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邦璇（1878-1900），字均一，甘堰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肄业于湖南时务学堂时，梁启超在该学堂任中文总教习。他因成绩优异，颇受梁的器重。在这里他接触了维新变法思想。光绪二十六年初，他们回国后，往来于长沙、常德、慈利等地六七次，联络哥老会党，发展组织，筹措经费。各军定期在这年夏历七月十五日同时起义。起义前，因各方捐款迟迟没有汇到，加上清政府已有所觉察，长江各口岸防范严密等原因而一再延期，以至事机败露，七月廿七日被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亲军营破获。唐才常、林圭、田邦璇、李炳寰等20余人同时被捕，英勇就义于武昌紫阳湖畔。

田邦璇（1878-1900），字均一，甘堰人，生于清光绪四年（1878）。幼时随父金楠就学，才华横溢。及长，目睹清政府昏庸腐朽，列强虎视眈眈，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忧国忧民之心流露在诗文中。他在《悲台湾》一诗中，指出清政府战败后割地赔款，是干的“抱薪救火”的蠢事，痛斥清政府“黄金输敌如掷土”，怒骂“贼相丧心彘狗伦”。他在少年时代怀抱着洗雪国耻、扭转乾坤的伟大抱负，要“一扫天下魑魅”。

光绪二十三年（1897），肄业于湖南时务学堂时，梁启超在该学堂任中文总教习。他因成绩优异，颇受梁的器重。在这里他接触了维新变法思想。次年8月，“戊戌六君子”死难，梁启超逃亡日本。他义愤填膺，在县人吴恭亨的寓所里，指责慈禧太后那拉氏“祸国殃民“，并表示，不杀掉这个老寡妇，国家就没有出路。时熊希龄也在座，熊见他年少气盛，口出大言，急忙劝他切勿意气用事。光绪二十五年，梁启超在东京创办高等大同学校，均一与李炳寰等应邀于这年7月赴日深造。当时，他们与孙中山发生较为密切的关系。受到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熏陶，他的思想已超出了改良的范围，具有明显的反清革命倾向。曾在湖南时务学堂任教的唐才常也在日本，唐为维新变法的激进派，这时思想也有急剧变化，和孙中山的政见日渐接近。田邦璇和唐有师生之谊。又志同道合。这年夏秋之间，唐才常与梁启超、林圭、吴禄贞等曾在东京集会，商讨利用长江中下游会党，组织起义。唐才常回国后，函邀他和林圭，李炳寰等人回国举事。

光绪二十六年初，他们回国后，往来于长沙、常德、慈利等地六七次，联络哥老会党，发展组织，筹措经费。田邦璇曾瞒着父亲向朋友借四百串钱（注：直到死难后，其父田金楠才知道借这笔钱已作为自立军军饷，于是变卖田产，偿还了这笔债）。同年3月6日，他与林圭、李炳寰等，联络哥老会首领数人，在汉口集会，秘密组织自立会，与会者“皆临歃，以倾覆清政府为誓词”。自立会建立后，分军事、政治两部，军称自立军，组建中、左、右、前、后5军，田为后军统领，负责在安庆发难。各军定期在这年夏历七月十五日同时起义。起义前，因各方捐款迟迟没有汇到，加上清政府已有所觉察，长江各口岸防范严密等原因而一再延期，以至事机败露，七月廿七日被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亲军营破获。唐才常、林圭、田邦璇、李炳寰等20余人同时被捕，英勇就义于武昌紫阳湖畔。民国政府成立后，烈士遗骸公葬于武昌洪山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