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绳祖（1905年12月8日—1990年12月19日）字伯武，江苏高邮人。1923年入南京金陵大学，1928年业，留校任助教。在此期间，撰写了《欧洲近代史》讲义，编入大学丛书，改变了中国高等学校世界史教学由外国课本垄断的情况。1936年考入英国牛津大学布拉斯诺斯学院，专攻世界外交史。1939年回国任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1949年任金陵大学文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后，先后任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副系主任、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主任。1980年任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会理事长。

王绳祖，1905年12月8日生于江苏高邮。家系世代书香门第。伯父王荫之、叔父王陶民分别是民初著名书法家、画家。自幼入私塾，习四书五经，受过良好的国学熏陶。1919年离开家乡到南京就读教会所办金陵大学附中，又打下扎 实的英文基础。1923年考入金陵大学，主修历史，辅以政治。在校期间因“ 新史学派”美籍教授贝德士影响，对世界 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大学时代的王绳祖担任过大学学刊《金陵光》的编辑，还参加了“五卅惨案” 引起的反日爱国学 生运动。1928年大学毕业，一度执教于厦门集美中学、镇江崇实女中。1929年秋应金陵大学之聘，回母校主讲欧洲近代史，初任助教，继而讲师。1936年考取中英“庚款”官费生，同年8月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深造,专攻世界外交史。1939年学成归国,复在金陵大学任教。历任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王绳祖教授转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先后担任世界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近现代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主任，曾开设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近代国际关系史、史料与史料学等课程。王绳祖于1956年参加中国九三学社,历任江苏省第二、三、四届政协委员。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12月19日因脑溢血在南京逝世。

祖父王铭卿，曾在福建为官,历任福清、邵武、同安等县知事。伯父王荫之、叔父王陶民，均为清末民初书画大师。父亲王詠之，薄有地产,专事耕读、抚儿育女。

夫人丁梅，1927年1月与王绳祖结婚。

王绳祖学贯中西，治史范围非常广泛。除欧洲近代史外，对世界古代史、中古史皆有心得体会，论文《希腊罗马奴隶社会概况》《论欧洲封建社会》《十字军东征与欧洲文化传入中国》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但自30年代后期起，他的主要努力便转到国际关系史领域，潜心探索了半个世纪。其中近代欧洲国际史和中外关系史是他最为擅长、成绩也最卓著的方面。从40 年代的专著《近代欧洲外交史》到晚年主持编写《10 卷本国际关系史》，王绳祖对研究国际关系史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学术思想。他的主要学术思想,略述如下:

其一,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编纂国际关系史的传统模式。“欧洲中心论”曾长期滥觞并统治西方国际关系史学,王绳祖先生的摒弃和否定，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专业研究中尊重史实，追求真理的结果。他的批判性意见包括:(1)承认近代时期欧洲国际体系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及其居有支配地位，但同时揭露欧洲列强推行强权政治在道德上的非正义性。(2)强调“世界各族人民是平等”的思想。王绳祖认为,任何民族在历史不同时期都做出过重大贡献，西方国际关系传统史学把白种人侵略亚非拉美人民的罪恶说成是尽“教化”的责任，实质上是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把世界各族人民的发展历史纳入欧洲史的轨迹，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各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不能一刀切。

其二，重视国际均势问题，并将它作为阐述国际关系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在《近代欧洲外交史》中，王绳祖把自维也纳会议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的欧洲国际关系分成五个阶段，即梅特涅势力下的欧洲(1815一1830)，英俄争霸(1830-1848)，法国称霸与德意独立战争(1848一1871)，德国称霸(1871-1890)，均势时代(1890-1914)。这个分期法比较正确地反映了该时期欧洲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过程,至今对理解这段历史仍有参考价值，而它所赖以建立的依据则是欧洲均势结构的变化。

其三，坚持唯物史观对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指导意义,把马克思主义“合力理论”运用于具体历史问题的分析。王绳祖认为,国际关系史研究如同历史研究的其他领域一样,重要的是在解释历史现象,探索历史事变的内在联系,这要靠唯物史观。唯物史观不是经济史观。经济情况是基础,但对历史斗争进程发生影响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政治形式、哲学理论宗教观点等等。这些因素是相互影响并对基础发生作用。

王绳祖中外关系史的研究， 概而言之有两大特点。（一）熟悉中外史料，通晓中国和外国双方的历史。他在近代欧洲外交史方面的造诣，使他对中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得益匪浅，问题常被放到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和更加准确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无论中外，其史料的运用、政策意图或人物外交活动的刻画，均显得信手拈来，得其所在，丝毫无 中方资料与叙述见长而外国方面的见弱这类的“跋足感”。这也是他的研究能够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原因之一。（二）带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倾向。王绳祖先生研究的主要是近代，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以及清朝政府的腐朽积弱，近代的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国家。对于这一时期中外关系的历史,王绳祖有着明确的是非观。与那些冷漠的标榜所谓“纯学术研究”的学者不同,他的立场完全站在反抗列强侵略的中国人民的一边。例如40年代发表的论文《南京条约的历史背景及对百年来中国外交之影响》《九龙租借地问题》,前者根据史实陈述该不平等条约对中国外交的种种弊端,后者追溯九龙租借地的缘起及历次国际交涉的经过，从法理上论证“英国政府应该将九龙租借地立即交还中国”。现在读这些文章，仍可感到一位爱国学者的浩然正气。而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始终贯穿在王绳祖有关中外关系的著述中。

王绳祖先生在治学方法上有其独到之处。他经常讲史学是史观和史学方法的结合，史观决定了历史学家以什么样的指导思想解释史实，而史学方法则关系到历史学家能否正确地挖掘和叙述史实，两者须臾不可分离。就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而言,他主张“以事实为基础，进行科学地概括，得出一个结论,即所谓论从史出”。他常言搞一个课题研究，一般都要经过三个环节:一是史料的搜集和考证，二是在熟悉史料及有关专著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归纳,三是按照与主题相适应的逻辑顺序将自己形成的思想见诸文字。这或可看作是王绳祖自己的经验之谈。

王绳祖对史料的考证和整理非常重视。他认为,在这方面,中西史学中的优良传统值得借鉴。他研究过乾嘉学派和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并发表过专论兰克,柯林武德和 E·H·卡尔史学的文章。他指出，“史料的可靠程度和记述精确的程度有关研究成果的水平高低”,因此研究历史问题时,除广泛搜求史料外,还必须用史料考证方法对其性质和价值加以鉴定。史料考证分为两类，一曰外形的鉴定即考查史料的来源问题,也称校勘和辨伪，二曰内容的鉴定，即考查史料所述事实的可信度以确定其对研究某时代某一历史事实的重要性。对于国际关系史研究者来说,各国政府的外交档案、文件、有关人物的记述包括日记、通讯、回忆录和传记等是极其宝贵的史料,但史料带有阶级性，只有经过严格的批判才好使用。 他在论文《近代外交史和外交档案》中,综述近代外交史学的发展和各国档案资料刊布的概况。1957年,他与王铁崖先生合作,从英、法、德、俄、奥匈各国外交文献中编译出版了一本资料集《1898-1914年的欧洲国际关系》。1988年,他又主编了一部70余万字的《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在他85岁高龄之际，还亲自翻译和整理了好几万字有关中法战争期间的英国外交文件。

（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吴秉真：王先生的生活极其俭朴。我去过他家几次，发现他家除了书刊之外,房间里比较空荡,几把木椅，一张桌子。他的书房兼客房是他家的凉台封闭后改建的，一小间走廊，大概只有七八平方米,中间放着一张小书桌，两把椅子，凉台的两头堆满了书先生的家中除了他和夫人外,还有个在小学念书的小孙子。他的三个子女都在外地,先生和夫人早已是古稀老人了,但家里没有请保姆。我曾向先生建议说:“您家是否该找个保姆照料你们生活”,先生笑着说“这得感谢你的师母(指先生夫人),我家的家务,全部由我夫人包了。我什么也不管。每天我就是看书、教书、写书”我也探问过先生经济情况，先生总笑着说:“我很好我的工资足够我花了。”脸上没有一丝不愉快的神情。在他去世前一个多月,11月11日,先生写信告诉我说“上级领导通知我,我的工资被大大地提高了,现在的工资已远远超过一级教授，光基本工资就有四百多元。”先生说“现在国家经济还比较困难,中央领导还这样关心我们这些老年知识分子啊。”显然，先生是满怀感激之情说这些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