世界5000名人录》和《世界妇女名人录》。她是一位国内外均具有崇高声望的女学者，也是一位师德高尚深受学生爱戴的教育家。

我197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即开始成为刘乃和先生的学生。1990年回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做访问学者，再次拜在刘先生门下，更成为人室弟子，耳提面命，随时聆听教诲。至刘先生仙逝，整整二十年，一直向先生求教问学，先生有问必答，除在京时当面指点外，所赐书信亦达三十馀封。先生已长眠西山十年了，可她的音容笑貌仍不时浮现在眼前，她的谆谆教诲亦犹在耳际萦回。为了缅怀恩师，发扬先生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执著追求、默默奉献、淡泊名利、奖掖后学、甘于清贫、乐观豁达的不朽精神，特撰此文，以志纪念。

勤奋治学——学者的楷模

刘乃和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在五十馀年的治学生涯中，先生继承励耘主人陈垣先生的学术和治学精神，在陈垣学术研究、中国古代史研究、历史文献学研究以及史学的普及与提高方面。做出了令人叹服的成就，在有关学科的理论建设上提出诸多重要见解，为世人瞩目”(周少川、邓瑞全《先师的学术精神永存》，载《刘乃和教授纪念集》，1999年内部发行。以下出自该集的引文只注篇名)。

谈到刘先生的学术，必须提及我国现代史学大师陈垣老先生。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青年时期就积极参加爱国运动，并从事学术研究。1913年开始从事教育事业，1926年起先后担任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国宝’的我国已故著名教育家、史学家陈垣先生，学识渊博，治学勤奋严谨，著作等身，其史学成就硕果累累……于宗教史、元代史、医学史、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避讳学、史源学、敦煌学诸史学领域的研究，均有承前启后和重大的开拓、奠基意义，深得海内外学界推重。先生为人胸襟坦荡，热爱祖国，追求真理。……他为我们树立了楷模，堪称我国一代史学宗师”(拙文《一代史学宗师——陈垣先生史学成就述略》，载《阴山学刊》1993年第2期)。因此，研究陈垣，继承、弘扬他的学术和求真、爱国精神，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刘先生自1939年考入辅仁大学起，就被陈垣老博大精深的学术造诣所吸引。1943年毕业留校，并跟随陈老攻读研究生课程。1947年研究生毕业任辅仁大学历史系助教并任陈老助手，1955年起任陈老校长专职秘书，直到陈老1971年去世。数十年间，刘先生追随陈老问学请业，深得陈老学术之精奥，并且一直把记录、整理陈老生平资料，总结弘扬陈老学术，作为她孜孜不倦的奋斗目标。80年代以来，刘先生陆续撰写了数十篇文章，对陈老的学术特点、治学态度、教学实践、史学贡献、爱国精神、思想发展和工作生活，进行了全面阐述和发挥，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并主编了三部纪念文集和一本纪念画册。“在刘先生的大力提倡和组织推动下，陈垣研究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所取得的成果对研究中国现代史、现代教育史和现代史学史多有裨益，对当代学者读书治学也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邓瑞全《励耘承学，休光垂世——记刘乃和先生的生平和学术》，载《历史文献研究》总第19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须提及的是，刘先生一直在进行《陈垣年谱》和《陈垣评传》的撰写工作。遗憾的是天不假年，两部书稿尚未完竣，先生却因病长逝。薪尽火传，刘先生的三位弟子，即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周少川教授、邓瑞全教授、王明泽研究员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整理完成上述两部书稿的任务。他们编撰的一部六十多万字的《陈垣年谱配图长编》，已由辽诲出版社于2000年10月正式出版，相信全面系统的《陈垣评传》不久也将面世。

陈垣老的学术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善于总结和开拓，在继承和发掘中阐扬精华。刘乃和先生的学术研究也具有这种精神和风格。刘先生治学范围甚广，其中主要有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中国妇女史和陈垣研究。大体说来，中国古代史和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是在继承陈老的基础上，加以扩展和发挥；中国妇女史和陈垣研究，则是先生的开拓和创新。先生曾主编《<册府元龟>新探》、《<资治通鉴>论丛》、《司马光与<资治通鉴>》、《司马迁和<史记>》、《历史文献与民族文化》、《中原文化与传统文化》、《太湖文化研究》等多部学术论文集，发表了百馀篇论文。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创新之论，主要见于《励耘承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和《历史文献研究论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两部著作。其中，继承发扬陈老学术方面，涉及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避讳学、年代学、职官制度、历史地理、文献学理论等诸多方面，已为学界熟知，此不赘言；陈垣学研究，上已述及；下面仅就中国妇女史研究略加说明。

刘先生是我国女界精英，长期以来，一直从事妇女史的研究，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文章。不仅写了广为人知的古代女界人物，如我国最早的女史学家班昭和东汉才女蔡文姬等：也评述了鲜为人知的唐代农民起义女领袖文佳皇帝陈硕真、能诗善咏的女道士鱼玄机，以及清代光彩照人的弹词女诗人陈端生等；撰著了《中国古代妇女的教育、地位、奉献》等很有学术分量的论文；还整理了清代杰出的女天文学家、女才子王贞仪的文集《德风亭集》。并且主编过一部妇女辞典和妇女史资料汇编，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题写了书名，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付印，这是刘先生深以为憾的一件事。除自己研究外，刘先生还大声呼吁全社会重视妇女史的研究。早在1984年，刘先生就撰文指出：“占中华民族人口半数的妇女．在历史上是做过重大贡献的，其成就是不可泯灭的。……但妇女事迹，则因散见各书，多不为史家注意。写通史、专著，也未注意对妇女历史的探索，史书无专章，论述少专著，这是很不应当，也是很不公平的。今之治史者应有意识地更多地重视古代妇女史的研究，以补过去的遗漏和不足，这是史学研究中很值得注意的一个课题。”(《要重视古代妇女史的研究》，载《光明日报》1984年10月3日)近几年妇女史研究蓬勃开展，渐为社会重视，许多研究妇女史的作者都尊刘先生为元老。尽管刘先生抱着“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态度，不以元老自居，实则当之无愧。正如《光明日报》1993年8月10日发表刘先生《探骊巾帼史，屈指二十年》一文加的编者按所说：“建国以来，女性研究长期只限于妇联系统，至80年代初，才逐步进入学术领域。一位学者在《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2期)中回顾这段进程时说：‘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最早呼吁研究中国妇女史的，应属史学界的老前辈刘乃和先生。’”

刘先生作为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受到广大学者的尊重，问学、求序、索文者络绎不绝，她还承担了大量社会工作，因而有写不完的回信，偿不完的文债，开不完的讨论会。即使如此，自己的学术研究仍然取得突出成就．这与她加倍的勤奋分不开。刘先生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节假日，“她曾说过：我是把别人每天遛弯、聊天、打太极拳的工夫都用来工作了。先生的勤奋的确是出了名的，用‘手不释卷’已经不足以形容。她的案头上永远摆满了打开的书籍资料，书房内所有家具的大小平面上都摞放着书。先生每天晚上很晚才睡，为了赶稿子，有时还要熬夜。但是无论睡得多晚，早上都是四五点钟就起床，往往是别人都还在梦乡时，她已经开始一天的工作了”(王明泽《先生与我》)。

默默工作——无私的奉献

刘乃和先生逝世后，著名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启功教授送上一副挽联，云：

令誉流传，统战辛勤人共仰；长眠论定，平生业绩自无私。

启功先生亦为陈垣老的弟子，是刘乃和先生的同门学长，同在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执教．密切交往长达半个世纪。因而，启先生对刘先生了解至深。“平生业绩自无私”是对刘先生一生高度的精辟概括。刘先生从不考虑个人得失，把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确确实实是无私奉献的一生。

刘先生的一生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1971年前主要协助陈垣老工作；1971年陈老逝世后，全身心教书育人，研究学术，还承担了繁重的社会工作。

刘先生在陈垣老身边学习和工作三十多年，始终把照顾、帮助陈老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特别是院系调整后，陈老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组织上派刘先生做他的专职秘书，而其时陈老已年逾古稀，因此除了帮助陈老的行政工作和学术研究外，每天照顾陈老的日常生活起居也自然而然地成了刘先生的工作。为了照顾陈老，刘先生放弃了家庭的天伦之乐，即使是逢年过节都同陈老在一起，却没有在自己家里度过一次新年除夕。对于刘先生的无私关照，陈老非常感动，曾说过“今生得一知己则无憾事”的话。后来又多次动情地对刘先生说：“没有你，我活不到这么大岁数!”师生情谊之笃深，古往今来难逾于此!

陈垣老除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外，还兼任中国科学院史学二所所长和全国人大常委等职，日常工作和社会活动都非常繁重，作为助手，刘先生承担了其中绝大部分工作。陈老的许多讲话、文章都由刘先生起草，她还经常仿陈老笔迹书写墨笔条幅，以满足社会各界之索求。这在北京师范大学已是公开的秘密，但刘先生从不自我夸耀。有一件与此相关的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是在1994年，《阴山学刊》第1期将发表学兄邓瑞全先生《默默的奉献，执著的追求——记刘乃和教授》一文，我做责任编辑。其中有一段写道：

解放之初曾引起巨大轰动的《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是陈老回答胡适有关《水经注》问题的复信。信中热情歌颂了共产党进城后师生群众欢欣鼓舞的局面，揭露了反动派的造谣和诽谤。许多海内外学者从报上看到这封信后都非常兴奋，认为像陈老这样的史学大师都留下来，证明新政权是可以信赖的，于是纷纷投进了新中国的怀抱。这封公开信就是刘先生第一次为陈老代笔。

起初刘先生不同意发表此段，给笔者来信指出：文章“由于是小邓写的，是你发的，都是我亲近的人”，恐容易引起误解，我只得删去。但反复考虑后．我认为还是应把在这件四十五年前曾引起海内外轰动的事件中刘先生的贡献公之于众，于是把校样寄去请先生再次审定。后来刘先生同意不删此段．但把最后一句改成“这封公开信就是刘先生根据陈老的意愿第一次为陈老代笔”。可惜的是，由于书信来往耽误了时间，正式发表时未能增入此段。仅此一事亦可看出刘先生严谨的学风和无私的品质。

如果说陈老在世时，刘先生的工作是随着陈老的时间表运转的，那么1971年之后，刘先生就可以自主安排时间了。凭着刘先生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功力，如果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集中精力，潜心治学，一定能独树一帜，取得更加突出的成就。但她为了祖国文化教育建设这个大事业，把个人的名和利一概抛在了脑后，正如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李修生教授所说：“她搞学术工作绝少个人的目的，她有自己准备研究的课题，但当有学术组织和个人请她为一个项目的计划、一部书、一篇文章提意见时，无论是给她一个顾问的名义，或无任何名义，她都会全力以赴地开始工作，为别人的书或文章查材料，核对原文。有时她写出的意见书，比她看的文章还长。”(李修生《忆刘乃和先生》)

还应强调的是，刘先生有着强烈的时代感和社会责任感。早在解放前，她就投身于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参加过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和“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又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1979年，刘先生参与发起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并先后担任副会长、会长。近二十年间，她不顾腰腿疼痛．和学会会员一起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发掘地方历史文献，研讨乡邦历史文化，推动了当地的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1989年任会长和《历史文献研究》主编以来，刘先生更是殚精竭虑，为使学会成为国内外颇具声望的一流学术团体而废寝忘食，辛苦操劳。近十年来，她带领学会全体会员辗转祖国各地，先后在上海嘉定、广东汕头、陕西西安、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南充、河南驻马店、贵州贵阳、江西乐平、江苏苏州等地开展以地方历史文化为主题的学术活动。这些学术活动在各地引起了深入、持久的影响，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先生以一个史学工作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为新时期学术科研活动如何为社会服务积累了经验，寻找到一条比较成功的道路”(周少川、邓瑞全《先师的学术精神永存》)。

海南大学文学院张三夕教授所撰挽联很能说明刘先生所做的贡献，特录于此：

得援师真谛，弘扬中华典籍，日日校雠，精神永在；

接舜老帅旗，执掌文献学会，年年奔走，功绩长存。

教书育人——师德的典范

北京师范大学陈垣研究室敬挽刘乃和先生的挽联云：

人生八十秋，为人为文为师范；

杏坛五五载，育桃育李育英才。

刘先生自1943年毕业留校，至1998年病故，在高校教师岗位上整整工作了五十五年，可以说她把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1985年为庆祝第一个教师节，刘乃和先生作诗一首，题为《教师颂》，诗云：

为师忧道不忧贫，粉笔生涯寄此身。

但得群英德才备，满园桃李自芳芬。

乐在其中只自知，身穷志富驰神思。

良材他日擎楼厦，应念昔年辅教师。

1992年教师节。江泽民同志到北京师范大学看望师生。与十几位教师代表座谈。刘先生即席发言，其中吟诵了“为师忧道不忧贫”的诗句，江泽民同志将这句诗记录在笔记本上，并在总结讲话时两次引用这句诗，给予了很高评价。“为师忧道不忧贫”，这是对承担着培育下一代重任的教育工作者提出的要求，也是刘乃和先生“为师”的基本原则。这里的“道”，是指思想、学术、事业、道德，“贫”，是指物质待遇和生活条件；“道”是“为师”者应全身心投入，为之努力奋斗的大事，而“贫”则不必过分关注。刘乃和先生执教五十多年，将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伟大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为师忧道不忧贫”是她发自肺腑的心声，也是她一生的真实写照。

我197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第一学期刘先生就为我们开设了《中国历史知识讲座》，讲授了历法纪年、地理沿革、姓字名号、科举制度、历代官制、古代史书等六个专题；四年级第一学期又讲授了《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课。刘先生讲课面带笑容，神采奕奕，声音洪亮，语言流畅，旁征博引，谈笑风生，条理清晰，板书秀美。本来所讲内容较为枯燥，但我们都深深为先生渊博的学识和学者的风范所折服，为先生生动的举例和幽默的语言所感染，听得津津有味，忘记了时间，总觉得一节课过得太快了。毕业多年后同学们相聚，谈起刘先生的课，还都印象深刻，如同昨日。

刘先生除先后在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授课外，还应邀到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苏州大学、云南大学、兰州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校讲学，受业弟子遍及全国，可谓桃李满天下。对这些学生不分校内校外、毕业前后，她都帮助提携，不遗馀力。

我1982年毕业分配到包头师院历史系，担任《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的教学工作。此课须有深厚的史学史、文化史、历史文献学和古代汉语的功底方能胜任，难度较大，故向刘先生请教。先生回信指出：“这个课，对学历史的同学来说，是很重要的基础课，学好此课，对将来学哪段历史都很重要，尤其对历史文献或史学史关系重大。”教导我认真钻研，搞好教学，并先后三次复信，对教学方法和主要参考书作了具体指教．使我较快地适应了教学工作。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提炼教学体会，写了四十多篇评论历史要籍的短文在报刊发表，其间将部分文章寄刘先生审阅，先生回信对拙文给予肯定：文章“短小精练，极得要旨，选题面广，为同等书所未选者也不少”。并鼓励道：“望继续写下去，一方面可以帮助别人，另一方面，通过写作必然可以提高自己，有助于深入研究。”1990年我跟随先生访学，根据自己的情况打算以“焦竑研究”作为课题．先生尽管有许多需要助手协助的研究工作，但仍然毫不迟疑地支持我的选择，并指出：“焦竑是明代学者，著书多，藏书富，校书不少。他除去思想上有引佛入儒主张，希望调和儒释这一思想特色外，并在经学、文学、史学、哲学诸多方面都有著述和成就，但过去对他全面地、深入地研究尚少，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课题。”得到先生的首肯，我增强了信心，先后完成了多篇研究焦竑著作的论文。其中最初的两篇，先生作了字斟句酌的修改，使我获益匪浅。二十多年来，我在教学和科研上取得一些成绩，是与先生始终一贯的帮助和鞭策分不开的，特别是先生“为师忧道不忧贫”的精神，时时警策我为人做事。

刘先生不仅对学生在学业上严格要求，而且在生活上也关心体贴，无微不至。学兄张立生曾撰写《资忠履信以进德，修辞立诚以居业——怀念导师刘乃和先生》一文，其中谈道：1983年他师从刘先生读研究生，为方便到刘先生家问学(其时刘先生住在校外)，需买一辆自行车，但囊中羞涩，是刘先生为他补上车款缺额，才“购买了第一部个人的自行车”。对身边的学生如此，对其他求教者刘先生也是满腔热情。江西省乐平市委副书记黄辉富在“洪皓、马端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刘先生相识，之后每有文章都寄刘先生过目。刘先生看后，“除针对文章说一些鼓励鞭策或商榷性的意见外，还把文中的错别字、错别标点符号列成表，第几页第几行，一个个标得清清楚楚，再寄回来”。他深有感慨地说：“这种诲人不倦、严谨细致的长者兼学者风范，实在令我敬佩不已。”(黄辉富《悼刘乃和先生》)

由于刘先生学识渊博、德高望重，就连一些著名学者也尊她为师。上海大学来可泓教授曾撰《缅怀刘乃和先生》一文，其中谈道：“她是陈垣先生的及门弟子，我是陈垣先生的长公子乐素先生的弟子，在学术上均属陈垣体系，有较多的共同语言。特别是同在文献会活动，先生的道德文章，负责精神，更令我敬慕。我尊她为师，向她学做人为文；但她却以我为友，不倦教诲和鼓励。”文中还记了一件刘先生为来先生改诗的事：

1997年杭州大学百年校庆，我写了一首贺诗，诗曰：“梅花迎春百度开，蜂蝶莺燕纷飞来。为我中华酿佳蜜，撒在大地化良才。”事先寄给刘先生审阅。刘先生为我指出：“从仄起而论，此诗有十三字平仄不合，但其中一、三可不论，因此‘梅’、‘为’、‘中’、‘莺’、‘大’可不改，其馀八个字必改。”于是在不改原意的情况下，字斟句酌，改成“梅花迎春百度开，蜂蝶莺燕远飞来。年年酿得甘芳蜜，撒向人间育俊才。”使我得益匪浅。

这件事不仅说明刘先生熟悉韵律，精于诗法，而且反映了刘先生诲人不倦的高尚品质和师德风范。

每逢新年，海内外的上百张贺年卡就如雪片般飞进刘先生的补拙书屋，仅此亦可说明，刘先生令人叹服的学者风范，赢得了广大学子的尊敬和爱戴。

简朴生活——高尚的情操

刘先生长于诗词，常有感而发，作诗抒怀。在年逾古稀之后，曾有一首《生辰自咏》登在《中国老年报》上，诗云：

独茗独坐，独起独卧，独行独止，独忧独乐。人生过隙白驹，转眼七十已过。忙忙碌碌半生，赚得孑然一个。三餐因陋就简，穿着缝补旧破。有时引吭高歌，有时赋诗吟哦。有时满座高朋，有时孤单寂寞。有时埋首撰著，有时挑灯备课。对坐四壁图书，兴来挥毫翰墨。千里求师来访，仍然登坛授课。廿载腰腿疼痛，运转尚超负荷。虽说精力渐衰，且喜勤而不惰。待人接物以诚，办事言而必诺。际遇风风雨雨，工作有成有挫。八宝山头已近，莫作匆匆过客。珍惜桑榆晚景，岂能白白度过。

这是刘先生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既说明日常生活的简单质朴，也可看出先生胸怀的豁达大度。

刘先生对物资生活一直“因陋就简”，无所追求。1986年以前，先生住在北京西城区能仁胡同36号，我曾经去过一次，条件十分简陋。师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汝启和教授曾撰文记述：“先生住的是四合院西北角的两间小平房，房子年久失修，夏天常漏雨，而屋子里最多的‘摆设’就是排满了书的书架。每逢雨季，这些书架便都披上了‘雨衣’——各色各样的塑料布，屋子里的潮湿程度也可想而知了。先生的膝部、腰间有严重的骨质增生．每到这种时候，疼痛就会加剧。冬天就更不好过了：屋子里只有一个蜂窝煤炉子，纸糊的顶棚在寒风中发抖，玻璃窗上方既不是方砖，也不是木板，而只是一层薄薄的纸，屋里的温度常在十摄氏度以下。生活条件如此艰苦，先生的脸上却从未出现过愁容，每次见到她，都是正埋头于一大堆线装书和稿纸中。谈起学问，先生的话语带着我在上下几千年驰骋，小屋里常常回荡起她那朗朗的笑声。”(汝启和《永恒的微笑——追忆刘先生的生活片段》)1986年，刘先生搬入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住进了楼房，条件改善了许多。但三居室的房屋，除了放床处外，沿墙摆放的全是老式的书柜和书架，既没有豪华的家具，也没有时髦的摆设。至于饮食穿着更是简单。一日三餐，只吃三四两粮食，青菜豆腐是看家菜，而且往往是做一顿吃一天，上顿剩下的下顿热热再吃。衣服很少更新，往往一穿就是十年八年，毛衣袖子上的补丁连成了片，“穿着缝补旧破”一点也不夸张。如此简陋清苦的生活，而工作负担又十分繁重，生命在高度超负荷运动，可刘先生仍然是无怨无悔，笑口常开。这充分显示了先生胸怀坦荡、乐观豁达的高尚情操。

哲人其萎，薪尽火传，吾侪后继的“为师”者自己，将以刘先生为榜样，继承和发扬先生不朽的精神，沿着先师的道路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