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国墓地遗址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立禅庵村的东南面，整座墓园约五六亩地，坐西朝东，前面有溪水流过，是曾经的凉水河故道。

明代永乐年间位于通州区西集镇和合站村的和合驿，以及位于通州城东门外的潞河驿，分别于明万历四年（1576年）和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皆移至张家湾城南的馆驿胡同，成为接待外国使节转乘的必经之所。明清之际，包括琉球王国在内的贡使与学者，都在此上岸进京，或乘船南下，或者驻足停歇。

明清两朝，来自琉球王国的众多使臣、商贾，每“两年一贡”，需在张家湾转换舟车。此外，琉球学生前来北京也要通过张家湾中转。在京师意外亡故的贡使与官生，多获优待，葬于张家湾，可资往来琉球人士凭吊，亦可借水陆交通，俾亡魂归省故国家园。由于张家湾距离京师最近，且处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张家湾的墓地也是琉球国在华墓地中安葬等级最高的。

清朝康熙皇帝对在华去世的琉球使臣极为厚恤，曾赐病逝后葬于张家湾的琉球进贡使正议大夫杨联桂谕祭碑文；清朝雍正年间的通州知州黄成章，也曾在此设立保护须知碑；琉球贡使若在京病故，清朝政府照例“给棺木红缎，遣祠祭司官谕祭，兵部应付车马人夫，其应赏等物，仍付同来使臣颁给”。杨联桂是首位埋葬在琉球国墓地的琉球人士，其官级也最高。在杨联桂之后葬在张家湾琉球国墓地的是官生蔡宏训，他从琉球出发到进入国子监，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却不幸在入学七天后就患病身亡。雍正皇帝赐银三百两，一百两用于为蔡宏训办理丧事，另二百两由琉球使节带回琉球，交给蔡宏训的母亲，作为赡养扶助费。乾隆十九年（1754年），琉球官生郑孝德随紫金大夫蔡宏谟进京请封时，就在张家湾为其父扫墓，其父郑国观埋葬在张家湾琉球国墓地。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经历明治维新的日本国力大增，单方面宣布要册封琉球王国的国王为藩王，并与之建立藩属关系。清光绪元年（1875年）七月初十，日本政府明令禁止琉球王国“向中国朝贡、派遣使节或清帝即位时派遣庆贺使，今后藩王更替时，禁止接受中国册封”。光绪五年（1879年）四月初四，日本强制琉球王国改为日本的冲绳县。自此，与明清两朝交往了几百年之久的琉球王国被吞并。

在国家危难之际，琉球王国的国王尚泰于光绪二年（1876年）十二月，秘密派遣使臣向德宏和林世功等人，远渡重洋前往北京，请求清政府的支援。当时内外交困的清政府也自顾不暇，面对琉球王国的变故无力回天。在琉球王国被日本强行吞并之后，林世功见复国无望，悲愤交加，遂留下绝命诗：“古来忠孝几人全，忧国思家已五年。一死犹期存社稷，高堂专赖弟兄贤。”光绪六年（1880年）十一月二十日，林世功自杀于大清总理衙门之前，震动朝野，史载：“都邑见闻者，无不叹美。”清朝政府以林世功忠烈可嘉，赐银二百两，将其庄重地安葬于张家湾琉球国墓地。

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岁月的流逝，琉球国墓地用于祭祀的建筑逐渐残破。日寇侵华后，当地村民误以为是日本人的墓地，对墓地进行了破坏。在后来的农业平整土地过程中，坟茔也被平整，只留下遗址。

琉球国墓地遗址大约有3000平方米，在墓地正中的西向竖立着写有“琉球国墓地遗址”七个棕底白字的大标识牌。标识牌的南侧有块说明牌：“琉球国墓地简介：琉球国墓地是清朝时期琉球人病故安葬之地。此墓地一共埋葬了琉球国贡使、官生、陈情使、都通官等14人，是全国历史上琉球国墓地中葬者的最高等级。”整座墓园草木葱茏，庄严肃穆。

20世纪90年代，文物部门发现了琉球人王大业的墓碑，王大业是归葬在琉球国墓地的最后一位琉球国人，其墓碑目前保存在通州博物馆。王大业墓碑为深灰色沉积岩所制，体量瘦长，首身一体无碑座。墓碑表面磨损严重，但碑上铭文尚清晰可见：碑额自右而左横刻楷书“琉球国”三个大字，正中纵刻楷书“陈情都通官王公大业墓”。其右，低一字的位置上纵刻楷书“光绪十四年戊子”；而在其左对称的位置上，亦纵刻楷书“十二月二五日卒”。

2023年7月4日，正在访华的冲绳知事玉城丹尼前往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的琉球国墓地遗址进行祭拜。玉城丹尼为逝者奉上冥币、酒水等祭祀用品，双手合十，喃喃低语，用琉球习俗祭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