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珐琅，珐琅器品种之一，一般特指铜胎画珐琅，又称“洋瓷”。画珐琅也有用其他金属做胎，如：金胎画珐琅、银胎画珐琅等。

画珐琅，也称铜胎画珐琅，它是与明代铜胎掐丝珐琅相比较而言的。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一个是掐丝显现花纹，然后填以珐琅料；一个是涂以珐琅后，再在上面画出花纹。过去人们总认为画珐琅是从外国传来的，实际上是掐丝珐琅的一种演进。最早在广东制造，广东称作“烧青”或“广珐琅”“洋珐琅”。这种异常精美的工艺受到皇帝的喜爱与重视，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皆于北京皇宫造办处及广东两地设立珐琅作坊，并多次从广东选送优秀画珐琅工匠进京效力，大量生产，所作珐琅制品皆供皇室享用。珐琅制品在清朝康、雍、乾三代曾达鼎盛，后历经晚清国衰、民国战乱，渐趋稀少。北京以掐丝珐琅（俗称景泰蓝）为长，广东以画珐琅为长，南北两地工艺各有特色。同为中国传统珐琅工艺的两大瑰宝，享誉中外。

画珐琅又称“洋瓷”。据清代蓝滨南在其《景德镇陶录》中记载，画珐琅是以金属铜做器骨（胎），用五颜六色的瓷粉（珐琅釉）经烧制而成。简单的说，就是先于红铜胎上涂施白色珐琅釉，入窑烧结后，使其表面平滑，然后以各种颜色的珐琅釉料绘饰图案，再经焙烧而成。画珐琅富有绘画趣味，故又称“珐琅画”。

画珐琅的制作技法起源于15世纪中叶欧洲比利时、法国、荷兰三国交界的佛朗德斯地区。15世纪末，法国中西部的里摩居，以其制作内填珐琅工艺为基础，发展成画珐琅的重镇，初期制作以宗教为主题的器物，后来逐渐制做成装饰性的工艺品。随着东西贸易交往的频繁，尤其自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平定台湾以后，禁海开放，西洋制品开始涌入，西洋珐琅便由广州等港口传入中国，并就地设厂研制，称之为洋瓷，宫中则称其为广珐琅。当时，广州的产品多保留着西方文化的韵味，由于烧造技术不高，釉料呈色不稳定。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聘请法兰西画珐琅艺人陈忠信来京，在内廷珐琅处指导烧造画珐琅器。其式样、图案主要是中国风格，少有西方画珐琅的特点。

我国烧制的画珐琅器造型稳重浑厚，与瓷器中的粉彩瓷相似，而欧洲的画珐琅器，胎体一般比较轻薄，表面具有较强烈的玻璃光泽。

画珐琅工艺约于雍正年间传入苏州地区，在浓厚的工艺基础上，苏州生产的画珐琅作品风格独具，从而形成了内廷珐琅处和广州、苏州三大画珐琅生产中心，产品各有特点。

康熙年间生产金属胎画珐琅的机构主要是内廷设立的珐琅作。画珐琅至迟在康熙三十年宫内已试烧成功，与康熙三十五年研发成功的瓷胎画珐琅相去不远。从有关资料来看，画珐琅进入技术成熟的精制阶段，应是在康熙五十七年，武英殿珐琅作归属养心殿造办处的前后。

最初生产画珐琅的技术不成熟，胎体与掐丝珐琅一样较沉重，器物体积小，以实用的碗、盘、壶、瓶、盒等日常用具为主。釉色少，颜色也不纯净，釉色灰暗无光，色彩互相浸染渗透，画面模糊，这显然是由于烧炼技术不成熟的缘故。

康熙后期的画珐琅充分显示出画珐琅器薄、平、光、艳、雅的特性，胎骨由试制阶段的厚重逐渐趋于轻薄，釉质温润细腻。器型种类增多，除碗、盘外，常见唾盂、香盒、花瓶、鼻烟壶等生活用品。还用画珐琅技法仿造宣德炉。釉色增多，颜色纯正鲜艳，图案清晰，显示出烧造画珐琅的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作品多以黄釉作地，黄釉呈明黄的色调，釉色光泽亮丽洁净的程度，可居三朝之冠，亦有少量白釉或淡蓝釉为地者，上压红、粉红、绿、草绿、宝蓝、浅蓝、赭和紫等彩釉；黑色开始启用，但色涩而无光泽。装饰纹样以写生花卉及图案式花卉（缠枝花卉、折枝花）为主，也有极少许传统山水风景。花卉主题为玉兰、牡丹、茶花、桃花、荷花、梅花与菊等。花间有的还缀以蝴蝶、蜜蜂、锦鸡、鸟等，增添了画面的活力。绘画技法，图案式的花卉是以浅色凸显花瓣的轮廓，至花心渐深，并以深色的线条细致地绘饰花叶的脉络；相反的也有以深色细线精确地勾勒出花瓣和叶片形状，再以晕染的方式表现出整体的形状与颜色。写生花卉部分也采用恽寿平、蒋廷锡的没骨花卉的绘画技法，至于传统山水则具王石谷、王原祁的绘画风格。画风极细腻，色彩谐调。

新兴的画珐琅色彩鲜艳明快，豪华富丽，深得康熙皇帝的赏识，凡精美之作，在器物上署“康熙御制”款。从文献记载中可知康熙对画珐琅器的浓厚兴趣，他不仅命西方传教士画家和宫廷内画家为珐琅处画珐琅器，还从法国召来烧画珐琅的匠人为其服务。但所有绘画都必须符合皇帝的旨意，皇帝不喜欢西洋油画的风格，所以，康熙时代的画珐琅都保持着中国传统绘画的特点。

雍正时期是画珐琅生产逐渐兴盛的阶段。雍正皇帝对新兴的画珐琅情有独钟。客观上刺激画珐琅的生产，数量增多，式样不断翻新，图案、釉色有新的发展和变化。

雍正时期的画珐琅器仍以小型器物居多，以鼻烟壶为大宗，造型工整别致，釉色亦鲜亮。造型亦有形制非常特殊者，卵形小壶、成套本盘，多层式烛台、天球式冠架、多孔式花插、仙桃式洗、筒式熏炉、八宝法轮等都是前期画珐琅中少见的新鲜式样。

装饰图案除缠枝花卉外，仍以草虫、花鸟为主要题材，寓意吉祥的图案显著增多，往往以西洋式的花叶纹或图案式的西蕃莲及荷花为锦地，配合画传统的四季花卉、竹石、鸟鹊等吉祥纹饰；器形的式样多，例如圆、椭圆、桃形和不定形等。画风极细腻，但有些纹饰则过于繁琐。

釉色以黄色为主，黄釉呈杏黄的色调，色感厚而光泽差。还出现了新的釉色。特别是以黑色为地、上压彩色花纹的作品是前所未见的，这种黑釉是雍正时期烧成的，所以格外受到皇帝的青睐，即使烧制其他彩釉作品，在局部也可看到绘制黑釉花纹的现象。这种运用黑釉的手法是其他时期罕见的。

雍正年间的珐琅工艺的突出成就是自行研制成功了新的珐琅色釉20余种，极大丰富了珐琅色釉种类，为乾隆时期的金属珐琅工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乾隆时期的画珐琅工艺，发展突飞猛进。乾隆皇帝酷爱珐琅工艺，还积极支持画珐琅的生产，还命令宫廷画家多次参加画珐琅的生产，质量高，许多前所未见的新作品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在图案、色彩、器型等方面都有所创意，有所突破。

乾隆时期的画珐琅器型变化很多，包括仿古青铜器、仿康雍二朝的器皿等。还出现了大型器，许多插屏、挂屏、熏炉、画缸、大瓶等都是用于宫殿内的重要陈设品。这些器物不仅形制高大，而且制造十分精致，与高大的建筑交相辉映，更显得气势恢弘。造型式样显示出多方面的追求。帝王后妃盛放物品的画珐琅盒有圆形、方形、长方形，以及梅花式、葵花式、瓜棱式，还有屉盒和攒盒。

乾隆朝画珐琅的装饰工艺趋向稠密细致堆砌式的特色，并往往与内填珐琅制作的技法表现在同件器物上。在绘画的部分，有些以掐丝为架构，例如画房子时，则以掐丝为轮廓，藉此增加釉在胎面的固特力。出现了仿青花瓷、仿内填珐琅、仿掐丝珐琅等多种效果。黄釉的色调变化多，明黄、淡黄、橙黄等都有，明黄色的光泽度不及康熙朝。

绘画的风格中西合璧是这一时期的特色。不论是焦秉贞、冷枚等以中法为主，参用西法的新画派，或是郎世宁师徒以西法为主，参酌中法的油画方法，都有异曲同工之妙。纹饰题材丰富，纹饰中有缠枝花、折枝花、四季花卉、鸟虫异兽和几何纹图案。还普遍地采用西洋式卷草纹和百花纹为锦地，开光处绘西洋仕女、课子图、港口与西洋房舍。画面处理多采取色彩渲染的手法，增加了层次感和立体效果，且十分注重人物神情的刻画，手法颇有几分西方油画的风格。所画的景致与人物和当时的瓷胎画珐琅上的纹饰雷同，应是遵循固定的画稿，因此画面往往是大同小异。

画珐琅开光提梁壶，清乾隆，内务府造办处珐琅作制造，通梁高37.8cm，口径8.8cm，足径13.3cm。清宫旧藏。 壶铜胎鎏金，八棱形，腹部八面开光饰四季花鸟与山水图案。铜鎏金细流。壶上提梁中间握部为双瓶形金星玻璃，以便隔热。八方式珐琅盖，盖上铜鎏金八方盖钮，钮下饰红珐琅边黄地大卷叶花。壶颈分八栏，每栏饰多彩大卷叶宝相花。壶底施白珐琅釉，蓝珐琅双栏内署仿宋体“乾隆年制”竖行四字款。壶下有铜胎鎏金八方台座，四鎏金卷云足。台座中央置八方扁瓶式油缸，供点火加热用。

此开光提梁壶造型仿西洋式，但装饰图案的色调及风格完全是中国化。此壶设计巧妙，做工精细，腹部山水花鸟画笔墨工致，设色明快，是乾隆朝画珐琅器中的罕见珍品。

广东地区制造的贡品中还有一种独具特色的工艺，即在金属胎上贴金花或银花，表面再罩上透明的蓝色或绿色珐琅釉，金花或银花从釉下透出，表里呼应，分外晶莹。有的器物釉下没有金花或银花，纯以透明的釉色展示出独特的魅力。

总的说来，乾隆时期的画珐琅工艺，主要有宫廷样式和广州样式两种。宫廷样式的画珐琅器则侧重传统的工艺手法，图案严谨工整，画工精美细致，釉色温润细腻，多以明黄色作地，具有浓厚的皇家气息。广州样式的画珐琅器，更多吸收了欧洲艺术风格，构图多以欧洲大卷叶纹为装饰，线条奔放，器型新颖，胎体轻薄，釉色明艳。

清晚期的嘉庆初年，画珐琅还保持着乾隆时代的某些遗韵，画珐琅器的生产也有几分成就。此后，随着国力的衰退，画珐琅器的生产已然是日薄西山，虽曾一度出现回光返照，但毕竟是气息奄奄，无力回天了。

瓷胎画珐琅，即珐琅彩瓷。据清宫造办处的文献档案记载，其为康熙帝授意之下，由造办处珐琅作的匠师将铜胎画珐琅之技法成功地移植到瓷胎上而创制的新瓷器品种。后人称“古月轩”，国外称“蔷薇彩”。

玻璃胎画珐琅，将铜胎画珐琅技法移植到玻璃胎上的玻璃器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