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小说是指以小说的形式探索现实生活里的问题，把它们揭示出来，给腐朽、落后的事物以狠狠鞭打，并且呼唤与鼓舞人民与种种阻碍事业前进的丑恶现象作斗争，以推动历史前进。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最早体现了这一主张。这些作品对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尤其是官僚主义、教条主义，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们突破了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禁区，加强了文学创作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历史已作出定评，现在似无必要再恢复这个口号。历史地看，这个口号也有缺点，“干预”两字的意思接近“干涉”，容易引起误解，不如用关心、参与这类的意思似更确切。中国文学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再单纯是功利的考虑，而是深广地面向一个更加多姿多彩的世界。“干预生活”在1956年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一些同志提出的、具有很强现实针对性的创作主张。当时，文艺创作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和回避生活中重大矛盾的现象。

作家不能也难以无视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和阴暗面。“干预生活”就是要研究生活，思索和解释生活，对生活有所行动。即作家应该以主人翁的姿态，勇敢地去探索现实生活里的问题，把它们揭示出来，给腐朽、落后的事物以狠狠鞭打，并且呼唤与鼓舞人民与种种阻碍国家事业前进的丑恶现象作斗争，以推动历史前进。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最早体现了这一主张。这些作品对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尤其是官僚主义、教条主义，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们突破了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禁区，加强了文学创作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可是，由于“反右”扩大化，这批作品被错误地当成毒草批判，这批作家被错误地定为“右派”，从而使这种有意义的探索被迫中止了。

生活小说曾是1956—1957年流行的一个创作口号，反右后被一些批评家指为修正主义理论，变成“揭露生活阴暗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同义语。并且认为这股理论，创作“逆流”的肇始者是《人民文学》编者秦兆阳等人（请参看《中国青年报》1957年9月17日第三版李希凡文章、《人民文学》1957年第11期姚文元文章、1958年第9期刘白羽等人批判文稿）。然而历史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这得从苏联几位作家的作品说起。一是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1954年发表后，中国发行量很大的《中国青年》杂志很快翻译连载并向广大青年读者推荐，要他们学习娜斯嘉敢于同官僚主义者作斗争的精神。而娜斯嘉形象本身就象征着要积极关心、参与正在进行的事业，要同妨碍事业发展的不良现象作斗争。这恐怕就是其后风行一时的干预生活的本意。再就是苏联另一位作家奥维奇金，1952年起，他在苏联《真理报》和《新世界》杂志一连发表几个近似小说的特写作品，这就是使他后来名声远播的《区里的日常生活》、《在前方》、《在同一区里》及《亲自动手》（1954年）。作品首次深入地涉及了基层政权领导者思想工作作风及管理体制等方面的严重问题，突破了当时苏联某些作品颇为盛行的粉饰太平现象；同时，作品也展开描写了正面人物的第二书记马尔丁诺夫与官僚主义的第一书记包尔卓夫的矛盾冲突，塑造了难忘的形象。这样直接面对真实生活的作品不能不给人留下耳目一新的印象。1955年10月，奥维奇金随苏联新闻代表团来华访问，刘宾雁任陪同翻译。刘白羽在中国作协机关的一次讲话中首次介绍了奥维奇金这个特写作家的特色。作协的外国文学杂志《译文》译载了奥氏的《区里的日常生活》等作品。1956年1月21日下午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小说组开会讨论《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区里的日常生活》和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三篇作品。2月15日出版的《文艺报》发表了会上部分发言，醒目的标题是《勇敢地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编者说：为什么讨论上述作品呢？“为了帮助中国读者了解这些作品和学习苏联作家勇敢干预生活的精神。”这是中国刊物首次用了“干预生活”这个提法。作协负责人刘白羽的发言再次强调“奥维奇金的特写为什么这两年在苏联这么突出，也是因为大胆地揭示了生活中真实的东西，反对了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奥维奇金在艺术上的成功，当然还不仅仅因为他写了官僚主义者，而在于他接触到了官僚主义者的灵魂深处……奥维奇金像一个侦察兵一样，从侧面袭击了包尔卓夫，从他的家庭生活和夫妇关系上全部地揭露了包尔卓夫自私的灵魂。”作为体现文艺政策和文艺导向的《文艺报》，在1956年上半年，又陆续发表了多篇提倡干预生活的文章，如3月25日一期的《勇敢地干预生活的激情》、4月30日一期和5月15日一期载文高度评价《人民文学》新出四月号上刊登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洛人文章的题目是《重要的是必须干预生活》。苏平指出：该作“一方面满腔热情地支持着生活中的先进力量，另一方面愤怒地鞭斥那隐蔽在生活的角落里的落后事物，作品里洋溢着不可抑止的激情。特写这种文学的战斗体裁，只有在这种时候，它才真正起到作为生活中勇敢的侦察兵的作用。”直至1957年5月，当有人对干预生活的口号提出质疑的时候，（参看《人民日报》1957年1月27日马铁丁文章《何谓“干预生活”？》）《文艺报》第五期仍然发表署名晨风的文章《要不要“干预生活”？》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它已经给世人的创作“带来若干成绩”，而作家们也并没有忘记“赞扬生活中的光明面，”而专门去“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像有些人所顾虑的那样。因之，“我们所应当做的，就不是‘到此为止’，而是满怀信心地坚持这方面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