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文库：玻利维亚史》是20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作者是赫伯特·S.克莱恩 (Herbert S.Klein)。

全书共9章，系统、全面地勾画出玻利维亚（上限时间为远古的时期，下限时间到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变迁、发展轨迹和文明交往特征及规律。涉及地理和前哥伦比亚文明、殖民地社会的建立、殖民地晚期社会：危机与成长、革命和民族国家的建立（1809—1841）、国家危机（1841—1880）、银和锡的时代（1880—1932）、新秩序的瓦解（1932—1952）、从民族革命到冷战（1952—1982）、多种族民主国家的建立（1982—2002）等，以时间为经，以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为纬，对玻利维亚的过去和现在作了一个多角度的扫描，系统介绍了玻利维亚独特的地理环境、丰富的资源、悠久的历史，探究了玻利维亚的社会特征和历史发展的总脉络，可谓包罗万象，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勾勒出玻利维亚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显示出作者把握历史的独特视角，为读者全面了解玻利维亚提供了充分的阅读空间。

序言

第一章 地貌与前哥伦布文明

第二章 殖民地社会的建立

第三章 晚期殖民地社会：危机与成长

第四章 革命和民族国家的建立（1809—1841）

第五章 国家危机（1841—1880）

第六章 银和锡的时代（1880—1932）

第七章 新秩序的瓦解（1932—1952）

第八章 从民族革命到冷战（1952—1982）

第九章 多种族民主国家的建立（1982—2002）

玻利维亚政治史大事年表

表格

参考书目

一、总体描述

二、前殖民地时期和殖民地时期

三、19世纪早期

四、19世纪晚期

五、20世纪初期

六、20世纪30年代——现在

索引

本书作者赫伯特·S·克莱恩是哥伦比亚大学拉丁美洲史教授，是对南美洲史及玻利维亚史研究有较深造诣的学者.译者董小川，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玻利维亚人的历史变迁是人类历史中最复杂、最扑朔迷离的内容之一。在拉丁美洲各个共和国中，玻利维亚的印第安人口最多，直到今天，那里只说西班牙语的仍然是少数人。美洲印第安人的盖丘亚语(Quechua)和艾玛拉语(Aymara)仍然具有统治地位，甚至还有人讲前印加乌鲁语(um)。因此，玻利维亚并不那样简单地是其最后占领者的殖民地，同时它还是一个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的多文化和多种族的混合体。作为一个充分适应了人类定居地中最高纬度的社会，玻利维亚人已经建立了自己不断变化和充满活力的多种族社会。

从广大民众看，玻利维亚的文化是一种前哥伦布文明和后征服者政权形式与体制相混合的文化。西班牙政府体制被移植到前西班牙殖民地时代早已存在的亲缘组织当中；在经济上，那些分散的定居点则被转变成核心村庄；原来存在的各种地方和国家宗教被融人一种新的具有当地色彩的天主教当中，这种天主教中掺杂着众多的地中海流行宗教的标志和神秘。传统的物品交流体制与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和平共处，小麦与前哥伦布文明时代的藜(quinua)和可可(coca)等需求竞相增长。在盖丘亚语和艾玛拉语中，从西班牙语借用来的词汇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城镇居民中，可以明显见到前哥伦布文明信仰体制与现代西方信仰形式混合在一起的状况。

但是，对玻利维亚的这种双重社会的描述并不意味着玻利维亚仅仅是一个农民在困难环境中形成了一种新文化现象的实验室。因为，自16世纪西班牙征服以来，玻利维亚就是一个以西方资本家为统治阶级、印第安工人为被剥削阶级的社会。榨取农民和工人血汗的政府以传统的方式由新的讲西班牙语的“白人”和西方式的社会精英所把持。同时，带有遗传色彩的特点，玻利维亚的“白人”看起来与其印第安人祖先同出一辙，但其经济、社会和文化则与西欧社会阶级模式十分相似。欧洲人在玻利维亚搞的教育是欧洲式的教育，甚至他们的宗教活动也与当地农民的天主教有所区别，因为“白人”生活在上层并剥削农民。

然而，社会精英本身也逐渐变得混杂了。在那样一个多种族的社会里，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之后，具有混杂背景的新一代人群成长起来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因此，如同拉丁美洲绝大多数多种族国家一样，玻利维亚确认种族的依据是社会而不是基因或遗传特征。讲西班牙语的上层阶级西装革履，享受着外来的美味佳肴，他们都是“白人”，当地农民称他们为“绅士后代”(genre decente)。城镇下层和中产阶级、农村的自由农也穿西装，讲西班牙语，同时还讲某一种当地语言，这些人就是墨斯提佐人，玻利维亚把他们叫作“科罗”(cholos)。那些只讲印第安语和食用传统安第斯食品的人是印第安人。除非他们放弃传统生活方式和语言并融人民族社会当中，也就是成为科罗或白人，印第安人是不能进入权力机构的。因此，很多处于边缘社会的、有抱负的、有能力的玻利维亚农民只能长期供养白人和科罗阶级。甚至那些只说传统单一印第安语言的农民也有贫富之分，个人地位的高低通常具有继承性，当地土生土长的人与外来移民之间也是一样。虽然这种两分法在不同时代也有变化，特别是在引进了普及教育政策和实行有效的政治民主以后，尽管与其他拉美国家相比玻利维亚的科罗阶级的权势越来越大，但玻利维亚始终还是一个具有严重种族主义色彩的国家。

从政治发展来看，玻利维亚曾经是一个典型的多种族社会，但却由一个种族长期垄断统治权。事实上，对印第安民众的剥削是否在王权时代比共和时期更好一些的问题是存在争议的。在19—20世纪地方政治中，白人精英曾经为使权力掌控在白人集团手中并避免落入科罗和印第安人手里而做了大量努力，因此他们建立的有限的议会共和制中只有少数白人精英成为权力掌控者。但是，如同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体制一样，现代经济变迁在19世纪后半期对玻利维亚产生巨大冲击，迫使那些关系密切的政治同盟者发生分裂，社会精英们也被迫把权力分散到中产阶级和城市工人阶级当中。但由于民主倾向不断加强，这个偏袒式的权力分配过程最后还是流产了。从这一点看，玻利维亚的政治演进明显与一般拉丁美洲国家那种广大普通工人和中产阶级革命运动横扫整个前政治体制的情况有所不同，这主要表现在1952年民族革命中。在玻利维亚，1952年革命后确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式并没有摧毁原有的双重社会体制，没有从根本上减少剥削，甚至在没有根除美洲原有文化和语言的情况下为与现代西方社会同化打开了大门。最后，尽管印第安人获得了政治权力，也分到了土地，出口物品也全民化了，但由于这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过于猛烈，玻利维亚在最近几十年的变迁中蒙受军政府统治阴影的同时，却以一种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不同的路径发展着。

就其经济发展来说，玻利维亚显示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特点。从世界范围看，玻利维亚几乎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开放型国家。自16世纪到现今，玻利维亚长期以矿物和初级产品为主，并随着世界市场的需求而变化。这样，玻利维亚国民经济完全依靠根据国际市场供求关系而进行的初级产品出口。玻利维亚人口少且居住分散，这在拉丁美洲是数一数二的。除了在世界危机或国际联合行动等最为特别的情况下，玻利维亚的工业几乎停滞不前。因此，这个国家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因为玻利维亚已经被牢牢地束缚在相对发达的经济当中。

尽管形成这种对外依附关系，玻利维亚对本国资源还是具有明显的国家控制特点，特别是在民族革命时期。玻利维亚的工矿企业基本都是由白人和科罗阶级所控制，直到最近几十年，基本上没有外国企业的大规模参与。当然，玻利维亚并没有摆脱邻国和来自世界其他国家势力的经济阴谋活动，但那里人民的创造精神可以使自己的国家避免外来干涉，基本上实现自给自足。

从其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演进和当代剧烈变化的过程可以看出，玻利维亚还是一个贫穷和相对落后的国家，从人类生存角度说，玻利维亚还是一个拉丁美洲没有开垦的处女地之一。即使是在今天，玻利维亚的800万人口的生活尽管得到了很大改善，但还是世界上死亡率最高、寿命最短、西半球人均国民收入最低的国家之一。但是，在最近的几十年间，玻利维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它的国民教育已经基本普及，按照拉丁美洲标准，玻利维亚的文盲率已经下降到一个很低的程度。

尽管走过了许多不同路径，玻利维亚还是以其独特的方式构成了人类共同历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其作为一个多种族殖民地社会的发展到其当代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存在，玻利维亚都发生了值得重视的社会和政治变迁。玻利维亚的历史变迁是西方模式与前哥伦布文明传统、阶级组织与双重社会体制、贫穷与剥削、强劲的独立愿望与社会创造性相互作用的结果。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将在本书下面要探讨的内容。

为了考察玻利维亚史，我阅读、研究和参与调查这一主题花费了将近40年的时间。由于没有生活在那个文化氛围当中，使我难以了解其历史的细节，但愿这种距离不会造成我对这一主题有任何曲解。同样，作为发达工业国家中的一员，我力图尽最大可能地不把我自己的道德和思想判断标准带进研究当中，尽量保证研究的客观性。

从20世纪50年代晚期开始，我曾经作为一个“玻利维亚人”(Bolivianist)接受了长期教育，得到了许多建议、教导和众多学者与朋友的长期支持。其中，比尔纳多·布兰科一冈萨雷斯(BernaedoBlanco-Gonzalez)和德丽莎·希斯韦特(Teresa Gisbert)在正规的课程教学中将我引导到这一主题研究当中来。贡纳尔·门多萨(GunnarMendoza)和阿尔贝托·克雷斯波(Alberto Crespo)在我1959年到达玻利维亚后对我的研究进行了指导。安东尼·米特里(Antonio Mitre)是我的一个学生和挚友，曾经对我的一些观点提出意见。我还要感谢西尔维娅·瑞维拉(Silvia Rivera)、夏维尔·阿尔伯(Xavier Albo)、约瑟普·巴尔纳达斯(Josep Barnadas)、菲利普·布莱尔(Philip Blair)、特雷瑟·保尤瑟一卡萨哥涅(Therese。Bouysse—Cassagne)、特里斯坦·普拉特(Tristan Platt)、特里·塞哥涅斯(Terry Saignes)、克伦·斯伯丁(Karen Spalding)、恩里克·坦德特尔(Enrique Tandeter)、弥敦道·瓦赫特尔(Nathan Wachtel)等对我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大量建议、批评和支持。作为我的良师和挚友，马塞罗·卡尔马哥纳尼(Marcello Carmagnani)和尼古拉·桑切斯(Nicholds Sanchez-Albo-rnoz)曾经对本书的形成做出了无法估价的贡献。斯坦利·恩格曼(Stanley Engerman)、哈里特·克莱因(Harriet Manelis Klein)、理查德·沃尔曼(Richard Worman)、玛丽亚·里加·科埃略·普拉多(Maria Ligia Coelho Prado)花费了大量时间阅读了本书的书稿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在本书修订过程中，我继续得到众多朋友和学者的支持和批评意见，其中包括里卡多·戈多伊(Iticardo Godoy)、欧文·格雷莎波(Erwin Greishaber)和埃里克·兰格(Eric Langer)。我还要感谢我过去的学生布鲁克·拉尔森(Brooke Larason)、克拉拉·洛佩兹(Clara Lopez)、马努尔·特雷拉斯(Manual Contreras)、玛丽·莫尼(Mary Money)、安·索洛斯基(Ann Zulawski)，他们从一开始就与我共同为本书劳作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马尤尔·孑L特雷拉斯(Mauel Contreras)还特别帮助我对有关玻利维亚最新的一些社会和经济统计数据进行了整理，并对我的一些认识进行了建设性的考证。另外，克拉拉·洛佩斯·贝尔特兰(Clara Lopez Beltron)曾经为我提供了历史研究的最新信息。最后，朱迪·斯基拂涅(Judith Schiffner)对本书写作的整个过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在当今这个电子资料丰富的新时代，玻利维亚政府的一些部门为我提供了大量十分难得的社会和政府数据，其中包括玻利维亚中央银行(Banco Central de Bolivia)、玻利维亚国家统计署(The 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distica)、玻利维亚国民议会(The Bolivian National Congress)以及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对此我深表谢意。我还要感谢《年鉴》杂志(Journal Annales)允许我复印了一系列地图。最后，我要说明的是，我在书中使用了最普通的美洲印第安人盖丘亚语和艾玛拉语，这些语言是在不断变化中的；书中还使用了西班牙语中“酋长”(cacique)这个概念来说明印第安人贵族，这在玻利维亚文学中是很常见的，而没有使用秘鲁研究盖丘亚语的同一概念，那里是用“库拉卡”(kuraka)这个词。

加里福尼亚门罗公园(Menlo Park California)

200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