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坚（1911年～1982年），原名赵耀斌，又名赵春暄、王世民，山东文登人。曾在中共西安情报系统所属的北平秘密电台工作。1933年5月18日第一次被捕，被捕后表现非常英勇，在苏州军人监狱，他积极参与了监狱秘密党组织的活动，在狱中编发《囚声》等秘密刊物，再次被叛徒告发，1935年6月，王石坚连同其他7名在押的党员一同移送南京受审。全面抗战爆发后，周恩来代表中共将关押在各地的共产党政治犯保释出来，王石坚因此得以出狱，被委以重任。

王石坚在中共西安情报系统所属的北平秘密电台工作。王石坚的第一次被捕，是他在北平从事地下活动之初。王石坚在中共外围组织河北省反帝大同盟担任党团书记时，用的是“王世明”的化名，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指导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开展工作。

1933年4月22日、23日，北平的中共外围组织公开为李大钊举行了公祭公葬活动，在当时社会上影响很大，也因此暴露了部分组织。

同年5月18日，王石坚与反帝大同盟、华北救亡会的4名负责人在西城阴凉胡同7号院开会时，被警察逮捕。叛变的原互济会主任兼党团书记张文勋指认了这些人的身份，王石坚等旋即被移交宪兵第3团，后被关押在苏州军人监狱。

王石坚第一次被捕后表现非常英勇，在苏州军人监狱，他积极参与了监狱秘密党组织的活动，在狱中编发《囚声》等秘密刊物，再次被叛徒告发，1935年6月，王石坚连同其他7名在押的党员一同移送南京受审。在审讯时，这些党员与叛徒在法庭上当面对质，叛徒却拿不出任何证据。即使这样，国民党当局还是分别给这8名党员加刑8年至8年零2个月，判决后即关进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作为重犯对待，看管特别严厉，不准他们与其他犯人接触，甚至连洗澡、放风、看病等都是单独进行的。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实现了合作，周恩来代表中共将关押在各地的共产党政治犯保释出来，王石坚因此得以出狱。来到延安后，王石坚通过了长时间的考察，并因其在狱中有英勇斗争的经历，被委以重任，主要负责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附近和西安情报系统的工作。

1941年夏天，王石坚被延安中央社会部派到西安从事情报工作，具体地说，就是与熊向晖、申健、陈忠经等地下情报人员取得联络，发展组织、搜集情报。王石坚到达西安的时候，正是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共的情报调查工作全面展开之时。而事实证明，王石坚在情报工作方面确实做出了很好的成绩，从1941年到1947年他第二次被捕为止，6年间，他建立起了一个以西安为中心，连结北平、保定、沈阳、兰州等地的高层次情报网络，为延安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各类情报。

王石坚在西安的情报工作是紧紧围绕胡宗南展开的。王石坚由陈忠经掩护在西安扎下根来，在巩固原有的情报关系基础上，又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情报网络。王石坚也曾经几次让熊向晖寻机偷出胡宗南的密码，都被熊向晖拒绝，熊向晖的理由是这样太过于冒险，一旦暴露就会前功尽弃。熊向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刚到胡宗南身边工作的时候，胡宗南的机要室副主任戴中溶已被介绍参加了地下情报工作，最初是由罗青长负责联系，并从延安派来王金平（田光）到戴中溶身边工作，罗青长回延安后，这一情报关系又交给了王石坚。胡宗南非常注意保密，他所接收的机密电报，“由机要室主任送过来，但电报信封两头封口，都有用机器打的镂空的保密条，别人不能拆看”，因此，有许多机密电报熊向晖是看不到的，而戴中溶却凭借自己机要室副主任的身份，能看到“刚译出尚未送给胡宗南的来电和未译发的去电。如蒋介石发给胡宗南的电令和胡宗南给蒋介石的胡部作战计划、兵力部署、部队调动等来去电文”，很多机密电报都是在胡宗南未看到之前戴中溶即已读过了。通过从熊向晖和戴中溶两处得来的情报，王石坚便完全掌握了胡宗南的全部核心机密，加之由其他渠道获得的情报，使得在延安的党中央对西安的情况了如指掌。

后来，在胡宗南进攻延安前夕，熊向晖因要随同其指挥部前进，向王石坚表示无法继续提供详细情报，王石坚表示，“主要的战略情况已搞清，细节会由别人查”。当然，也不能说当时中共的西安情报都是得益于王石坚情报系统，仅从现公开的材料上我们即知道，在胡宗南进攻延安前夕的西安，中共情报机构另外还有西安情报处系统（王超北负责，属中央情报部）、西安通讯工作组（王敦英负责，受中央情报部和陕西省委双重领导）、西安交通站（吴柏畅负责），这些情报组织同样也做出了很多贡献，但就深入敌人内部的程度和获得的情报层次来看，还是以王石坚系统为最突出。正是因为这些情报人员的努力，转战陕北的周恩来才会说：“我们在西北战场上每天都有能用的东西。”

1947年9月，设在北平顺天府东街的王石坚系统秘密电台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获，报务员李政宣叛变，敌特机关通过逆用这部秘密电台，掌握了西安情报组织的情况，王石坚因此被捕。

第二次被捕后，王石坚没能经受住考验，很快就叛变了，写了万言《自白书》，把他为共产党做情报工作的详细经过和他领导的华北、西北、东北全部情报组织、地下工作人员及领导人、5部地下电台、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以及他所知道的有关地址都全盘供出，导致44名地下情工人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被捕入狱，牵连被捕123人。许多人遭到严刑拷打，被判徒刑。著名的“北平五烈士”谢士炎、丁行之、朱建国、赵良璋、石淳就是因此案而壮烈捐躯的。

王石坚叛变后，追随国民党特务机关逃到了台湾，并在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情报研究机构任少将副主任。1982年因肝癌死于台北。

王石坚是否被捕叛变?

全国解放后，王石坚系统被捕人员，除牺牲的谢士炎等5位烈士外，大部分返回了中央社会部，由专门的审查委员会逐一进行审查，作出结论。每份结论都是由李克农部长审阅签字后，报中央组织部审批。其中出卖组织、出卖同志、问题严重的4个人，按照中组部的批示，被定为叛徒。而定为叛徒的这4个人当中，并无王石坚。

当时，周恩来还曾考虑将关押在战犯管理所的军统重要分子沈醉遣回台湾，作为交换，要国民党当局把王石坚送回大陆。只是，后来可能因王石坚已有了公开的国民党“情报局”人员身份，此事遂作罢。

直至1956年，中央有关部门才对王石坚的问题做了认定：属叛变性质。

1983年9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有关部门研究对王石坚政治身份的定性问题，维持了1956年中央有关部门的说法。

1993年4月14日，原中央调查部有位领导，在黄山召开的情侦人员落实政策大会上，仍提出希望对王石坚问题进行甄别

据熊向晖在2000年所写的《周恩来、李克农和我党情报史最辉煌的篇章──揭穿王珺对“王石坚事件”的胡言乱语》一文中，有这么一句话：“中央调查部和党中央从未给王石坚定性。至于为何不给他定性，我不作解释。”

王石坚案长期存在异议，由此可见其复杂性和特殊性非同一般。

1928年，王石坚考入东北大学。

1931年，王石坚转入北京大学化学系 。

1932年，王石坚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反帝大同盟河北省委党团书记。

1933年5月，王石坚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判刑10年，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

1937年8月，经周恩来与国民党当局交涉获释，王石坚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王石坚在西安情报系统所属的北平秘密电台工作，电台于1947年10月被敌人侦破。这次被侦破是敌人使用美国的侦听测向设备定位、并派飞贼搜捕而得逞的，事态波及西安、兰州、沈阳、承德的情报组织，是中共情报系统遭破坏最严重的一次。

事件之后，李克农立即进行检查，研究对策，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来，他给周恩来写了检查，请求处分。周恩来认为这是秘密战线不可避免的，并批示：“有此检讨即可，不必议处！”事隔多年，李克农首先想到的是自已工作的过失，确实令人感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