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编著的社会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926年。

《现代社会学》一书共十八章，全书除具有概论性的第一章“社会学之性质”之外，大致可分三部分。一是第二章至第五章，即“社会之本质”“社会之构造”“社会之起源”“社会之发达”等章，主要论述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一般原理；二是第六章至第十二章，分别论述“家族”“氏族”“国家”“社会意识”“社会之变革”“社会之进化”和“社会阶级”等问题；三是第十三章至第十八章，即“社会问题”“社会思想”“社会运动”“帝国主义”“世界革命”“社会之将来”等章，主要是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

时代背景

《现代社会学》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国内阶级斗争与思想斗争的必然产物。1924年，国共两党进行了第一次合作，建立了革命的统一战线，推动了工农革命运动的发展。1924年7月，广州沙面数千名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反对英法帝国主义“不准中国人自由出入租界”的所谓“新警律”的罢工斗争。1925年上半年，上海日本纱厂工人，胶济铁路工人都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接着，北京、武汉、唐山、沈阳等地，也都相继爆发了工人的罢工斗争。与此同时，农民运动也逐渐发展起来。由彭湃领导的广东海丰农民运动，早在1922年就成立了农民协会，1924年，农会组织发展到陆丰和潮汕地区，农会会员增加到20余万人，并成立了农民自卫军。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特别是香港与广东工人举行的省港大罢工，参加人数达30多万，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在华南的侵略势力。革命的运动需要革命的理论指导。工农革命斗争的发展，迫切需要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和理论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于新的形势和任务，做出科学的概括和理论的说明，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顺利发展。李达的《现代社会学》正是肩负这一历史使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

学术背景

《现代社会学》的发表也是当时哲学上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又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为对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抵制唯物史观的广泛影响，也极力散布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封建复古主义。哲学战线上这些历史唯心主义的种种谬论，在当时的思想界中引起了混乱。为了肃清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给人民群众指明正确的理论方向，作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就必然要义不容辞地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思潮，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李达的《现代社会学》正是适应了这种思想斗争的要求而问世的。

创作动机

1922年，李达到湖南长沙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这一时期，李达着重研究和宣传唯物史观。当自修大学被封闭后，他又在湖南公立法政学校、湖南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继续讲授唯物史观。《现代社会学》是李达在湖南大学任教时作为讲课之用而撰写的教材，全书用文言文写成。该书实际上主要是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因受当时语境的影响，书名故为《现代社会学》。作者在书中指出，《现代社会学》是“用唯物史观改造社会科学之一尝试”，“学者苟循此以求之必了然于国计民生之根本，洞悉其症结之所在，更进而改造之不难也。”可见，李达写作此书的目的较为明确，其旨在宣传唯物史观，为中国人民提供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

（1）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

《现代社会学》用较大的篇幅反复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这一理论。

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李达在说明社会之本质时首先力辟“契约的社会说”“生物的社会说”和“心理的社会说”这样三种流行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说。他指出，人类为生活计，不能不取得生活资料。欲为取得生活资料，斯不能不参加社会的生产，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不能直接间接发生种种生产关系，此等生产关系之错综复合，形成社会之经济构造。因此，社会非由契约而成，非由心性相感作用而起，亦非如有机体受自然法则所支配，乃由加入生产关系中之各个人结合而成。

接着，李达论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他指出，人类相互之关系，自其性质而类别之，可分为物质关系及精神关系物质关系即经济关系，精神关系即政治、法律、科学、艺术、宗教、哲学等关系。此等根本关系之错综复合，构成社会生活之全部。为什么经济是基础呢？这是因为人之生存及活动，以定之存在为前提，为条件，故人于营政治、法律、科学、艺术、道德、宗教、哲学等生活之前，必先获得衣食住之物质资料。他简要论说了政治、法律、科学、艺术、道德、宗教、哲学等等均由经济基础决定，由经济关系得以解释。

李达在着重论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同时也指出了上层建筑能动的反作用。他指出，上层建筑虽然由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造成的，然上层建筑又影响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此不可不知也。同时，他认为这种反作用是有限度的，其指出，唯吾人应当注意者，社会之构造，恒受生产力之状态所规定，而其形成之变化，又受生产力之变化所规定，故上层建筑仅能成为经济之量的变化之助因，而不能成为经济之质的变化之主因也。这说明，上层建筑可以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但不能决定经济关系的性质。

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李达指出，人们在生产生活资料过程中，必然互相联络而发生一定之关系。惟其有此联络与关系，然后生产物始能完成，始能借交通机关分配于社会，供给社会消费。故生产关系包含交通（实指流通―引者）交换分配等一切经济关系。他对生产关系的理解是同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相一致的。作者进而指出：生产关系之成立，必与社会的生产力相适应，两者互有密切之关系，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则生产力能在生产关系中发展。倘生产力继续发展至一定程度以上，而生产关系阻碍其发展时，当时之生产关系势必改造，生产力始有发展之余地。若生产关系苟不改造，则生产力不能继续发达，社会即无进化。

李达指出：如果离开了现有的生产力，任意地改变生产关系，同样也会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他指出，假如一定社会组织内之生产力尚有发展之余地，而人类必欲一己意志企图颠覆，则生产力不但不能增进，反而有衰减之虞。盖生产力之继续发展为社会进步之主要条件，苟时机未至，遽欲谋社会组织之改造，适足以促该社会之退步。作者又指出，荀时机未至。而速欲强制的实行共产主义，则生产力必骤然衰减。

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现代社会学》反复论说了生产力对社会发展所起的最终决定作用。李达认为，推动整个社会发展的原动力，非由思想观念理论或精神而生，乃由物质生活关系发出者也，社会进化之原动力即此生产力是也。总之，社会生活之历程，即物质生产历程，而物质的生产历程，完全受生产技术及生产力之支配。在物质的生产历程中，所谓精神文化，皆由物质的生产关系中产生，随生产力之发达而发达，随生产关系变迁而变迁。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此唯物史观的社会本质说之概要也。

（2）关于阶级、国家、社会意识和社会革命的理论

关于阶级

李达指出，阶级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手段共用之事实消灭、原始共产制因而崩坏而产生的。构成阶级本质的，既不是所得之差异、财产之差异、职业之差异，也不是贫富之差异、劳动与偷闲之差异、精神劳动与腕力劳动之差异，而是生产手段占有之不同，而最终决定阶级关系的是生产力。他为阶级下了这样的定义：阶级者，社会的生产历程之结果，由生产条件产生而出，因生产手段之分配及社会人员被分配于生产历程中所成之社会系统而生者也。李达进一步分析了阶级概念，指出，阶级确为经济概念，同时又为与此经济概念相适应之法律概念及政治概念，是故阶级概念宜总合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各方面之内容为一体，而由经济的见地鉴定之。这说明，构成阶级本质、划分阶级的标准，只能是经济。但阶级一旦形成，它的活动则又表现在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阶级概念是一个广泛的社会概念。把它仅仅理解为经济概念是片面的。当然，若把政治、思想也作为区分阶级的标准，则更是错误的。因为这离开了唯物史观的基础，陷入了唯心主义。

关于阶级的消灭问题，李达指出：阶级由经济的剥削而生，亦随经济的剥削之撤废而消灭。但他对此并没有作简单的、机械的理解，他认为，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后，可以将生产资料收归公有，一举消灭剥削，但在一定时期内，资产阶级仍然存在。这主要是因为这个阶级的政治思想还存在。只有资产阶级企图复辟的意识完全扫除净尽，无产阶级的统治宣告终结，然后可高唱全民政治。

关于国家

李达首先批判了资产阶级学者将国家与社会混为一谈的谬论，指出，国家者，社会历程中之产物，为统治阶级对立而发生者也，国家非即社会。接着他分析了国家的本质，指出：国家为剥削的支配，国家为阶级的统治，国家为社会之机关”。因此，“国家哲学者所谓全民自由之国家，所谓实现法律的、道德的、政治的、自由之国家云云，直是痴人说梦耳。他通过对国家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的历史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国家的本质。他指出，现代代议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就其阶级的剥削的支配之性质而言，与封建国家无殊。最后，他说明了国家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灭。

关于社会意识

李达以社会意识与个人意识关系为线索来说明社会意识的性质、作用和演变。他指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必然发生经济关系，在发生经济关系时，不能不发生相应之意识活动，各种经济关系之错综复合，构成社会之基础，各种意识之错综复合，构成社会意识。但是，他并不认为，任何个人意识都可构成社会意识，只有与该社会经济关系相适合、有维持该社会经济关系之作用的意识才成为社会意识。古代原始社会，无私有财产，无阶级区别，故比时的社会意识确为一切个人之共通意识内容。自私有制发生，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已无能代表全体社会人员之社会意识，有的只是阶级的意识。唯有经济上强有力阶级之要求包含于社会意识之中，他阶级之要求概受社会意识之压迫。封建社会的社会意识，即封建贵族之意识。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即资产阶级的意识。据此，作者对社会意识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社会意识者，各个人为谋取生活资料不能不共同服从其支配之意识也。

李达认为，社会意识有支配个人意识而有维持社会之作用。社会意识的这种作用是由它有统御各个人之拘束力的缘故。他将这种拘束力分为“内的拘束力”和“外的拘束力”两种。内的拘束力，能使个人之个性潜移默化，于不知不觉中听命于社会意识。外的拘束力即社会的及法律的制裁，能强制各个人牺牲其个性，不得已而听命于社会意识。他认为，社会意识一旦形成，不易消灭，会变成一种传统的习惯力量。社会意识既适应于经济组织而成立，亦必随经济组织而变革。作者在“社会之进化”一章里具体分析了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艺术等如何随社会经济的进化而进化的。作者认为，古代无阶级社会的社会意识，与一切个人之目的相适合，是完全的社会意识，到了阶级社会则变成阶级的社会意识，畸形的社会意识，但社会之进化必有达到无阶级社会之一日，则社会意识亦必有随达到适合一切个人之目的之一日也。他称此为“社会意识之完成”。

关于社会革命

李达指出，革命为进化之母，社会无革命，则社会无进化，此历史之公例也。所谓革命即社会由旧而且低之生产关系进至新而较高之生产关系，并变更其上层建筑之全部者也。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说明了社会革命的根源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他具体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日益增长的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冲突，说明资本主义必然崩坏。作者进而指出，社会革命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不过他认为，社会革命之实现，有缓进与急进、平和与激烈之别，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是“急进而激烈”的革命。至于将来是否有“平和而缓进”的社会主义革命，作者并没有加以简单的否定。他认为，有必流血而成功者，有可不血刃而成功者，未可一概而论也。

李达还专门分析了社会革命的客观物质条件和主观条件。他反复说明，只有当生产力在旧的社会组织内无发展余地之时，旧的社会组织才会崩坏，新的较高的生产关系才能产生。社会革命本在促进生产力之发展，倘若在物质条件未备，生产力在旧社会内尚有充分发达之余地的情况下发生社会革命，那革命终归于失败。这种革命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促使生产力衰减”，社会“归于退化”。当时有人把唯物史观歪曲为机械论、经济命定论，认为既然社会革命系于经济条件，因此个人可以拱手无为，坐待社会之自然进化，不必从事社会革命。对此，他指出，社会组织之变革，一方面受物质条件所拘束，一方面又必待各个有意识的行动始能实现，故物质的条件与个人之努力，二者皆社会变革之要件也。又说，社会之进化，须经历阶级斗争始能实现，故个人对改造社会之努力，即系构成此冲突之因子，实于社会之变革有绝对之必要。

李达根据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思想分析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他指出，个人能创造社会之历史，然不能任意创造之，必依据社会历史进行之途径，应时势之要求而创造之。他认为，杰出人物并非特殊天才使然，实社会关系有以玉成之也。伟人之所以异于常人者，以能知其大，能见其远，能解决前代社会所提供于当代之科学的问题，能发见由前代社会关系之发达所造出之社会的要求，能更进而鼓其特殊之智力精神，率先担当解决此问题满足此要求之大任耳。在物质条件与个人努力之关系上，他指出，方物质条件之未备也，个人无论如何努力，人群无论如何运动，社会之变革终不可期也；物质条件既备矣，个人或人群苟不努力以促成之，社会之变革亦不易实现也。因此，生今之世，为今之人，诚宜细察社会之潮流，熟审时代之精神。创造自身之历史促进社会之进步。

（3）关于世界革命与民族革命的论述

李达在书中不仅阐述了社会革命的一般理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批判了各种错误的社会理论，揭露帝国主义的本质，而且还专门论述了世界革命与民族革命。李达指出，民族革命云者，弱小民族脱离强大民族支配之谓也，社会革命云者，无产阶级脱离有产阶级支配之谓也。两者形式不同，而其革命对象则一，即帝国主义。 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相须并进而构成世界革命。

李达对民族革命作了较为具体的分析，指出，民族革命的对象除帝国主义之外，还包括中国的为虎作伥之封建阶级或帝国主义者之代表。他认为，在民族革命中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民族革命运动由谁领导的问题，果必为资产阶级乎？抑为无产阶级乎？他指出，民族革命虽为全民革命，但参加者有勇有怯，弱小民族之全体人民，其最感帝国主义压迫之苦而觉知有革命必要者，莫如工农无产分子。又说，民族革命，系全民革命性质，而其中坚分子则为无产阶级而非小资产阶级也。根据列宁的思想，他分析了民族革命的前途，认为无产阶级既能成为民族革命之中坚，则在成功之后，对于经济上之建设，必不赞成私人资本主义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乃社会主义之过渡，非即社会主义。最后，他分析了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指出，弱小民族的民族革命必须与先进国家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实现。民族革命不能脱离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斗争单独进行，不与国际无产阶级联合的革命，是机会主义之民族革命。

该书出版后在革命队伍中流传，影响较大，几乎人手一册，为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胡为雄：从《现代社会学》一书的结构、内容及其叙述的话语看，这部由湖南现代丛书社1926年出版的著作，其学术水平在当时中国学界应属领先地位，尽管后来看来，书中的不少观点不是那么精确或准确，甚至错误。较之瞿秋白的讲义，《现代社会学》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吉林大学哲学教研室教授吕希晨：李达的《现代社会学》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论述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问题，批判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学说。它是继瞿秋白《现代社会学》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也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最高成就。

1926年6月，《现代社会学》由湖南现代丛书社首次出版；1928年11月，上海昆仑书店又出版该书的修订版。至1933年，该书先后印行14版，影响较大。

李达（1890—1966），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和社会学家，湖南零陵人。1909年考入京师优级师范，后赴日留学，在东京第一高等师范学习理科。俄国十月革命后，他弃理从文，开始钻研马列主义，并翻译出版了《唯物史观解说》等著作。李达的研究范围遍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法学、货币学、史学等众多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曾担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等职务，并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哲学会会长，其重要著作被收入《李达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