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第一章讨论了关于白居易独特的家世的几个问题；第二至五章几乎是编年式地缕述了白氏曲折而漫长的一生，行文中多引述其各时期的诗作，以见诗人内心世界的丰富，并从而窥知其思想的转变的轨迹；第六、七章分别评述其前期的激进民本主义思想和后期知足保和的中庸主义思想；第八、九章分别评述其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学主张与创作成就；第十章总述白居易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元稹是白居易生死不渝的挚友。二人诗风相近，才名也大体相当，史称“元白”。故附其略传于白传之后。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由匡亚明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起，由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组织编撰，总计200部、6000余万字，是南京大学文科重要的标志性工程，凝聚了当代一批学有所长专家的集体智慧。丛书的学术顾问包括丁光训、王元化、安子介、赵朴初、冯友兰、张岱年、杨向奎、任继愈、苏步青、程千帆、杜维明等数十位学者。他们与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共同研讨，从2500年历史长河中选取了270多位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领域的杰出人物作为传主，从整体组合上奠定了中华民族杰出人物思想研究的格局。2006年，该丛书全部编撰完成，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白居易评传》即该丛书中的一本。
该书“传”之部份，注重白氏思想萌芽、发展、形成、衍变之脉络的同时，也注重在中唐社会历史文化的宏大背景下，从权力结构、人际关系、党派分野等方面，笔端饱含感情，生动鲜活地述写白氏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纷繁复杂的世态、政治晦明变化。在论述白氏生平经历之时，常常结合唐代有关文化典章制度、社会习俗而论述，是论人，同时也是论世，是“以人论世”和“以世论人”的有机结合，如论及自居易三登科第，则兼谈科举选人之制；述及与其座主之关系，则通论其时座主门生之社会习俗，呈现出了丰富的社会情态，如此则使得白居易以一个鲜活的“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活跃于其时的社会场景中。在中唐政局近乎原生态的状况下，考见白氏一生行事及思想衍生、演变之契机，同时，亦以白氏之行事、思想来全面反映这一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全貌。使得作为传主的白氏，与社会融为一体，绝无疏离之感，以人而论世，因世而论人，因此，这一个“社会关系总和”的白乐天是鲜活而生动的，是其时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信息的“载体”。正因为如此，该书蕴含丰富，颇耐玩味。如在述及白氏官职迁升时，常常论析相关官制的职掌、变化，从而分析乐天之从官心态，世事之可否有为等，颇能切中肯綮。人情人理的分析，能够贴近史实，切入传主心扉，
甘露事变前，朝廷拟任分司东都之白氏为同州刺史，白氏以多病婉拒，有云：“谙尽宦途滋味，渐入衰病之年的白居易，对日趋衰飒、积重难返的中唐政局，已不存任何幻想，况且他对（舒）元舆及（李）训、（郑）注等除宦官的用意，未必完全清楚；即使了解他们的底细，富有务实精神、行为谨慎的白居易，也未必会对这一极富冒险性、万一失败其后果不堪设想的行动，能够悍然予以支持并积极介入。”又如，分析乐天晚年的独善自守、安贫乐道，委婉指斥
公安三袁之未得其实，“所谓‘白头老寡妇以贞骄人’的苛评，亦似谑而虐，有失‘不薄今人爱古人’的敦厚之旨”；并进而从总体上作出了客观审慎的评价：“综观白氏一生行迹，中年以后从‘兼济’转向‘独善’，从客观上说，固然是因为他痛感时不可为，不愿卷入争名逐利的政治倾轧，徒作无谓的牺牲；从主观上说，也是他介然自守，不愿随俗俯仰，与世浮沉，追求人格上的独立与自我完善的表现。”具有深刻的“理解之同情”，不厚诬古人，亦不妄加拔高。
该书在行文上，或寓评于述，或评述结合，并不强行划一，处处在在，着眼于白氏之思想轨迹及丰富意蕴，并由此而展现了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情态，“世”与“人”浑融一体，因人而论世，因世而知人，凸现了一个鲜活时代中的“这一个”颇富生命气息、有着丰富社会文化信息的“人”。之所以如此，该书乃完全立足于坚实的文献基础之上，言必有据，而从不驾空斡旋，故作高深之论。所涉及的文献，有纸上之遗文，亦特别关注地下之实物，参证考定；自中唐至近现代学者的有关白居易之研究资料，收罗宏富，且作精深之辨析，而能融会贯通，以成一家之言。因此，文中即使小小问题，亦时有卓见，如，关于乐天与唐街之相识时间，据作于元和八九年间的《伤唐衢二首》，细绎诗意，从时、地分析，认为“识唐衢的确切时间，是在贞元二十一年早春”。关于《读道德经》的写作时间，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系于会昌二年至六年之间，该书则从唐代历次毁佛都与道教对佛教的排挤有关这一文化视角来观照，以为此文作年当系于会昌五年灭佛之际为宜。
蹇长春，男，1933年生于四川营山，1960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7年晋升为教授，1998年7月退休。曾任《西北师大学报》主编、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及该校敦煌学研究所所长。有《傅玄阴铿诗注》《白居易论稿》出版，发表学术论文约50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