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辉是《儒林外史》中塑造得很有艺术典型性的一个人物形象,其多元化的人物性格中蕴含着深刻的思想矛盾和精神困顿。“头戴方巾，身穿旧宝蓝直裰，面皮深黑，花白胡须，约有六十多岁光景。”他的人生遭际比周进、范进更凄惨。周、范二人苦熬几十年毕竟终于都考中了，而王玉辉却年年考试，年年落榜，一生穷困潦倒。

余大先生常年在外坐馆，回到家乡不久，喜事来报，选了徽州府学训导。余氏兄弟棠棣情深，大先生舍不得乍聚又别，邀着二先生一道赴任。徽州是有人文的地方，余大先生又本来极有文名，所以一到任，就受到当地学界的热烈欢迎。会见之下，“大先生胸怀坦白，言语爽利”，谈的都是些有学问的话，“众人越发钦敬，每天家里也有几个秀才来往。”

这一天，来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秀才，“头戴方巾，身穿旧宝蓝直裰，面皮深黑，花白胡须”，手里拿的是门生帖——这人就是王玉辉。余大先生也素知其名，所以把训导的身份放在一边，不肯以生视之：“玉兄，二十年闻声相思，而今才得一见。我和你只好论兄弟，不必拘这些俗套。”就请到里面书房里坐，又叫二先生来一块会着。王玉辉依然谦恭执礼，不肯僭越。三人论道，谈的都是学问，颇为投机。王玉辉平生有一宏志，要纂三部书来嘉惠后学，一部礼书，一部字书，一部乡约书。这不是坏事，教子弟们知书习礼，事亲敬长，有利于教化民众，匡正世风——虽然由迂拙的王玉辉来做，做出来的东西也未见得于教化、匡正有什么真正的益处，然而精神可嘉。况且王玉辉因这三部书，“手不停披”，连做馆的功夫都没有，日子过得也清苦，所以大先生、二先生很关心他的家境。王玉辉家离城十五里，一儿四女，大女儿在娘家守节，另外三个都出嫁不上一年多。第二日，大先生亲自下乡来看望他，坐了一会，去了;第三日，二先生便带人送来了一石米、一两银子，还致歉所赠无多：“贵处这学署清苦，兼之家兄初到。虞博士在南京几十两的拿着送与名士用，家兄也想学他。”正聊着，王玉辉三女儿夫家来人送信：“我家相公病的狠，相公娘叫我来请老爹到那里去看看。”

王玉辉送走了二先生，走了二十里，到了女婿家。女婿果然病重，医药无效，几天后就不在了。王玉辉的女儿哭得“天愁地惨”，候着丈夫入过殓，出来拜公婆和父亲，道：“我一个大姐姐死了丈夫，在家累着父亲养活，而今我又死了丈夫，难道又要父亲养活不成?父亲是寒士，也养活不来这许多女儿!”王玉辉道：“你如今要怎样?”三姑娘道：“我而今辞别公婆、父亲，也便寻一条死路，跟着丈夫一处去了!”公婆两个听见这话，“惊得泪如雨下”，急急苦劝;王玉辉却向女儿道：“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返阻拦你?你竟是这样做罢。我今日就回家去叫你母亲来和你作别。”妻子得信，责备王玉辉：“你怎的越老越呆了!一个女儿要死，你该劝他，怎么倒叫他死?这是甚么话说!”王玉辉还说：“这样事，你们是不晓得的。”妻子痛哭流涕，赶到亲家去劝女儿;然而王玉辉的女儿心意已决，“每日梳洗，陪着母亲坐，只是茶饭全然不吃。”做母亲的看着，“伤心惨目，痛入心脾”，也就病倒了，抬了回家。而王玉辉在家，“依旧看书写字，候女儿的信息。”几天后，消息送到门上：“三姑娘饿了八日，在今日午时去世了!”王妻听见，哭得死去活来，王玉辉走到床前说：“你这老人家真正是个呆子!三女儿他而今已是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他这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因仰天大笑：“死的好!死的好!”大笑着，走出房门去了。

王玉辉不阻拦、甚至还鼓励女儿殉夫，这样忍心，实在可恨;然而他却是真心诚意地认为自己在做着符合圣贤之道的好事，所以在他看来，骂他呆的妻子才是呆子，不懂圣贤之道的呆子，和那些需要他做乡约书开启心智的“愚民”一样。信念的坚定支撑着他在内心深处亲情与礼教的争斗中，始终自觉地维护礼教，而决不肯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制度的不合情、不合理，更不肯提出一丝一毫的质疑。这种真心诚意的执迷不悟，是最让人生气却无奈的事。“死的好!死的好!”的仰天大笑，与其以礼教维护者的人性异化来解释;莫若理解为苍白的礼教面对鲜活的人性时显露的色厉内荏，以及为了掩饰这种色厉内荏而不得不做的自我说服与掩饰。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王玉辉忍心地坐视女儿寻死，甚至通过暗示性的怂恿对女儿的殉节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此造成了自己作为生身父亲的巨大痛苦，他将这种痛苦消解为供奉给至高无上的礼教的牺牲，以此达到净化的效果，获得内心的平衡;而当这种牺牲被外界解释为做父亲的成就(生养了为伦纪生色的好女儿)、事实上造成他因女儿的殉死自身获得利益时，内心的平衡被打破了，亲情的谴责终于冲破礼教的说理迸发出来，使他心伤欲碎，不愿见任何不可能理解他的哀痛的不相干的外人——这是王玉辉为礼教所桎梏的麻木灵魂中人性温情不能自已的闪现，是使我们暂且原谅他的愚昧、迂腐、忍心、执迷不悟，对其不幸寄予哀伤与同情的一个理由。

王玉辉还算人性未全泯失。去作游苏州船上一路看着水色山光，不觉悲悼女儿，凄凄惶惶……他本质并非奸恶之辈，说白了，也是个封建礼教的受害者。由此我们可以说，王玉辉既有可憎、可耻的一面，又有可怜、可悲的另一面。科举制度不仅使人堕落，同时也是封建礼教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