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号军起义，是在清代咸丰同治年间，贵州思南境内白莲教支派灯花教教主刘仪顺与秦魁榜、何冠益等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人人头包白巾为标志，故称“白号”。义军聚兵数十万，纵横千余里，持续十余年，先后攻下思南、石阡、印江、务川、湄潭、正安、绥阳、桐梓、仁怀、遵义、广顺、长寨、定番、黔西、大定等府州县城，并直逼安顺、毕节城下，打遍了半个贵州，建立了汪家寨、岑头盖、秦家寨、偏刀水、荆竹园为主的大小几百个营垒，并在岑头盖建立宫殿府署，举朱明月为秦王，设官赐爵、铸印铸钱、发布誊黄(布告)，号召农民，联合友军，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思南鹦鹉溪汪家寨何冠益等八个武秀才，想从军报国打击外国侵略者，因闻清廷割地赔款乞和，八个武秀才大失所望，他们对朝廷的腐败无能、地方官绅欺压人民的行径恨之入骨。鹦鹉溪廪生李春华，平时巴结宫府，欺压百姓，深得历届知府赏识。当清廷下令兴办团练时，他首先响应，当了团总，更加仗势欺人。

此时，中华民族与外国列强的矛盾、各族人民和清朝廷的矛盾、当地人民和地方官绅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思南农民起义处于一触即发之势。这时，秦魁榜引来了白莲教支派灯花教主刘仪顺，用传灯花教的形式来团结民众，组织起义队伍。不到半年，刘仪顺、何冠益等于1858年元月18日率领三千多人在鹦鹉溪打败了李春华，举起了义旗。他们响亮地提出“反折征、反捐输”的口号。起义军首先攻下思南府城，杀了知府福奎。他们一面分兵四路向印江、石阡、务川，龙泉等地进军，一面着手选择农村山寨，建立根据地。

随着号军势力不断发展，1859年，刘仪顺在思南岑头盖建立了代表农民利益的政权，举朱明月为秦王，国号“江汉”。刘仪顺自封为左丞相，统管军政大权。秦魁榜封为右丞相，何冠益封为大老板。白号军其余各大小头领依次封为王、公、侯、元帅、将军、军师等职，并铸印铸钱。起义军政权建立后，随即颁发了“誊黄”制定了新的策略。在政治上，从原来的“反折征、反捐输”的口号进一步提出了“反清复明”的口号，在体制上实行政教合一；在军事上主张攻打城镇，但不固守城镇，把根据地建立在农村；在经济上实行且耕且战。

他们把辖区内一些逃跑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白号军自己耕种清军的屯田和一些祠庙公田。这样，农民有了土地，整个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经济较为富裕，号军的粮饷实现了自给自足。这时的清军统治区经济却非常贫困，严重缺粮。1863年是白号军最兴盛的时期。白号军抓住这个机会，一面用武装攻打清军，一面在各地开设“蓝白场”，公开向清军统治区的百姓卖粮。清军兵士，只要不带武器，同样可以去赶蓝白场，但必须用白号军的“嗣统通宝”(货币)。同时，号军还在蓝白场上利用唱花灯、唱戏的形式对清军统治区的农民进行政治宣传。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1865年清廷镇压太平军的川湘军先后转调镇压贵州农民起义，重点进攻白号军。继云南布政使刘狱昭于1865年5月10日领湘军由合川入黔，直接由桐梓进犯正安州后，1866年6月，李元度又率湘军入黔并攻下思南大小屯营盘，白号军的形势急剧恶化。起义军由于在军事上保守，在力量壮大后仍然不经营城镇，各自固守山头；同时，在白号军兴旺时期混进的一些投机分子，在川湘军入黔后便吓昏了头，这样就给清军造成了可乘之机。清军采取剿抚结合的毒计，使白号军中的投机分子首先动摇，投降清军。清军再利用这些叛徒引诱劝降，使白号军军心混乱。清军开始向白号军进攻时，刘仪顺还能指挥各营垒之间互相支援。后来清廷不断增兵，对各营采取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策略后，各营垒之间互相不能支援，终于使持续十余年的几十万起义军走向绝境。

这次白号军起义，参加人数之多，遍及地域之广，持续时间之久，在贵州农民起义斗争史上是少见的。参加这次起义的主要是农民群众，还有手工业者、小商贩、城市贫民、知识分子以及清军士兵和部分下级军官。

白号军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响亮地提出“反清复明”的战斗口号，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拥护。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那些残酷欺压人民的大小官吏和土豪劣绅，削弱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基础，牵制了湘、黔、川、滇四省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了贵州全省其他兄弟少数民族的起义，支援了太平军的革命战争。虽然起义最后失败了，但他的历史功绩是永不磨灭的。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王朝为了维持腐朽统治，对列强屈膝投降，割地赔款，对内则加强专制统治，无止境地增加人民负担，赔款全部压在农民肩上。清政府下令将赋税征粮改为折征银子，按亩计算，十取其一。清廷官绅趁机打劫，在十取其_一的基础上私加十之四五。除了折征之外，还有捐输等杂项，官绅层层盘剥，广大农民困苦不堪。

1851年太平军在广西起义，清廷调集各省防军进行镇压，各省防务空虚；清廷为了防备各地人民暴动，又饬令地方大办团练；于是豪绅们又借机勒派，农民的负担更为沉重。贵州农民本来就十分穷困，在这种情况下，就更深地陷入饥寒交迫之中，农民要想活命，就只有一条路--起来造反。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思南鹦鹉溪汪家寨何冠益等八个武秀才，想从军报国打击外国侵略者，因闻清廷割地赔款乞和，八个武秀才大失所望，他们对朝廷的腐败无能、地方官绅欺压人民的行径恨之入骨。鹦鹉溪廪生李春华，平时巴结宫府，欺压百姓，深得历届知府赏识。当清廷下令兴办团练时，他首先响应，当了团总，更加仗势欺人。

此时，中华民族与外国列强的矛盾、各族人民和清朝廷的矛盾、当地人民和地方官绅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思南农民起义处于一触即发之势。这时，秦魁榜引来了白莲教支派灯花教主刘仪顺，用传灯花教的形式来团结民众，组织起义队伍。不到半年，刘仪顺、何冠益等于1858年元月18日率领三千多人在鹦鹉溪打败了李春华，举起了义旗。他们响亮地提出“反折征、反捐输”的口号。起义军首先攻下思南府城，杀了知府福奎。他们一面分兵四路向印江、石阡、务川，龙泉等地进军，一面着手选择农村山寨，建立根据地。

刘仪顺，1778生于湖南宝庆，幼随父刘祥瑞迁往四川宜宾,37岁时在宜宾遇见白莲教首杨光明，即拜杨为师。取法名依元子。先后到江西、浙江、湖南、甘肃、河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省传教收徒。咸丰年间率领农民3000余人，头包白布称“白号军”，宣布起义，攻占思南府城，知府福奎投河而死。 后举朱明月为秦王（又称嗣统真主），在城头盖造宫殿，设官署，铸印、铸钱，继“江汉”年号，发布“誊黄”、“布告”，仪顺自任左丞相，统掌军政大权。至同治年间(1863)，白号军势力遍及黔东北，其后，清廷集中川、湘清军和地方民团围剿白号军，刘仪顺等被解往成都就义。

咸丰七年(1857)初，刘仪顺在四川涪州鹤游坪与白莲教首马四、刘汶澧等，组织数千农民起义反清，攻下鹤游坪，杀死昆州同知。清廷下令当地府、州、县合力剿办，起义失败，仪顺被百姓掩藏。官府追捕甚紧，无法在四川坚持，遂前来贵州，在道真县境皂白渡，巧遇思南秦魁榜，收秦为徒，同到鹦鹉溪致和团首何冠益家。时清廷推行“折征”、“捐输”政策．官府与豪绅加紧盘剥，百姓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刘即利用百姓的迷信思想，广泛开展传布“灯花教”（白莲教分支），广收教徒，为组织农民起义奠定基础。

同年冬，灯花教徒已遍及县内城乡。刘仪顺认为组织起义时机成熟，便在何冠益家召集秦魁榜、田太权、田宗保等教首，秘密协商起义事宜。决定以致和团八百团练和田宗保（教头武秀才）训练的两千教徒为起义骨干联络思南府城团首赵金声的团练为内应，以“反折征”、“反捐输”为口号，于次年正月初一日凌晨起义。公推仪顺为总指挥，首攻思南府城，不慎事机被泄，鹦鹉溪街上团首李春华向知府福奎密报；福奎不敢声张，一面斥李谎报，一面四处求援，李不明其意而心不服，召集团首许会明、蒲小满、李弯三、陈仕富等集聚团练千余人，于咸丰七年腊月初三日向汪家寨袭击。刘仪顺、何冠益早有准备，指挥团练和教徒反击，激战两天，在鹦鹉溪坳上将李春华打败。四日，仪顺率领农民三千余人，头包白布称“白号军”，宣布起义。

五日，白号军攻占思南府城，知府福奎投河而死。咸丰九年(1859)古历 三月二十九日，刘仪顺指挥白号军巧取胡家湾三台寺，赶走团首饶以爵，命号军军师王茂兰驻守。四月，他认为再用灯花教教义来统治号军已不适应，于是在岑头盖造宫殿，设官署，举朱明月为秦王（又称嗣统真主），铸印、铸钱，继“江汉”年号，发布“誊黄”、“布告”，晓谕士农工商各执其业，戒令号军官兵，如见利亡义，践踏庄稼，掳掠妇女者，枭首示众．仪顺自任左丞相，统掌军政大权。

九月，他根据白号军队伍的壮大，决定向西发展，扩大根据地。亲率号军五千，直逼贵州提督蒋玉龙老巢偏刀水，二十一日，赶走了蒋玉龙。蒋逃往湄潭，号军追至湄潭，知县廖遇春弃城逃跑，蒋被革职拔翎．咸丰十年（1860）四月十二日，仪顺又率军攻下荆竹园，并在根据地号召军民且耕且战；将豪绅富户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组织号军截劫清军粮炯；在号军和清军拉锯地，开设兰白场。利用发展经济来扩大白号军影响，瓦解清军士气，宣传白号军的济困扶贫主张。同治二年(1863)，白号军势力遍及黔东北．为了指挥方便，将号军政权中心迁往秦家寨。

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起义失败。清廷集中川、湘清军和地方民团围剿白号军。由于双方军事力量起了变化，白号军由主动进攻变为被动防守。同治七年（1868）正月，白号军的重要军事屏障——荆竹园失守，刘仪顺率主力退到偏刀水固守。经4个月的激战，终因寡不敌众，于四月初五日失守。刘仪顺、秦魁榜率领号军精锐突围退守尚大坪，又于六月二十八日失守。二人由间道出走，决定到黔东与苗族起义军联合，不幸被叛徒带清兵追击，直至杨保河激战被俘。刘仪顺、秦魁榜二人被川军唐炯解往成都，于九月二十二日在成都就义。

清咸丰七年（1857年）十一月，灯花教教首刘义顺（四川涪州人，人称“刘祖祖”），在思南鹦鹉溪联团抗官。思南致和团团首王梦兰、安泰然的“白号军”，协和团团首贺济泮、济安团团首胡胜海的“黄号军”，均举行起义。起义风暴席卷大半个贵州，直到同治六年（1867年）始告平息。史称“贵州咸同军事动乱”。

十二月初五日，思南江家寨团首何冠一与璇家坝团首田教头率领黄号军于鹦鹉溪起事后，进攻大岩关，思南府练首赵金声纵火内应，义军一举攻克府城，随即分兵由思南出东北面攻打印江。初七日，安泰然、王梦兰率白号军攻克印江县城后，驻守白云蔓（即今大云半），石阡府守备王士秀率官兵援印江，行至缠溪，不敢进城。印江知县邓玲筠败走袁家湾、官庄屯，铜仁知府周夔奉檄办思南军务，约邓玲筠于潮底会合，共商征剿号军之策。白号军乘机复攻进思南府城。印江知县邓玲筠随知府周夔与白号军激战于仁洞上、下坪、璇家坝，终因力弱不支退回。

咸丰八年（1858年）正月，贵州巡抚蒋蔚远与铜仁知府周夔率领湖南省镇 、乾州援兵驰剿思南号军。进驻印江后，周夔分兵袭击江家寨，韩超分兵袭击一碗水，白号军再次乘虚攻进思南府城。蒋蔚远、周夔正派兵攻黄坝、亭子坝号军，忽接省城（贵阳）告急檄文，遂率镇 援兵赶赴贵阳，思南军事交署知府周献廷接办。因兵力不足，只困守关隘，无法进攻。于是，黄号军杨和凤于鱼溪、城头盖起事；协和团贺济泮于濯水起事；济安团胡胜海名黑二于印江乾溪梅林寺起事。

古历二月二十四日，胡胜海与济安团首冷鸿才因各异志，分团自立。胜海分下团拥众数万攻大堡，杀守将田作颂、樊大洪等4人。思南知府周献廷命印江知县邓玲筠带兵进剿，邓军到夫子坝与进袭印江的一支黄号军相遇，双方激战，黄号佯败退避，邓军至大堡，到处寻剿号军，激起号军极大愤恨。

三月初八日，胡胜海率领黄号军数千人攻印江，邓率官兵全部出击，胡胜海佯败，诱邓迫至分水丫（今德江县分水乡）马蹄溪，时天色昏暮，黄号伏兵四起，邓军慌乱不知所措，黄号军一面团团围困邓军，一面分兵冲杀，战至深夜，邓军3000余人全军覆灭。玲筠身受数伤，腹裂肠出，力战至死。大堡武生员梅国山闻讯赶至现场，将玲筠尸首厚殓送印江，至潮底，被黄号军截击，梅与邓尸同没于乌江。胜海转兵出大堡，进至煎茶溪、板平塘、东瓜溪一带与白号军会师。思南知府周献廷由印江溃逃沿河，印江团众留献廷驻守，为知县邓玲筠复仇，献廷已溃不成军，无能为力。

咸丰二十年（1860年）闰三月十二日，提督田兴恕率川、湘、黔3省军队围剿印江地区号军，副将沈宏富以周学贵、金祖望、彭廷胜、熊焕章部将率兵2000人进攻棬子坪（今何家乡一带），都司毛良贵被杀，白号军张宗学、安泰然阵亡。参将刘吉三率兵1500人进至大罗坝，攻牌坊（今玉屏、中坝、何家等乡属地），参将毛克宽、金太文，游击罗孝廉均陷阵中，田兴恕正准备驰援，忽省城贵阳吃紧（苗军攻陷扎佐、进副贵阳），飞檄调沈宏富援救省城，留部分官军助新任印江知县缪炜防守县城，黄号军乘机进攻。

二月二十二日，提督田兴恕遣副将刘义芳、郭启元率兵攻天堂哨，进剿玛瑙山号军，覃国贞、陈教主，副将李有恒、朱占元率兵攻沙子坡，以游击周顺进攻燕子岩，田兴恕随军奔驰各地指挥。八月十五日，贵东道徐河清增募新练2000人合旧练8000人围攻平顶山，号军罗明退走，徐连收复芭蕉溪、凉水井，随移军印江县城会师进攻大圣墩。

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十九日，白号军首领杨梦岩率众于荆竹园打败官军刘义方，连克关口坪、石家场，官军死伤无数。二十五日，号军攻下闵家场，铜仁代理知府王云退守江口，号军忽转兵印江野茅溪、洋溪、塘房岭、分水岭、客店沟一带，追击军章树勋、把总方廷福部，截断官军石（阡）铜（仁）粮道。同年十一月，荆竹园号军复攻塘头，官军副将吴洪盛于土地塘中号军埋伏被杀，总兵金太文溃逃印江县城，号军乘胜围攻，进占城效四处村寨。官军拆毁评兴寨民房，藉资抵抗，但无济于事，困守城中，适总兵刘义芳、副将向镇由东路赶至，协助防守，城围始解。

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济安团黄号胡胜海活动于乾溪、红岩坪、杨柳塘、小屯等处，兵经板溪、杉树坳、何家庄地区，当地团练扎营堵截，号军一举消灭了团练。贵东道陈昌运统领道标各军，跟踪追剿黄号，胡胜海于小屯扎营（今何家乡黄土、新宅一带），立三堆大寨。其弟胡黑三平时待兵残暴，被所部一小头目所杀，号军士气渐衰。陈昌运派都司邓第武从正面进攻，第武以重金收买当地人做奸细潜入号军作内应。九月二十八日夜，号军营火起，邓第武率领官兵猛力进攻，胡胜海睡梦惊悟，不及应战，由后门出走，官军乘势收复棬子坪、牌坊、香炉山等地，胡胜海的养子知大势已去，乘胡胜海疲惫之际，将其缚向官军投降，斩于苑山寺。石阡府属荆竹园，与印江、安化两县连界，地形险峻，号军以此为根据地，修城筑堡。十一月，安化知县肖烙基、印江知县林福培调集团练会剿，由天生桥佯攻袁家屯，被号军用矢、石抗击，死伤无数，打了两个多月，豪无进展。

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十四日，印江知县林福培以号军侦探敖久、袁大成2人为向导引官军由后山攻入，前军也猛力进攻，两面夹击，号军大部转移，部分被俘或战死。二月，贵东道徐河清遣游击将军谭尧华、副将李宣忠截击号军于田坝，谭尧华驻昔土坝。号军伍云召、包茅仙从荆竹园间道撤出，攻克朗溪司，进逼印江县城。谭尧华率官军1000余人被伍云召击溃，死伤惨重，残部200余人败走木黄，思南府经历郑天藩被俘杀。伍云召攻印江县城，知县林福培一面调团防守，一面求援于贵东道徐河清、陈昌运。伍云召转兵佯攻松桃厅城，实转移梵净山扎营于棉絮岭。三月二十七日，伍云召袭击木黄、木梅，谭尧华被困，弹尽粮绝，于突围中被打死。

同治五年（1866）三月十一日，思南白号军5000余人进至印江县之纸房沟，署贵东道兼摄思南知府赵崇庆率游击邓第武、守备田庆豪、军攻邵鹏飞、丁大贤、知县林福培等率官兵团练1300余人于三月二十七日四面包围，连攻数日不克。二十九日，邓第武派人在木栅外大量堆积柴草，准备火攻，号军始放弃纸房沟营垒，冲出重围，退走徐家坡。

同年六月，号军12000多人重新占据荆竹园，利用其天险地形，大加修建改造，准备抵抗官军进剿。清朝廷派遣浙江布政使李元度、贵州藩司兆琛、臬司席宝田、总兵周洪印、湘南巡抚李瀚章、四川总督骆秉章、巡抚崇实，重新组织川、湘、黔3省官军团练共10余万人进剿荆竹园号军及各地苗民起义军。李元度主张“剿抚兼施，吏治与军攻并举”。进军前与所属部将订明条约：“毋欲速、毋抚民、毋浪战、毋忽进，每克复一府一县，必慎择官吏，招集流亡，举行屯政。急善后之图，以顾官军后路”。李元度亲率铜仁知府李光燎、总兵王健章及章字贵字二营进驻印江，由大坝场进攻，招降伍云召之子伍永富作内应，先攻下荆竹园外围门户大小屯，随着进攻荆竹园四卡，号军凭险抗拒，官兵攻打数月，屡战失利。十一月十九日，李元度督率官军四面进攻，章前营、章副中营进抵洋溪之白杨坪，知府李光燎锐字四营由洋溪白沙进逼荆竹园南卡。

二十七日，总兵王德益、李魁连，副将陈安升向南卡进击，都司夏清鸿被号军土枪打死。二十八日，总兵冯有翼副将唐癸英及知县彭继翰增援白沙锐字营，与刑部司狱官李正率右营由小河前来援攻北卡会合，各军并进。官军千方百计引号军出卡，以便用排枪排炮轰击，号军时出时没，未中其计。官军就用火弹、火箭射击，焚其部分更棚而回。李元度无计可施，印江守道陈琴山推荐思南府游击邓第武参与谋划，第武献“绝粮计”被李元度采用，派提督营、边统营、章字营及安、边、振、武新四营共20000余兵力由邓第武率领从许家坝进攻乌江西岸的汪家寨、秦家寨，截断了荆竹园号军的粮道。

同治六年（1867年）四月，号军因失去了粮援，抵抗力逐渐减弱，能战者大部突出重围转移，老弱伤病人员由部分首领率领与官军逐关逐卡拼夺，直至关破人亡。

思南城头盖白号军起义大本营，处思南县杨家坳乡，山的四面悬崖峭壁,只有一条小路通往山上,上面却是一个有近两平方公里的平地,溪流密布,稻田肥沃,易守难攻,是一个天然的军事营盘。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战斗烽火遍及思南、德江、凤冈、湄潭、遵义、毕节等大半个贵州的白号军起义,就是以此为“皇城”。

同治年间,号军起义失败，清军攻上城头盖,大火虽烧毁了号军的营房，却不能隔断历史的记忆,现在山上还散落着许多号军起义的遗物,农民在耕地时,仍不时挖出刀剑、瓦砾和已炭化了的米粒,而承载号军“皇城”房柱的精美石墩,是寨人歇脚追忆往事时最佳的坐处。在号军的前营,现在还有几百米的营盘石墙保存完好。

历史专家发现，白号军曾经在城头盖的石壁上,有摩崖题诗。这首诗的全文是:“丹心一片俯大千,层峦叠嶂费周旋。莫谈白虎当年事,怎怪红苗旧日鲜。人道须求天道路，诗仙难比谪仙全。萍踪未赏飘香月,破纳涂鸦实惨然。”这是号军起义失败10年后,一名从清军的屠刀下逃脱,到四川酉阳削发为僧的号军,寻访号军遗迹到此,悲感交集，忍不住在石壁上写下的诗。

专家认为,号军起义是贵州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农民起义,这次摩崖题诗的发现,对研究号军起义有重要的价值。目前,当地政府已对城头盖进行维修和保护,拟对其进行旅游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