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健（1932-2000），194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任中共贵州省委副秘书长。1984年，调中共山东省委工作。1992年，任山东省第六届政协副主席兼省委统战部部长。1993年，任山东省第七届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2000年3月7日逝世。

田健（1932-2000）汉阳镇田东史村人，原山东省第七届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1947年2月，田健就读于泰西公学。1947年秋，被分配到东阿县九区工作。1949年1月，被冀鲁豫军区随营学校选调到部队学习机要工作。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初，调第二野战军司令部机要处工作。之后，任第五，兵团司令部机训队文书，并随军解放贵州。任贵州省军区司令部译电员。1954年初，任贵州省公安部队司令部机要科秘书。1955年8月后，历任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秘书、秘书科长、秘书处代处长。“文化大革命”中，曾被下放到渭江“五七”干校劳动。1973年6月，调回省革委办公室，任秘书处负责人。1975年，中共贵州省委恢复，任省委副秘书长。1984年1月，调中共山东省委工作。历任省委副秘书长、省委统战部部长兼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等职。1992年3月，任山东省第六届政协副主席兼省委统战部部长。1993年4月，任山东省第七届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是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第五届山东省委委员，第八届山东省人大代表。

我于1932年农历四月六日出生于山东省肥城市汶阳镇的田家东史村。当时，我们田家已是一个有22口人的大家庭。有祖父、祖母、伯父、伯母、叔叔、婶子以及4个哥哥，我排行最小。村里刻制田姓家谱，在我出生的前几个月，祖父预测我是男儿，预先把我的名字刻在了家谱上。大概也是这个原因，我倍受祖父的喜爱。祖父走亲访友，几乎都带我一同前往。我7岁在本村上小学，开始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尔后改读国文，学习语言、算术、历史、地理、自然等课程。父辈非常重视我的学习，尽管那时家庭经济状况不算富裕，但对我所需的学习用具都给予满足。在小学读书期间，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差不多总是前3名，因此全家都为我学习成绩优异而感到高兴。在我出生之后，叔兄弟逐渐多了起来。到我上小学时，叔兄弟已经10多个。其中与我同龄的就有4个，比我小3岁的也有6个。小孩子多了，家庭倍加热闹。每天放学后，在院子里吵吵闹闹，还时常打来打去，乱得长辈们不得安宁。我的小叔、姑姑就经常拿着棍棒，像赶鸭子一样往院外撵。那时吃饭也不安静，一群孩子围着一张大桌子，边吃边说话，为吃菜你多我少争个不停。整个家庭只有晚上都睡觉了才得以清静。当时家里尽管人多，还能吃上玉米面做的窝窝头，每顿饭除了咸菜还能吃上萝卜丝或者炒白菜。这在当时的农村来说，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因为当时村里还有不少人家连饭都吃不上。记得每年过春节，村里有不少人到我们家里要饭吃，祖父和父辈们都把事先准备好的干粮送给他们。为此，村里很多乡亲都称赞祖父是位善良慈悲的人。祖父在乡里为人好，威望高，村民们有什么事，都愿意找祖父谈，邀祖父为他们解决问题。在我上小学的前后几年，虽然大家庭人口多，但在祖父和父辈们严格教育下，非常团结和睦。记得那时，大伯父田锡琦，又名田景韩，在抗日县政府搞教育工作。二伯父、我的父亲以及小叔也在做抗日工作，很少在家。经常在家的只有5叔和6叔。5叔是全家种田的主要劳动力，6叔主要经营油坊和中药铺，总的说来家境还比较好。可是好景不长，大概是1940年，日寇把据点建在肥城县边院、安驾庄等地。因为我的家在乡里是有名的抗日家庭，日寇安下据点后，在汉奸指认下，首先抄了我的家。家产有的被火烧掉，有的被抄走，大门贴了封条，土地全部被霸占。从此，一家30多口人无家可归，分别避难于亲戚家中。大约也在这年，2伯被日寇逮捕，押在泰安。5叔在一次耙地时，不幸被耙齿尖刺穿腿部，得了破伤风，无处医治而去世。2伯在日寇监狱多次受刑，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祖父为此悲伤至极，卧床不起，不久也与世长辞。为保2伯出狱，家中卖掉了10多亩土地，也未能保释出来。后来据说是汪精卫投靠日寇后释放政治犯，加之我们中共地下党多方做工作营救，2伯才得以出狱。2伯出狱后，立即又回到了抗日游击队。为此，日伪汉奸对我的家庭恨之入骨，加紧了对八路军和抗日家庭的扫荡、抄袭、追杀。1942年4月12日，占据在汶阳镇的日伪乡政府，在乡长田锡昆的带领下，又一次突袭田家东史村。他们妄图逮捕我的父亲和6叔，但未能得逞，他们抓到了我的哥哥田纪雯。汉奸们威逼我哥哥，要他说出父亲的隐藏地点，遭到哥哥的拒绝。汉奸们开枪打掉了我哥哥的一只耳朵，哥哥毫无惧色，对汉奸们破口大骂。汉奸气急败坏，竟连开3枪杀死了我年仅13岁的哥哥。日伪汉奸曾经发誓说，要把我家的人员斩尽杀绝。从那时起，全家又一次逃难，远离老家。在亲朋好友家常住，有的怕担风险，口头不说，心里并不欢迎我们。无奈，只有借其他人家的房子住，房租交不起，吃饭也很困难。这种有家不敢回，终日提心吊胆，吃不饱、穿不暖的处境，真是度日如年。1944年春节过后，我的大哥，伯父的大儿子田德普当时在抗日5专署工作，看到家中这种状况，就让我6叔把我婶子和田纪云、田纪震、田纪雷还有我接到了解放区，我们才得以继续上学读书。1942年，纪云哥先是在解放区一个兵工厂当了一段时间的学徒工，后又在某部队当了一段时间的司号员。因年龄太小，回家过了一段时间，这次是第2次到解放区。纪云哥一到5专署，就进了第三抗日中学。我和纪震、纪雷先入冀鲁豫抗属子弟小学，1945年7月底也考入第三抗日中学。从那时起，我踏入了革命阵营。到抗日中学不久，1945年7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全校师生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热烈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那时，我天真地认为，从此国家就太平无事了。谁知没过多久，国民党蒋介石又发动内战，进攻解放区。在鲁西南大阳湖战斗之后，我和一批三中同学，赴前线当了伤病员的护理员。大约是年秋，我又随从专署办公室主任赴东苑县——即建国后的东明县征粮。就在那次征粮中，我们被当地国民党保安团一股队伍发现，包围了我们，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枪战！我们征粮人员因人数太少，寡不敌众，边打边撤，最后退到一个二层楼顶上，眼看有被歼灭的危险。恰在这时，我们的武装民兵对这股土顽进行了反包围。民兵除了真枪实弹攻击土顽外，还把鞭炮装在水桶内叭叭爆炸，土顽恐慌万状，仓惶逃跑。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的第一次战斗。1946年秋，国民党新五军进攻山东，我们随学校北上，从定陶县到聊城的朝城。1948年底，冀鲁豫边区随营学校，招收一批学习机要工作的学员，我被选上。1949年9月，机要训练队结业，冀鲁豫军区决定抽调部分机要人员南下，我第一个报了名，自愿到艰苦的地方工作。（文/田健）

田健同志从少年时期就追求真理，投身革命，他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拥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并为之奋斗终生。在革命战争时期，不怕牺牲，英勇奋斗，在环境险恶、斗争尖锐、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动员组织群众，壮大革命力量，积极从事对敌斗争，为夺取革命斗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忘我地工作。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文化大革命”中，他坚持原则，刚正不阿，经受住了考验。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来，坚决拥护并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思想上、政治上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工作严肃认真，丝不苟，求真务实。田健同志在任中共贵州省委和山东省委副秘书长期间，根据省委部署的工作重点，积极组织力量开展调查研究，注意发现和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为省委正确进行决策和实施有效领导发挥了积极作用。他兢兢业业、勤奋工作，为保证省委决策的顺利实施，为加强省委机关建设，做出了显著成绩。田健同志是一位参加革命工作五十多年的老党员、老同志。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平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本色。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鞠躬尽瘁，为党、为人民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始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他具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坚持实事求是，善于调查研究，具有较高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他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自觉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顾全大局，团结同志，作风民主，严于律己，清正廉洁，艰苦朴素，对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田健同志为人宽厚善良，处事公道正派，光明磊落，表里如一，体现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和风范。田健同志离开领导岗位后，仍然关心全省的改革和发展，并做了大量工作。在患病住院期简，积极配合治疗，以顽强的毅力同疾病作斗争，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田健同志，您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