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备伍(1909~1986.06.13)原山东省卫生厅厅长。陕西佳县人。青年时代学医，1934年赴陕北根据地，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白手起家办医院，为红军和群众医病。1938年来山东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当年4月进入山东沂蒙山区，与八路军山东游击第四支队机关会合，参与组建后方医院，并任政委。1939年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卫生部长。他克服困难，培养人才，筹办药厂，自制药械，创办战地医院。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省卫生总局局长,华东军区前方卫生部长。建国后任山东军区卫生部长、山东省卫生局厅长兼山东医学院院长，在山东为消灭黑热病、丝虫病、麻风病及其他传染病作出了很大贡献，抗美援朝开始,他主持组建康复医院,完成了从前线转回伤病员的治疗任务。1954年调华东行政委员会任局长,后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第二办公室副主任。1956年调任人民卫生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1978年任上海市红十字会副会长，1986年6月13日病逝,临终前立下遗嘱,将遗体捐献上海医科大学解剖室。

白备伍同志1909年出生在陕西省佳县。青年时代学医。1934年，他奔赴陕北苏维埃根据地，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陕北后，他白手起家，办起了小医院，孜孜不倦地为红军和群众医治疾病。1938年3月,白备伍同志积极响应党的到敌人后方去的号召，离开延安，来山东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根据地的卫生工作。行前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和鼓励。据白备伍同志在生前回忆说:“我们集合来到凤凰山下毛主席住的大院里，席地而坐。毛主席穿着战士服装，走到了我们面前，和蔼可亲地问郭洪涛同志:人都到齐了吗?有多少人?都是共产党员吗?然后主席谈到:山东是个战略区，还有许多未被敌人占领的城镇和农村，我们要依靠群众，扩大队伍,发展抗日斗争形势，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主席明确的指示，中肯的教导,鼓舞了我们的战斗意志，坚定了我们无往而不胜的信心。1938年5月,白备伍同志随队来到山东省委驻地泰安南上庄，被留在省委机关工作。不久，他与八路军山东游击第四支队的张一民、张景闵、刘超、杨超等几位卫生干部组成了后方医院，由他担任医院的政委。1938年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白备伍同志担任纵队卫生部部长。

抗日战争期间，敌人对我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严密封锁，根据地内缺医少药，医务人员奇缺。在这种情况下，白备伍同志和几位卫生干部一起办起了医训班。他把从陕北带来的一本《军医必携》翻印成教材，在树荫下上课，用门板当黑板，边学边干，培养出一批批部队医务骨干。没有药品，就自己动手，土法上马，办起简易药厂，研制战伤所需要的常用药物和医疗器械。为了适应游击战争环境和保证伤员都能够住下、吃上、治好，他创办了各种形式的战地医院。他日夜奔忙，借用老百姓的门板或在地上铺上草、盖上席当病床;每遇敌人“扫荡”，就组织人员把伤员转移到山洞里隐蔽治疗，用小篮子提着药品去为伤员换药，或去为伤员送饭;没有手术室，就在老百姓家里架起白布单作手术棚没有消毒设备，就用蒸笼当消毒锅;给伤员包扎伤口没有纱布，就把自己的蚊帐拆开，洗净消毒，作为敷料。白备伍同志为救护伤员历尽艰险，与山东军民同呼吸共患难，为开创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卫生事业，为支援抗日军民夺取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白备伍同志担任山东省卫生总局局长。在他的领导下，研究制定了卫生法规，统一了全省各级卫生机构名称，明确了各级卫生部门的职贵，为山东省卫生事业逐步走向正规，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解放战争时期，白备伍同志担任华东军区前方卫生部部长。在淮海战役当中，他亲自带领8个野战医院开赴前线为战争服务。为了减轻伤病员的痛苦，减少在战地救护、后运、治疗当中的死亡和致残,他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提出了快收、快转、快治的“三快”方针。针对淮海战争主力部队多、作战区域辽阔、机动性大等特点，为使追随主力部队的卫勤部队能够就近收容伤员，及时后运治疗，白备伍同志提出用运送弹药的汽车空返时运送伤员。这一得力的措施，在淮海战役的战地救护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了抢救伤员，他呕心沥血，倾注了全部精力，经常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有时下了手术台没有饭吃,他就找块冷馍馍来，抹上一点牛羊油充饥。

建国以后，白备伍同志担任山东军区卫生部部长兼山东省卫生厅厅长。当时山东的医疗单位大部分随军南下，留下了很多伤病员，急需充实卫生医疗机构。他团结吸收社会上的医护人员，很快在各地建立起医疗机构和卫生所。与此同时,他还积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为在山东消灭危害人民群众健康最严重的黑热病、丝虫病、麻疯病及其他各种传染病，从全国各地聘请专家来山东，组建了医疗防疫大队、妇幼卫生工作队，充实加强了医科院校的教师队伍，形成了山东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和医学教育的基本队伍。抗美援朝开始,在他亲自主持下，迅速组建了8处康复医院和一个康复大队，集中了全省4000多名卫生工作人员，圆满完成了从朝鲜前线转回祖国的1.2万余名伤病员的治疗和康复任务。这些康复医院及附属所分散在全省5个地(市) 6个县，方圆1000多里的农村，白备伍同志不仅一一走遍，而且每到一处都要深入病房进行探视、慰问。遇到疑难病症就要亲自处理。有些在解放战争期间被俘的原国民党军队军医，看到我们的卫生部长，亲自到病房探视病人，做治疗，表示十分敬佩。后来，白备伍同志调到上海，主持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在此期间，他又一次地付出了很大努力，使这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十年动乱当中，他被开除了党籍，送进了“五七”干校去改造。当时他身患高血压、心脏病，除了白天拖着沉重的身体参加劳动之外,还利用休息的时间，拿着听诊器,带着药箱,默默地为在干校劳动的老同志看病，做治疗。由于他的努力，挽救了不少老同志的生命。“四人帮”被打倒后，党给白备伍同志彻底平了反，恢复了名誉和工作。

1978年，白备伍同志担任上海市红十字会副会长。他不顾年迈多病，经常深入到里弄作调查研究。当他发现里弄的老、弱、病、残、孕妇送医院难的问题时,便请人设计了手推轮椅车,申请财政拨款，争取批量生产，为成千成万的病残人解决了困难。他退居二线以后，仍不停地为党工作,在病榻上撰写了3万余字的回忆录，为《国防预防医学历史经验总结》和《山东省卫生史志》提供了大量宝贵资料。

白备伍同志因患心脏病医治无效，于1986年6月13日在上海不幸逝世。他在临终前写下遗嘱，死后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将遗体贡献给医学科学研究事业。为了实现他的夙愿，家属在他去世20个小时之内将遗体送到了上海医科大学解剖室。全心全意为卫生事业奋斗了50年的白备伍同志，为人民的健康事业作出了最后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