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谦（1917年2月-2007年7月9日），男，汉族，山西平定人，193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初中。曾任中顾委委员，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山西省政协主席、山西省军区第一政委，原山西省人民政府省长，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兼四川省重庆市委第一书记。

王谦同志是经过70年革命生涯锤炼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不论在顺利时还是在逆境中，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他的功劳、业绩，将永远铭刻在山西人民心中，他的高尚品质和道德情操，钢铁般的硬骨头精神，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1936年至1945年，任山西省平定县牺盟会常委，晋冀豫游击纵队第五支队政治委员，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十四团三营教导员，中共平定（东）县委书记，中共榆社县委书记，中共太行区第三地委组织部部长，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任中共太行区第四地委组织部部长。

1945年至1949年任中共太行区第四地委副书记兼军分区副政治委员，中共长治市委书记，中共太行区第三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共太行区委组织部部长。

1949年至1954年任中共山西省长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华北局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1954年12月至1956年7月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华北、西北处处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秘书长。

1956年3月至8月任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

1956年8月至1965年8月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

1960年11月至1966年12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

1965年8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二书记，

1965年12月至1967年1月任山西省省长。

1966年至1970年“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被关押。

1970年至1973年任山西省阳曲县革委会副主任、代主任，山西省革委会常委、省革委会计委主任、省革委会业务组组长。1973年5月至1975年5月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

1975年5月至1980年10月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

1975年5月至1979年12月任山西省革委会主任。

1977年12月至1979年12月兼任山西省政协第四届委员会主席，曾任山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80年10月至1981年待分配。

1981年9月至1985年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兼四川省重庆市委第一书记。

1986年4月增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是中共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任职至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

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中共十三大分别增选、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007年7月9日在北京病世，享年91岁。

在王谦病重期间和逝世后，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王兆国、刘云山、吴仪、贺国强、王刚、李鹏、乔石、朱镕基、宋平、尉健行、何鲁丽、热地、乌云其木格、唐家璇、华建敏、陈至立、肖扬、贾春旺、阿沛·阿旺晋美、徐匡迪和张劲夫、彭冲、谷牧、郑天翔、刘复之、杨白冰、田纪云、姜春云、倪志福、李锡铭、邹家华、布赫、吴阶平、彭珮云、韩杼滨、杨汝岱、任建新、宋健、王文元、邓力群等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求真务实 勇于创新

解放以后，王谦同志再次担任长治地委书记，在晋东南地区7个县成功地试办了10个以土地入股分红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大家所熟知的，是具有开拓、创新意义的试验，在全国也是首创。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创办，标志着土地改革后农民逐步走上集体化道路，拉开了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序幕，引起党中央的重视，得到毛主席的肯定。“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批斗王谦时，有人质问他：你在晋东南试办初级社时，为什么不在西沟村搞试点？王谦说：因为是试验，会有风险，没有把握。为了保护西沟这个老先进典型，所以没有在西沟试办。王谦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回答，使那些惯于搬弄是非者的图谋未能得逞。

1956年，王谦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调任山西省委副书记以后，分管农村、农业工作。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存在着四个突出的问题，即旱灾频繁、土地瘠薄、植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王谦同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从一些典型单位发现他们在实践中创造的先进经验。综合这些改变农业生产基本条件、从而获得稳产增收的经验，初步找到一条治理山西落后生产自然环境的基本思路，即“种草、种树、治水、修地”八字方针，把治理的重点放在雁北和晋西北。雁北地区风沙大、霜冻早、盐碱地多，因此在雁北地区尤其重视种树、固沙、防风、治碱。吕梁地区山高、沟多、坡多，强调种草、种树、修造梯田，“一片坡一条沟一道梁”地治理，防止水土流失，开创了全国小流域治理之先河。就全省范围来说，十分重视大兴水利建设，从1958年以后，全省陆续兴建了大批大中型水库和许多重要的水利设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全省水浇地、水平梯田、森林覆盖率都是成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明显地改善了农业生产基本条件。

从 “文化大革命”后期到调离山西之前，每年春夏期间，王谦同志总要和省委一班人一道，率领省级机关广大干部在太原西山植树造林；每年秋末冬初，又要率领广大干部在太原郊区整修农田。无论植树还是整地，王谦都是弯下身子，挥锹实干。

1956年“反冒进”和1957年反“右派”后，“左”的倾向出现，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放卫星”，亩产千斤小麦、万斤玉米、百万斤红薯等虚假东西抬头，虚报风气盛行。1958年秋天，省委召开电话会议，有人介绍亩产100多万斤红薯的经验，王谦插话问：你去实地看了没有？回答说，亲自下去考察了。王谦没有再吭声，在当时那种浮夸、吹牛成风的情况下，他也不可能再说啥。只是在会议结束，大家起身走时，王谦拍着那位参会同志的肩膀说：你个头大，把你埋在地里，要埋多少个才够百万斤？这虽是一句玩笑话，但足见王谦对那种浮夸风气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并给山西日报社打招呼不要报道，这是难能可贵的。

1962年以后，王谦同志在省委分管工业。他说他不懂工业，就从调查研究入手。他用半年多的时间，调查了包括各种类型的工厂、矿山80多家，每到一家企业，他不是听厂领导的工作汇报，而是请一位主管生产的副厂长或者工程师陪同，深入车间，沿着生产工艺流程，边看边问，熟悉情况。从机器设备的构造到性能，从生产过程到产品类型，都要一个一个地弄清楚。他在考察太原化工区的几家企业和第一热电厂后，发现企业生产引用地下水资源太多，使晋祠水位下降，流量减少，时有断流。他提出要保护自然生态，反对引用晋祠水源发展农业灌溉和工业项目，提出“千万不能为了一时的局部利益，而破坏千百年来形成而又无法再生的美好大自然环境。”

城市“四清”运动开始后，王谦同志到太原钢铁公司蹲点一年多搞“四清”，严格掌握政策，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工作上有这样那样缺点错误的领导干部，王谦要求他们做好自我检查，但不主张批斗，保护他们过关。由于深入细致地做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得当，采用了多换思想少换人的办法，运动结束后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在企业整顿中，王谦提出了搞好“三基工作”，所谓“三基”，一是大练基本功，干啥的就练啥，练出过硬的本领；二是做好基础工作，包括工艺上的基础工作、管理上的基础工作、政治上的基础工作；三是做好基层工作，包括基层党小组、基层团小组、基层工会小组。“三基工作”最早在山西提出来，以后在全国讲开了。这对于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迅速恢复发展工业生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钢铁汉子 宠辱不惊

“四清”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当时那样险恶的情况下，王谦同志仍然念念不忘要把生产抓起来。如果生产垮下来，局势就稳不住，社会便会出现混乱，这是王谦同志最担心的大事。

1969年7月，中央颁发了“七二三”布告，当时主持省委工作的同志决定，陆续解放一些老干部出来工作。这样就将关押在监狱而无历史问题的省和太原市的 “走资派”转移到交城办了学习班。在学习班揭发批判时，因为陶鲁笳已调离，卫恒已死，于是有人就把目标对准王谦，甚至为解脱自己，言过其实，刻意揭批王谦。但王谦同志沉着冷静地倾听每一位发言者的意见，检查自己的问题时，既不往已调走的陶鲁笳身上推，也不给已迫害致死的卫恒头上戴，更不向下推卸责任，而是尽力用自己的言行保护更多的同志 “过关”。他说：“自从我调回山西省委工作，不论是常务书记也好，第二书记、省长也好，十年来一直居于二把手的位置，鲁笳同志当书记时，省委决定重大问题，我不同意不行；老卫当书记，省委定的大事，我都参与决策，我不同意也不行。因此，过去十几年省委工作中的问题，我应负主要责任。”他这么一讲，大家深受感动，也感到减轻了负担。1973年5月，他重新回到省委领导岗位之后，尽力为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抵制派性争斗，保护干部，做了不懈的努力。

尊重人才 勤奋读书

王谦同志热爱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爱护知识分子，善于团结和使用知识分子，拜他们为师，向他们请教科学知识。在工作中，他与许多专家、教授建立了真诚的友谊，使知识分子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王谦多次讲过他和水利专家刘锡田的交往。1958年汾河水库上马，按照设计采用“水中填土”的方法筑坝，坝高60米，这在世界上也是创举。在当时没有施工机械的条件下，完全依靠人力和锹、镐、小平车等简单工具，进展不快。1959年4月，中央和水电部两次来电指出，如在“七一”前拦洪坝高度达不到40米，就必须考虑下马。水电部的中外专家现场检查后，都认为“七一”前很难达到拦洪要求，有的专家还认为大坝设计是错误的，建议工程下马，以免太原市被洪水吞没。在这紧急关头，王谦和主管工程的副省长刘开基连夜同总工程师刘锡田商讨，问刘总设计上有无不当之处，是否有什么疏忽，哪怕是少许的漏洞。如果设计是可靠的科学的，就应采取一切措施把40米坝高抢着筑上去。两人还表示：如果“七一”时坝高达不到要求，而届时又天降暴雨，发大洪水，出了大祸，政治上、技术上的责任，完全由我们负责，刘总和其他技术人员决不会受牵连，不负任何责任。第二天拂晓，刘锡田找到王谦和刘开基说，他们经过通宵的全面复查，可以肯定设计和其他技术方面都无问题，“大坝的承重力有保证安全的合理系数”。据此，省委决定：动员一切力量加大施工强度，调劳力、调物资、调设备，最终使坝高基本上按期达到了拦洪标准。近50年过去了，60米高的大坝巍然矗立，固若长城。王谦回忆说，他和刘锡田等高级知识分子相处，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彼此之间以诚相待，把心交给对方，平等地、同志式地交谈工作，不以虚情待人，不以假话骗人，真正做到相互信任。

熟悉王谦同志的人都感到他学识渊博，这渊博就是来自他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通一行、精一行，这是王谦同志的一大优点，也是他的过人之处。王谦分管农业工作以后，他把山西农学院的全部讲义拿来认真通读。分管工业以后，王谦又研读了冶金、机械、地质、煤炭等方面的专业书籍，看不懂的地方，就找技术人员或者老师傅请教。经过刻苦学习，他逐步由外行变成了内行。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学习马列的经典著作，王谦是下过很大功夫的，仅《资本论》就通读过三次，第一次是在长治任地委书记时，第二次是在华北局工作时，第三次是在“文革”的监狱里读的。

王谦同志认为，一个人要掌握知识，不只是上学读书，还可以从三个方面接受知识，第一是从书本上学，第二是从实践中来掌握，第三就是听人家讲。

王谦同志工作很全面，知识面宽，有思想，有水平，有能力，有魄力，有点子，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无论走到哪里，是分管还是主持全面工作，都能抓到手，搞出成效来。这与他长期坚持勤奋读书，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注重总结实践经验，按照客观规律分析研究解决问题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