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创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如今在各国取得长足的发展。但是关于环境史的定义也有着林林总总的回答。先选取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J．唐纳德·休斯（J. Donald Hughes,1932- ）的说法以供学者参考。

1994年休斯在《潘神的劳苦：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环境问题》中提出“环境史作为一门学科，是对人类如何与自然界发生关联的研究，作为一种方法，是将生态学的原则运用于历史学”[1]；2001年他在《世界环境史：人类在生命群落中变化着的作用》中提出“环境史的任务是研究人类与他们所处的自然群落的关系，以便解释影响这一关系的变化过程。作为一种方法，环境史将生态分析当作理解人类历史的一种手段”[2]；2005年他在《地中海地区：一部环境史》中提出“环境史作为一门学科，是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作为一种方法，是使用生态分析作为理解人类历史的一种手段。”[3]

[1]J. Donald Hughes 《Pan’s Travai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of the Ancient Greeks and Romans》，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3

[2]J. Donald Hughe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World: Humankind’s Changing Role in the Community of Life》，Humankind’s Changing Role in the Community Life, London: Routledge , 2001 P4

[3]J. Donald Hughes 《The Mediterranea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Stnta Barbara, CA P15

中国环境史学的发展前景和当前任务

中国环境史学是一门正在蓬勃兴起的新史学，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学科理论方法尚未形成体系，大量学术空白有待填补，对许多基本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偏差。环境史研究者需要努力加强理论探讨，厘清思想观念，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为社会提供正确的思想、知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国环境史学的理论探讨

总体来看，中国环境史研究兴起未久，学理建构明显欠缺，面临诸多困惑与挑战。当前，除了要继续大力开展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亟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理论探讨。

首先要走出环境历史观念的迷茫。环境史研究伴随环境保护运动思潮而兴起。环保主义者批判人类以自我为中心，自视为世界主宰，粗暴地征服、控制和掠夺大自然，而不顾其他物种的生命价值，导致了当代生态环境危机，主张以“生态中心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环保主义者的思想主张对认识环境问题无疑具有重要警示作用。然而，激进环保主义者反对“以人为本”，反对给大自然造成任何改变，走向了极端的“生态中心主义”并引起了新的“主义”之争。争论悬疑难决，导致环境史价值判断陷入两难境地，历史观念陷入迷茫，在新旧观念冲突中出现了不可忽视的认识偏差。其中，有三点特别值得警惕：一是对人类文明的过度责难——认为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文明发展进步观受到了挑战、发生了动摇；二是盲目慕古怀旧——对农业时代的人与自然关系过度褒扬，虚构农业社会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相融的历史幻象，甚至宣称中国古代主张“天人合一”实际上就是一种生态文明；三是对工业文明的全盘否定——认为工业文明过分张扬工具理性，滥用科技暴力，狂热追求征服自然，疯狂掠夺资源和制造废物，破坏了人类生存家园，是生态灾难和环境危机的罪魁祸首。持这些观点的人情绪慷慨激昂，或发思古幽情，或陈乐园之殇，都具有一定历史根据，亦令人警醒，但失之简单化和情绪化，缺乏冷峻、理性和客观的历史分析，“文明原罪论”和“历史悲观主义”色彩明显，反映了环境历史认识论的困惑。环境史学者应以高度的学术与社会责任感，强化思想理论探讨，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发展正确的环境史观，引导公众全面认识生态环境与人类文明的历史关系，理性看待当代环境、资源危机。

其次要突破“开发——破坏”的简单范式。人类利用自然资源和改变生态环境，主要由于经济需要，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也体现在经济领域，环境史研究重视考察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的因果关系是理所当然的。从农林史和历史地理学开始，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历史关系一直受到高度重视。遗憾的是，原本出于总结历史教训而采用的“开发——破坏”范式，逐渐固化为一种机械的范式并一直主导着中国环境史研究，既导致问题论说的简单化，也导致环境史研究课题单一化，人与自然历史关系的复杂情态未能受到全面重视，环境与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历史关系的研究明显乏力。事实上，环境问题并非单一经济因素所致，也不可能仅仅通过经济调整予以解决，它同时也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必须全方位地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史，才能真正揭示环境问题的本质。

再次要建构环境史学概念体系和学术框架。中国环境史研究仍处于分散探讨的阶段，已出版的几部上下贯通的著作，基本上仍是自然环境变迁史和环境保护史的框架而非综合的环境史著作，反不如西方学者撰写的几部中国环境史著作能够体现系统分析和综合考察的旨趣。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学者对环境史的学理构架一直没有展开讨论。如何开展环境史研究？应当设计怎样的学术框架？我们应着眼长远发展，积极建构概念体系，形成思想主线明确、结构层次分明的学术框架。这是一项十分重要、亟待实施的工作。

最后要强化环境史与“大历史”的联结。关于环境史的性质和归属，有人认为它研究“环境的历史”，自然是一种“专门史”；更多的人认为它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比以往任何一种史学视野都更辽阔，更具“整体史”特征。专门史也好，整体史也罢，中国环境史问题必须放到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整体脉络中来观察，才能得到更充分的认识，而不能流于就事论事和偏执一端。如何把环境史与“大历史”有机联结起来，既是一个叙事方法问题，更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

环境史学在文明的困惑与抉择中兴起

一般认为，环境史研究肇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40年来，西方环境史研究迅速发展，并逐渐跻身主流史学的行列。西方环境史学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与欧美的生态学、人类学、地理学和考古学传统有着紧密的关系，此前的“环境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大论战为之准备了重要思想素材。西方环境史研究起步之时，正值欧美老牌工业国家生态污染灾害频仍、资源危机加剧、环境保护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它是在对资本主义弊病的批判和对工业文明前途的困惑中诞生的。

20世纪90年代，西方环境史学开始被介绍到中国，促进了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兴起，近年来逐渐形成异军突起之势。然而，中国环境史研究从思想方法、问题意识、目标指向等方面来说，均非完全舶来之物，而是拥有自身学术基础和社会条件的。中华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思考可以上溯两千多年，西汉伟大史学家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己任，就包含了揭示经济、社会与风土环境相互关系的意图。从那以后，历代正史、地方史志及其他著述中都有大量关于地理、方物、风土、气候和特异自然现象的记录，包含着许多值得环境史学者利用的历史生态信息和思想元素。在西方环境史学传入之前，中国历史地理学、农林史、考古学等领域的学者已开展了不少相关研究，更为中国环境史学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本土学术资源。

中国环境史研究蹒跚起步之时，我国正朝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方向急速迈进，用几十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几个世纪的工业文明进程。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生态环境亦承受着巨大压力，资源耗减、环境污染不仅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且威胁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随着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公众对生态安全的关注度不断提高，我们党和政府审时度势、顺应民心，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把“建设生态文明”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这一新形势给环境史研究蓬勃兴起提供了重要机遇，也赋予历史学者以特殊的时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