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洋淀之曲》中收录了
孙犁先生的七首小叙事诗,大都可以归入抗战文学的范畴里,反映了对异族入侵的愤怒和唤起全民族英勇的抗争。“关上的雄鸡叠声唱遍,/北斗星的杓柄,/敲响了角楼上的
风铃,/东方的太阳,/刚在大海底下腾起,/风霜正吹打,/西边的长城!”(《山海关红绫歌》)。这样的文字在孙犁其他的文章中是很难找到的。
在《梨花湾的故事》里,几笔简练的描述勾勒出北方大地上乡土的人物。而《白洋淀之曲》则刻画了一个简单的故事:一个叫水生的年轻人在战争中牺牲了,他的妻子菱姑后来也成为一个英勇的战士,而“过去她拿起水生的枪,/曾经手颤;/现在握住枪,/就像按住了水生跳动的心房!”全诗以四行为一节,非常整齐,人物塑造和细节刻画很感人。做为一个小说家,这一点普通的诗人是无法与孙犁先生一较高低的。在这首诗中,还可以看出孙犁先生是把环境描写融入到人物的行动中,而不是做静态的描述。诗的最后一节是这样的:“热恋活的水生,/菱姑贪馋着战斗,/枪一响,/她的眼睛就又恢复了光亮!”
我以为诗应该有一种力量:号召的力量,感动的力量,启发的力量,或是陶冶的力量。没有一种力量,能叫做诗吗?或者只是诗人自己做出一种声嘶力竭、慷慨激昂的架子,而实际上并不产生这种效果,这也不能算做诗。再或者在字句上
卖弄玄虚,自以为吸收了古典或综合了中外,而在有识者看来,有时文法尚且不通,
米糠混在一起,这样形式的诗,也恐怕终于行之不远吧。
诗是很难写好的,它比散文更难。较之
散文,诗是以质取胜的。诗在政治、思想、情感和语言艺术方面的要求,都是高标准的。过于拘谨,写作很少,自然不一定就能产生好诗;过于随便,出口成“章”,却往往质和量不能相称。
我在
抗日战争时期,写诗的兴趣比较大。那时行军走在路上,时常涌现一些诗句,在那些年月,诗的句子经常反映到头脑里来,一点也不奇怪。休息了,掏出小本子,放在膝盖上,诗的句子短,抄写方便,很快就记下来了。风里雨里能写,黎明黄昏也能写,那些年容易产生诗人。
形式的变化,常常是和学习的方面有关。当时我正在阅读一些翻译过来的诗,因此,前几首都是那么一种形式。
抗日战争胜利,我从延安回到冀中,在农村工作,热衷于民间的说唱形式,写了一个时期的大鼓词,所以在进城以后所写的《山海关红绫歌》这一首里,就很明显地带有说唱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