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朗起义是指河南省宝丰县绿林首领白朗为反对袁世凯政府的统治，于1912年发动的农民起义。白朗起义军根据敌众己寡的特点，善于避实击虚、声东击西、机动快速和长途奔袭，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先后同北洋政府军20余万人作战，给袁世凯的军阀统治以沉重打击。但是由于组织不严密，长期流动作战，以及西征陕、甘的战略失策，于1914年8月导致最后失败。

民国初年，河南省农村灾荒严重﹐加上河南都督张镇芳横征暴敛﹐民不聊生﹐饥民﹑乞丐成群。白朗与宋老年、李鸿宾等绿林头目联合﹐被推为首领。他们以舞阳县母猪峡为根据地﹐提出“打富济贫”的口号﹐聚众抗官﹐队伍很快发展至五六百人﹐活动于豫西广大农村。

早在武昌起义爆发之际，白朗就在家乡组织二三十人响应起事，至1912年冬，以白朗为首的农民军发展成为六七百人的军队，在河南西部地区来回驰骋，名声大振。民国初年，河南灾荒严重，经济凋敝，再加上河南都督张镇芳作威作福，巧取豪夺，河南大地哀鸿遍野，民众水深火热，灾民成群。深处苦难的灾民无处为生，只能投身绿林。满腔壮志的白朗充分利用灾民对清政府失望、怨恨的反抗情绪，积极联合其他绿林头目，以舞阳县母猪峡为根据地，打着劫富济贫的口号，聚众抗官，从而吹响了白朗起义的号角。

在1913年二次革命前夕，初具规模的白朗起义军接受了革命党人联合反袁的要求，积极在河南地区发动武装起义，策应南方革命军的讨袁战争，他们势如破竹，先后攻克唐河、禹县等地，起义军队伍声势渐渐浩大，大批灾民、游勇、绿林纷纷加入。1913年9月，起义军攻入湖北，随后又再次进入河南，在均县、鲁山、宝丰等地，与鄂、豫、陕三省联军激战。10月，陕西陆军团长王生岐主动起义，率部参加起义军。到这年冬天，起义军发展到了近万人，白朗自称中华民国扶汉讨袁司令大都督。

1913年夏﹐白朗乘北洋军调离豫西南之机﹐率众攻破唐县﹑禹城﹐声势壮大。二次革命爆发后﹐白朗于9月南下﹐夺取湖北枣阳﹐占据县城十一天。11月又攻占宝丰县城。1914年1月﹐白朗率领两千人﹐消灭了进入豫西的官军﹐越过京汉铁路﹐接连攻破光山﹑潢川﹑商城及安徽省六安﹑霍山等县城。袁世凯将张镇芳撤职﹐派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河南都督﹐调集两万多人进行围剿。白朗在霍山突破北洋军的包围﹐于3月7日一举攻克湖北老河口﹐歼敌两千余人。1913年7月，“二次革命”前夕，起义军接受革命党人联合反袁的要求，先后攻克唐河、禹县等地，声威大振。9月，起义军发展到二千余人，攻入湖北。随后复入河南，在均县、鲁山、宝丰等地，与鄂、豫、陕三省联军激战。

10月，陕西陆军团长王生歧率部参加起义军。入冬，起义军发展到近万人，白朗自称中华民国扶汉讨袁司令大都督。袁世凯急忙调集三万人马进行“围剿”。起义军避实击虚，突围东进。至1914年1月，连克河南光山、商城等地，进入安徽。

起义军如同狂风暴雨，横扫中原大地，使北洋政府军疲于奔命。1914年2月13日，袁世凯令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代河南都督，指挥包括鄂豫皖地方部队在内的北洋政府军共数万人“围剿”。此时，英、俄等国驻京使馆武官赶赴河南，以“观战”为名为段祺瑞出谋献策。

起义军声东击西，突围后又西进鄂北。1914年3月8日攻占重镇老河口；14日攻克河南荆紫关。此时，起义军已经发展到二万余人。白朗张贴布告，反对专制，力主共和。段祺瑞部署各部队分八路“围剿”。

白朗起义军决定西征陕、甘，伺机入川。17日由荆紫关等地分路西进，连克富水、商南，进入陕西。袁世凯令北洋政府军第7师师长陆建章为西路“剿匪”督办，率数万人对起义军前堵后追。

4月下旬，起义军在陕、甘交界的固关击溃北洋政府军，进入甘肃。随后，破伏羌（今甘肃甘谷）、天水等地，击毙总兵马国仁。后入川受阻，退入甘肃岷县、临潭少数民族地区。因在当地械弹、给养补充困难，加上北洋政府军追堵夹击，处境危险，遂决定回师河南。5月下旬，起义军万余人从临潭出发，先后突破北洋政府军重兵设防的岷县、宝鸡、荆紫关三道防线，于6月底返回豫西时仅剩数千人。队伍由大小将领带领分散活动，不久被北洋政府军队各个击破。

在此﹐白朗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西走陕﹑甘，夺取四川为根据地。白朗军长驱入陕，攻占商南等地，一度逼近西安。又沿渭水西进，由陇县进入甘肃省境。陕西一带哥老会纷纷归附，队伍得到补充。乘势攻占天水，麾军进入甘南地区。欲由此入四川，被川军阻击。白朗军长期流动作战，给养不足，主力队伍疲惫不堪，军纪松弛，大小头目思乡心切。于是决定沿原来路线折回河南家乡。官军追击堵截，白朗军一路苦战，伤亡惨重，及回到河南鲁山﹑宝丰一带，已溃不成军。1914年8月初，白朗率领数百人在鲁山石庄与官军搏战，负伤身亡，部队溃散，起义失败。

白朗起义战争，是在辛亥革命之际，由朴素的“打富济贫”发展到反对袁世凯反动统治的一次农民革命战争。起义之初，起义军每占一座城镇，便“令殷富输纳财物”救济穷人，释放被囚禁的劳苦群众。后受革命党人的影响，白朗等逐步加深了对袁世凯反动本质的认识。

从1913年开始，公开打出讨袁的旗号，到处张贴反袁的布告，揭露袁世凯“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指斥“袁贼世凯，狼子野心，以意思为法律，仍欲帝制自为”，“摧残吾民，盖较满洲尤甚”。白朗等还抨击袁世凯对于沙俄入侵外蒙、英国入侵西藏所采取的妥协投降政策，并对外国传教士等采取了惩罚措施，表现出明显的反帝倾向。最后，直接提出了“逐走袁世凯，设立完美之政府”的政治主张。由于起义军的行动既反映了广大贫苦农民的要求，又顺应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潮流，因而得到比较广泛的支持和拥护。

白朗起义军作战勇敢，具有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精神。同时，在战术运用上也比较灵活，能根据敌众己寡的特点，善于避实击虚，机动作战：或从内线跳到外线，或出敌不意地袭击守备薄弱或孤军冒进之敌。加上行军快速，常使敌军“徒事跟追，疲于奔命”，围追堵截一再落空。追击起义军最卖力的赵倜就曾哀叹：“尾追固非善策，围剿亦难奏功，言念及此，忧心如焚”。起义军在进攻城镇时，注意依靠群众，事先派人潜入，里应外合，或声东击西，长途奔袭，使敌人猝不及防，从而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较大的战果。

这些，是白朗起义武装得以存在、发展和坚持三年之久的主要原因。

白朗起义历时三年，根据敌众我寡的特点，善于避实击虚、声东击西、机动快速和长途奔袭，先后转战豫鄂皖陕甘五省，征程数千里，先后同北洋政府军队二十多万人作战，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攻破县城四十余座和许多关隘，所到之处“劫富济贫”，沉重打击了各地的封建势力，冲击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

这次起义战争的失败，客观上由于敌人强大，尤其是“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的统治趋于巩固，得以集中力量对付起义军；主观上由于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缺乏明确的反封建纲领

这次起义战争虽然发生在辛亥革命之际，但起义军基本上始终墨守“打富济贫”这种只能满足农民暂时微小利益的行动，而没有发动农民，用暴力夺取地主豪绅的土地，摧毁封建统治的根基。这就影响了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影响了部队的大规模发展，以致无法在群众中扎下深厚的根子。这也说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虽然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但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正确领导，是难于完成彻底反封建任务的，是难于将起义战争引向最后胜利的。

西进陕甘，是战略上的失策

豫、鄂、皖地区，虽然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势力比较雄厚，但工农群众的抗袁斗争相当普遍，群众基础是比较好的。诚然，孙中山领导的讨袁战争失败后，北洋政府加紧了对起义军的“围剿”，使起义军增加了困难。但是，只要坚决依靠群众，采用灵活的战术，还是有可能克服困难，在原地区继续坚持斗争的。由于起义军的领导者只看到敌人兵力增加，看不到工农群众中蕴藏的巨大反袁力量，因而作出了西进陕甘的决策，进入了群众条件比较差的地区，使起义军的作战增加了更大的困难。特别是进入地瘠民贫、民族矛盾尖锐的甘肃地区，困难就越来越大。虽然甘军的战斗力很弱，起义军却连遭挫损。战略方向上的这一错误，成了起义军由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至于西谋巴蜀，从当时四川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来分析，那里的讨袁战争已经失败，袁世凯已加强了对该省的统治，加上该省的封建军阀势力相当雄厚，在这种形势下，起义军即使实现了入川计划，能否站稳脚跟，也是值得怀疑的。

长期流动作战，没有建立山区根据地

从起义军初期和中期活动的地区来看，是具备建立根据地的客观有利条件的。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山高岭险，易守难攻；当地农民的自发反抗斗争始终没有间断，而且对白朗起义军深表拥戴，“穷苦之家，甘为窝主；乞丐游民，愿作彼探”。③但由于起义军认识不到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致虽有良好条件而不知利用，没有采取有效的方式，广泛深入地发动和组织群众，打垮当地的地主武装，摧毁地方反动政权，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使之成为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的根据地。由于没有可靠的后方作依托，总是不停顿地流动作战，得不到可靠的补给和休整的机会，重蹈了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中流寇主义的覆辙。

偏重于攻城取物，未能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被强大敌人围追堵截的起义军，在战略上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要摆脱被动、争取主动，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战斗中不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转变敌我力量对比。白朗起义军虽然作战勇敢，机动灵活，但没有把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据不完全统计，起义军在五个省先后攻破县城四十座和无数市镇、关隘，但是，歼敌正规军百人以上的不过十多次，歼敌一至三个营的不过六七次，其余多是人数不多的民团、商团等地方武装。起义军所以不断攻城，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粮饷和械弹。正是由于没有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所以在战略上始终处于遭敌围追的被动地位。起义军经常行走在崇山峻岭之间，便于利用山险杀“回马枪”，伏击尾追之敌。可惜，他们不善于运用此种战法，结果，不但丧失了歼敌良机，反被敌军穷追不舍，陷入被动地位。

缺乏巩固提高部队的有力措施

白朗比较强调群众纪律，要求部队不侵犯劳动人民的利益。但军队内部的组织始终比较松散，缺乏严格的组织纪律，加上长期流动作战，缺乏必要的训练，未能使之向正规军转化。在思想建设方面，虽由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进行了一些民主主义革命的宣传，但根本无力改变农民小生产者短浅的政治眼光，克服宗派观念、家乡观念、自由散漫等弱点，以致最后出现了自动解体，被敌各个消灭的惨痛结局。

河南宝丰县人，以其身材高瘦，腿长行快，故因其名偕音而绰号“白狼”，官方也诬称其为“狼匪”。农民出身的白朗，青年时代曾投巡防营当兵，枪法颇精，“虽目不识丁，而胆略颇壮”，后因“犯律潜逃”回乡。白朗从巡防营回到家乡之后，便“拉杆”起事成为啸集山林的绿林头目。据记载，他“性豪爽，善驭人，疏财仗义，以是能得众，先奔走于汝、鲁、宝之间，结识豪侠，渐成规模。但以武器缺乏，未能大举，乃将宝丰县长的儿子劫去勒赎，索价新式五响钢快枪十支。械到手后即有很快的发展”。

白朗以舞阳县母猪峡一带为基地，四处活动。大约于民国元年又以“打富济贫”为旗号，鼓励穷人造反。被裁士兵、游民、饥民等，闻风归附。各地著名杆首如李鸿宾、宋老年、丁万松、宋一眼、王心传等各率所部，与之合并，愿听指挥。到1913年春，各杆头在白朗领导下所带的人马共约二三千人，所着服装，错杂不一，时聚时散，飘忽无定，聚则成军，散则为农工商贩。由于“贫苦之家甘为窝主，乞丐游民愿作彼探”，白朗军消息灵通，神出鬼没，各县多次派兵围剿，都未能把他们镇压下去。相反，白朗却不时给各地方官吏和豪绅地主团练以打击。这时，白朗主要从事经济性的斗争，政治目标并不明确。

二次革命爆发后，黄兴曾写信给白朗，要求他进攻湖北，配合讨袁军作战，因所派信使在开封被捕杀，信未能送到。同时，黄兴还委派河南国民党人杨体锐为河南讨袁军豫西民军司令，赴洛阳策动镇嵩军反正和联络白朗。杨体锐亲往白朗军中游说，“白感动，愿听约束”。但不久，杨被张镇芳捕杀，国民党人与白朗的联系中断。

1913年7、8月间，不仅南方反袁军曾多次与白朗军联系，白朗也曾派人赴南方探听消息，但是，由于反动当局的破坏，双方始终没有建立起直接联系。当白朗威震豫西时，他以“抚汉讨袁司令大都督”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六言告示，首先揭示“满业倒了运气”，接着怒斥袁世凯“假作民国扬名”，末了则说：“现在中州真主，荡荡如同天神。”这个告示大致反映出1913年夏季白朗的政治水平，即对旧封建政权恨之入骨，而又跳不出称帝称王的藩篱。

白朗起义历时三年多，先后转战豫鄂皖陕甘五省，征程数千里，攻破县城四十余座和许多关隘，所到之处“劫富济贫”，打击了地方封建势力，冲击了袁世凯的统治。他们虽然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反袁的口号，但仍然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以致重蹈中国古代农民战争中流寇主义的覆辙，最终不能幸免于失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