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时（1911—2011），左翼民主人士，著名翻译家，是九三学社主要创始人王卓然之子，出生于辽宁抚顺。王福时虽然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却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王福时(1911－2011)是九三学社主要创始人王卓然之子，辛亥革命的同龄人。王福时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却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西安事变发生后，为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王福时秘密编辑发行一个油印小报《公理报》，向世人报道西安事变真相。这年秋天，埃德加·斯诺从陕北回到北京，将他从陕北带回的大部分会谈记录以及自己写的长篇报道交给王福时。王福时觉得这些材料的出版在国统区乃至国外会对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于是立即向斯诺夫妇提出出书的计划，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支持。

王福时马上请来郭达、李放、李华春几位青年友人以“极大的热情，极大的紧迫感，极大的速度”，开始了翻译、编辑的工作。1937年4月，一本叫做《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简称《印象记》)的书秘密出版发行。该书除收录斯诺与毛泽东六次访谈的全部记录及访问译本外，还同时收录了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以及毛泽东的长征诗词、红军长征路线图、十首红军军歌、韩蔚尔有关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苏维埃根据地的三篇报导等内容。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还收录了阐述持久战思想的毛泽东与史沫特莱在1937年3月1日会谈的记录，还披露了包括被后世奉为经典的毛泽东戴红星八角帽等三十多张珍贵照片。

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印象记》只能在上海、陕西等地秘密翻印，当时印了5000册。但此书一问世便迅速名满大江南北，国统区进步人士和爱国师生争相阅读。斯诺夫人写信给王福时，高度评价《印象记》的及时出版，说它“在中国有如闪电一击，使人们警醒起来”。《印象记》出版6个月后的1938年1月，英国戈兰茨出版公司正式出版了斯诺的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3个月后，该书经胡愈之等人翻译，以复社名义在国内正式出版发行，中译名为《西行漫记》。

1937年斯诺的夫人海伦通过中共地下党员黄敬得知延安有个中共的会议即将召开，便邀王福时作为翻译，共同前往延安。在延安，王福时将带去的一柳条包《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当面送给毛泽东，并陪同海伦·斯诺、陈翰伯对毛泽东进行了四五个小时的采访。后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摘引了《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部分内容。

王福时将斯诺夫人与毛泽东的访谈记录带回北平，在中共地下刊物《人民之友》上发表，后在巴黎的《救国时报》上用王爱华(王福时的笔名)名义，以《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为题刊载。这篇文章与《印象记》，是西安事变后记录、报道中共活动及言论的重要历史文献。2006年，在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重新整理再版了《印象记》，更名为《前西行漫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王福时全家迁到天津英租界，与中共党员张致祥(又名管彤，解放后任文化部部长及中联部副部长)一起用油印机印刷报刊，宣传抗日。同年王福时到武昌，参加了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领导下的抗日工作，并在武昌与父亲王卓然相会。“东总”是1937年6月在周恩来指示下，由共产党员刘澜波、车向忱及东北爱国民主人士高崇民、阎宝航等在北京成立的，随着战事推移，“东总”迁到武汉，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成立了新的主席团，王卓然成为其中的一员。共产党员于毅夫负责“东总”的宣传工作，王卓然任“东总”机关刊物《反攻》杂志社长，王福时配合他们从事抗日宣传工作。1938到1939年，王福时按“东总”指示，与廖承志、邓颖超、何香凝等共同参加了对抗战的支持工作。王福时和妻子项蕴华曾下南洋宣传抗日，并为华北、东北游击队募捐筹款。经过多方努力，两人将大笔募集来的捐款带回国内，辗转交付我抗日部队。

1939年王福时到达香港，开始办“内外文化供应社”及《北方通讯》。《北方通讯》是东北救亡总会支持下的抗日秘密刊物，向香港和武汉等地发行，报道敌后抗日活动和沦陷区动态。内外文化供应社是抗日时期中国唯一的进口书刊及信息的机构，将各国的书刊，包括上海影印的英文科技书、工具书及国外畅销书，一批批大量从香港经越南的海防、河内等地辗转运往重庆。后来越南被日军占领，王福时就让夫人项蕴华在缅甸仰光做中转站，保持陪都重庆与世界的书刊交流通道不致中断。同时，王福时还发展了“剪报”服务:他从英、美、日各种杂志上剪下来文章，航空邮到重庆和延安。这是战时一种独创的新闻管道，当时的“中央社”、新华日报、塔斯社和延安的媒体，都采用过王福时按各自的剪辑范围分门别类寄来的剪报。“内外文化供应社”在把国外的信息传到中国的同时，也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抗战文化。王福时曾搜集全国抗日根据地的出版物近200种，在香港冯平山图书馆展览。

1942年，因与中共交往频繁，王福时被国民党军统特务监视，为躲避迫害，在《大公报》社长胡政之帮助下，王福时以《大公报》驻外记者身份去了印度。在印度期间，王福时继续为战时中外文化交流渠道的畅通而忘我工作。在他的努力下，经由“驼峰空中走廊”的“内外文化供应社”的通道得以恢复，外国书刊源源不断地向昆明、重庆等地运送；他还在加尔各答开设门市，向当地驻印中国远征军及华侨出售中国书刊，向国外提供中国抗战的最新动态。为打通印缅陆上运输通道，他不顾危险往返于印缅前线，甚至到过廖耀湘的新六军驻地和训练营。

1946年，王福时来到美国，参加冯玉祥、李德全发起的反内战组织——和平民主同盟，宣传中国东北地区的内战危机，呼吁美国停止干涉中国内政。1948年，刘思慕、金仲华、刘尊棋等在香港主持中共重要宣传机构国新社，他们委托王福时在美国旧金山印刷、发行英文的《远东通讯》，报导中国解放战争的进展、宣传中共的主张。王福时欣然受命，用进步华侨领袖捐赠的200美元，他自购了英文打印机、油印机，并动员全家大小参加印刷和发行的工作。稿子由“国新社”从香港寄来，油印工作主要由王福时和太太项蕴华进行，有时儿女们也会帮忙打下手。印好的小报由邮局发出。曾有人吿发他们非法印刷，为此他们请了律师帮忙打官司，最后不了了之。当时旧金山的条件极端困苦，国民党特务屡屡威胁，但王福时和家人不畏艰险，坚持将《远东通讯》的发行工作一直进行到新中国成立，为广大华侨和美国民众提供了大量新中国的真实声音。

1950年9月，王福时携全家9口回到北京，被任命为国际新闻局出版发行处副处长。1952年国际新闻局改为外文局，王福时和发行处的同事转到我国当时书刊进出口部门——中国国际书店，先后担任出口部和进口部副主任。作为共产党的“诤友”，王福时对统战工作、开拓侨汇资源、发展旅游业等工作提出了大量建议和意见，其中很多被有关部门采纳和落实。1956年，为响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王福时提出搞国际书刊展的建议，得到相关领导的肯定，并最终促成了1957年8月的北京国际书刊展。2011年7月2日，王福时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