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A·伊斯特林是美国著名人口经济学家，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最早对主观快乐进行理论研究的当代经济学家。著有《生育率革命：一种供求分析》、《是否需要对不发达状况进行历史的研究》、《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等书。
以伊斯特林为代表的运用
西方微观经济学供给和需求分析理论来研究生育率变化的一种理论。他认为，对孩子的
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着一个家庭的生育水平。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对孩子的供给和需求都会产生正的和负的效应。譬如由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婴儿死亡的下降，使成活的孩子
供给增加，抚养成本的提高使对孩子的需求下降等等。因而，现代化会使对孩子的供需发生变化，从而引起一场“生育率革命”。他提出用
供求理论来分析生育率从高到低的转变，是对莱宾斯坦和贝克尔的理论的补充。他的分析的一个突出特色是结合社会和
经济现代化过程来观察生育率的变动。他既强调纯
经济因素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又注意非经济因素的作用。他特别强调公共卫生、医疗条件、强制性义务教育和家庭计划对节制生育的重大作用。从
发展中国家来看，由于人们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又没有避孕的传统和习惯，所以，加强正规的学校教育，普及义务教育，改善公共卫生、医疗条件，重视和认真推行家庭计划，对于实现生育率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即对降低生育率、实现
人口转变是必要的。从这些方面来看，伊斯特林的生育率革命理论是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的。然而，伊斯特林的分析仍过于理论化，对于现代化过程中各种变量如何对生育率变动起作用的描述不够，特别是对社会习惯势力和传统力量对节制生育的阻碍估计不足。
理查德·伊斯特林是最早对主观快乐进行理论研究的当代经济学家。他在1974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了所谓的
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Paradox）：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首先，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长期的动态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高低同平均快乐水平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其次，在收入达到某一点以前，快乐随收入增长而增长，但超过那一点后，这种关系却并不明显。第三，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人们的平均收入和平均快乐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关系，包括文化特征在内的许多其他因素会影响快乐。
他的这一发现被称为“
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又称为“幸福-收入之谜”或“幸福悖论”）。现代经济学是构建于“财富增加将导致福利或幸福增加”这样一个核心命题之上的。然而，一个令人迷惑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更多的财富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幸福？而这就是“幸福—收入之谜”或“幸福悖论”的表现。
GDP的增长，许多影响幸福的非经济因素会下降，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抵消经济因素带来的正面作用，于是就可能出现收入增加了而人们的幸福没有相应增加的“幸福悖论。另一类理论注重的是“比较视角”。这类理论包括相对收入理论、参照组理论或攀比理论。这些理论从收入本身出发，认为个人效用与自己的收入水平正相关，但与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攀比水平）负相关；当社会变得更富裕时，攀比水平随之提，导致收入—幸福曲线下移，从而使得
总效用水平保持不变。罗伯特·弗兰克（RobertFrank）的“相对消费理论”为该领域经济学家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参照点。在弗兰克看来，一个人的主观福利与其相对地位有关。这就产生了一个
零和（zero-sum）地位竞争：一人受罚，大家无趣。因此，地位竞争仅仅导致
个人福利的再分配，而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幸福并没有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