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裕齐，航空军械专家、航空教育家。1950年参与研制成功电子闪光测速仪测试设备。他精通当时最先进的航空光学陀螺瞄准具技术，曾帮助初建的航空工厂修复了大批瞄准具，保证了抗美援朝的急需。1955年后，他到北京航空大学任教，创建该校特种设备专业。研制成功陀螺测试转台，并设计完成星体跟踪器上的组合式光学系统。

王裕齐，1913年7月21日出生于上海市。父亲王兼善任北洋政府财政部印刷局官吏，曾被派往英国考察和负责引进印刷货币机器设备。因学识渊博，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著有物理、化学、植物、矿物、动物等多种中学教科书。王裕齐十岁时，其父母相继去世，兄弟五人和一个姐姐相依为命。作为兄长他负起了家庭重担，靠父亲遗留的房产为生。早年即读了一些进步政治刊物以及文史科技等书籍。

1927-1932年他在天津南开中学念书期间，正值日本侵略军企图侵占中国，扩大在华的势力范围，王裕齐和同学们一起投入了学生抗议斗争和游行示威。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使他认清了日本侵略军的面目。他对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不满，又对当时国际组织派来的联合调查团摄于日本势力显得无能为力十分气愤。

1932年王裕齐在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航空门。由于他为人正直、勤奋好学，被选为班长。他接近班上的进步同学徐昌裕（后任航空工业部副部长）、许锡缵（后任航空工业部外事局副局长），并成为同窗好友，参加了由徐昌裕组织的读书会等组织和抗日示威游行。

1936年8月王裕齐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与徐昌裕、许锡缵等一起分配到南昌航空机械学校。在入校后的军训期间，他们因不满军训管理，曾集体拒绝参加军训听讲活动而受到教官的个别查问。当教官查问王裕齐，是谁让你不参加听训时，他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是我自己不愿参加，如今后还是这样做，我还会不参加！”表现出他刚正不阿、不诬陷他人的品质。同年11月，日本侵略军进攻绥远省，北平、上海青年学生掀起了庞大的募捐活动，王裕齐积极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成员徐昌裕等发起的募捐，并在广东、四川的入伍生中进行募捐活动。

1937年6月，经航空机械学校军事训练和业务训练后，王裕齐留校担任基础课教官。1938年10月航空机械学校迁往成都。当时成都市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自然科学小组是以该校地下党成员许锡缵为骨干组成的。他们通过编辑出版《抗战科学》，把王裕齐等人团结在周围，先后出版了13期，王裕齐积极撰稿，在宣传抗日方面做了不少有益工作。

1941年8月王裕齐赴美国西部丹佛城劳莱机场接受军械设备的训练。开阔了眼界，学到了专业知识，尤其是在空中瞄准具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他还亲身感受到美国的种族歧视和美国军队内腐朽作风，对此十分厌恶。

1942年9月，王裕齐回国被分配在航空研究院任兵器组组长，他翻译了大量军械方面的专利，编写了手册，并亲自动手制作了模型、试验装置和设备。其间于1946年曾调南京空军总部任军械处处长，因看不惯官场中阿谀奉承的作风，曾多次申请调职。于1948年1月又调回航空研究院。由于航空研究院集中一大批教学和研究人员，政治空气比较自由，可随意收听和讨论新华社电台广播的内容，因而王裕齐对解放战争的形势，对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都有了初步的了解。由于当时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摇摇欲坠，研究院笼罩着一片惶惶不安的气氛，已无法开展研究工作，王裕齐企盼着能早日解放。

1949年，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惶惶不可终日的南京国民政府正酝酿逃往台湾，在南昌航空研究院工作的王裕齐等一批高级航空工程技术人员也被集中至上海。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空军内部的地下党已了解到这批高级航空工程技术人员中，有不少人员是不愿追随国民党去台湾的，而且其中有些人如王裕齐等早已与我地下党有联系，并曾参加过我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活动，就由地下党支部书记李扬群以原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同学的身份，与王裕齐等取得了秘密联系。

在接受了地下党的授意后，王裕齐对在沪集中的航空研究院人员分别做了细致的工作，说明这次弃暗投明行动是关系到个人安危和前途的大事，要每个人慎重考虑，表明态度。由于王裕齐是国民党空军里比较有名气的军械专家，他的这一进步行动有很大的动员作用，影响了他的部下和亲友以及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经动员共留下20多人。这批人被地下党秘密地转移到王裕齐的老同学、地下党员许锡缵家中，王裕齐为新中国航空建设事业保存了一批急需的高级航空工程技术人员做出了贡献，也实现了弃暗投明，迎接解放的心愿。

上海解放前夕，地下党决定将这批航空技术人员全部留在上海，参加护场（飞机场）、护库的斗争。王裕齐等都高兴地戴上了地下党发给的人民保安队的红臂章，以新的姿态投入了护卫航空资产的斗争行列，他们还俘获一辆敌装甲车。有力地配合了我解放军夺取苏州河的战斗。1949年5月27日这一天，终于迎来了上海的解放。6月中旬，上海军管会将王裕齐等原国民党空军技术人员近20人集中筹建华东航空工程研究室。当时周恩来副主席对华东航空工程研究室及这批航空技术人员十分关心，曾对华东军区粟裕副司令员说：“这批人才是中国航空工程的技术专家，要很好地使用他们，有计划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为了贯彻周副主席的指示，粟裕副司令员还指示航空处专门为他们举行了欢迎宴会。粟裕副司令员到会讲了话，王裕齐代表工程技术人员表了态，恳切地要求立即参加工作和学习，特别是建议学习政治，改造旧的世界观，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年9月，华东航空处所属航空工程研究室成立，王裕齐任主任。当时党和政府明确提出航空工程研究室是航空处的特殊编制，对待这批国民党空军中的中、高级技术人员应按中、高级知识分子待遇，并要求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对他们予以信任。这些政策和措施，给王裕齐以很大的鼓舞，他当时表示：“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我憧憬着社会主义远景，我要为人民服务。”

航空工程研究室成立后，王裕齐在上级和党组织领导下，和全室人员一起迅速投入了工作和学习，热情很高，积极主动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他调查了国民党空军航空工业的情况，并编写了《伪空军航空工业概况》的报告；草拟新中国航空工业工厂的建厂计划；编写教材、资料以配合部队作战训练；及时清理了江湾场的大批炸弹，以供喷气战斗机急迫驻防使用；配合防空与作战需要，协助抢修和扩建上海、福建等地的军用机场等。抢修和扩建军用机场的任务十分艰巨，王裕齐带领全室人员冒着敌机骚扰及恶劣气候的影响，克服施工条件差及环境艰苦等困难，日夜奋战，历时约一年，胜利地完成了全部机场的修建任务。各大机场的迅速修建，人民空军的进驻，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空军的来犯，保卫了人民的安全。

1950年10月王裕齐由华东航空工程研究室奉调至北京军委空军工程部修理处工作，任军械工程师。到空军工程部后，王裕齐和其他同志筹备成立了一个试验室，并参与了昝凌领导试制当时十分急需的“电子闪光测速仪”。在资料缺乏，设备非常简陋的情况下，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劳动，终于试制成功，经中国科学院鉴定合格后，生产了50台供各航空工厂应用，解决了当时急需的陀螺和传感器转速测试的关键设备。在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初创时期，技术力量薄弱，修理和生产中的问题不断发生，不能得到及时解决，日积月累成了“老大难”关键，王裕齐经常被派往各工厂帮助解决技术关键难题。

在接受任务时，他从不推委，那时他已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有时因任务紧迫，寒冬季节，照样在东北各地工厂出差，他认为这是党和人民对他的最大信任，也是自己真正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机会。有一段时间王裕齐被派往沈阳飞机厂军械车间协助他们学习和修理苏联航空用射击和轰炸瞄准具，凭他丰富的实际经验和扎实的理论基础，很快使工厂技术人员和工人在使用和维修复杂的苏联瞄准具方面过了关。王裕齐的工作热情给了他们良好的印象。他还结合工作翻译了苏联的《光电式陀螺仪平衡器》并编写出版了《真空管式投弹控制器》等书籍。

1951年6月，他调到刚成立的航空工业局工作。1953年航空工业局就电子闪光测速仪的研制成功，发给王裕齐奖金并颁发了奖状。当时他即将奖金捐献给了抗美援朝事业。

1955年，北京航空学院成立了航空军械设备专业，当时聘请了多名苏联专家来讲课，但复杂的航空瞄准具却没有人能够胜任，由于王裕齐在瞄准具方面的学识和经验，学校聘请王裕齐来北航执教。到校后，王裕齐及时编写出了“空中射击瞄准具”和“轰炸瞄准装置”等讲义，他备课认真，讲授生动，对待学生热情，颇受学生和研究生们的欢迎，很多部队同行也经常来听课，他的渊博学识和丰富的实际经验连该专业的苏联专家都极为欣赏。所培养的几届航空军械装置的毕业生后来都成为国内飞机工厂军械部门的技术骨干或领导干部，业务质量普遍反映良好。1956年王裕齐调入北京航空学院任教授并担任自动控制系特种设备教研室主任。1959 年王裕齐带领一批学生下厂参加南昌飞机厂强5型飞机研制，历时半年，他为工厂在强5型机上配装的轰炸瞄准具做了大量工作。之后又参加了对某型空一空导弹的残骸进行了分析，特别针对太阳对引信的作用作了深入研究，为中国后来自行设计此类导弹打下了基础。

1960年因科技发展需要成立了“光电自动导引”专业，内容涉及红外导引和天文导航二个专门化，两者都需要开设光学系统设计课程，但以往自动控制类专业与光学专业基础距离相差甚远，而该专业迫切需要开设“光学系统设计”这门课程，王裕齐主动承担了这项艰巨任务，凭着他雄厚的基础和丰富的实际知识，仅用三个月时间，就及时给学生开设出这门课程，而且教学效果良好。1962年为了进行陀螺试验需要研制陀螺试验转台，这是一种高精度试验设备，为提高测试设备精度，王裕齐提出采用一种光电测试技术，需要用头发那么细的丝对光线的遮隔。从而通过光电信号的变化来获得对速度的测试。在同志们共同努力下，经过艰辛的劳动，克服了不少技术难关，终于获得成功并得到了应用。

1965年为了天文导航的科研需要，在短短三个月时间内，他和另一位同志按当时获得的一份国外最新资料，合作编译了20多万字的《天文导航》一书。为编译这份当时国内唯一详细介绍天文导航的资料，王裕齐每天工作到深夜，按时完成了任务，这本书直到现在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1966年该书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为了当时所在研究室工会开展群众文娱活动需要，王裕齐将出版该书的稿费全部捐赠给了工会，购置了当时还不很普及的电视机供大家使用。

1965年，北航开始研制航空航天上有重要应用的导航设备之一星体跟踪器，王裕齐担负着光学系统的设计。当时，还没有电子计算机，采用的是三角追迹方法，王裕齐利用一台手摇计算机对光学系统一条光线一条光线地计算，承受着腿部关节炎的肿痛，每天工作大约十个小时，经过十个月的努力，一套极为复杂的组合式光学系统设计完成了，在星体跟踪器总体完成后获得的性能数据测试要较美国在B-52飞机上装置的MD-1星体跟踪器的性能还高。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到来，给王裕齐以极大的冲击，边劳动，边“交待问题”，长达八九年之久。1975年他在劳动时突然咯血，经检查已是肺癌晚期，经多方医治无效，于1976年4月18日去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王裕齐教授落实了政策，肯定了他为党的教育事业和国防科研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政治上恢复名誉。

王裕齐为人正直，心胸坦率，作风朴实，待人诚挚，他心中总是想到别人。多少年来，凡有困难找到他时，他总是热忱相助，从不推委，有时还不辞辛劳各处奔波。

他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的航空事业，他把自己的专长无私地奉献给祖国和人民，他为新中国的航空事业竭尽全力，贡献了身与心。他兢兢业业，埋头苦干，数十年如一日，他以自己的一生证明他在解放初曾向党表明过的心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我憧憬着社会主义远景，我要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