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鹏飞（1889年—1948年），字经天，又号擎天，广西桂林人。回族。清宣统元年（1909年）考入两广高等化工学堂学习，宣统三年赴日本留学，在东京帝国大学遍习兽医、统计、政治、经济、法律达十余年之久，获得五个硕士学位。1924年回国后，先后在江苏无锡国学专门学校、上海江苏民众教育学院任教，继而就任暨南大学校长。1931年，担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院长。1937年底回到桂林，积极投入抗战文化活动。1938年2月接任广西大学校长之职。1939年，任广西普通考试监试委员、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理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等职。同年周恩来来桂，白鹏飞不顾当局阻挠，前往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参加座谈会，并为《救亡日报》筹募基金，加入《一年间》演出委员会，亲自观看并指导排练和演出。次年与欧阳予倩、马君武等组建广西戏剧改进会，积极支持桂剧改革；又出任中央监察委员，第四军风纪巡察团副团长，严惩贪官和违纪人员。1947年到台湾大学讲学，旋由台湾返回桂林，1948年6月28日病逝。著有《行政法大纲》《行政法总论》《行政法各论》、《比较劳动法学大纲》《法学通论》等。

白鹏飞，字经天，又号擎天，1889年农历正月二十日出生于桂林。家境贫寒，幼年丧父。幸遇启蒙老师桂平县黄某（前清秀才）爱其聪颖好学，当黄某返归桂平县家乡时，原携带白一起返浔，除免收束修等费外，还供给膳宿，曾征得白的老母同意，就学于桂平两年。后来黄某去世，白鹏飞又辍了学。1908年，白考入在长洲的广西蚕业学堂。1909年毕业后，到广州考入广东工业学堂，与广西籍同学雷沛鸿、潘乃德、朱锡昂等甚为友善。后来他获悉广东招考官费留日学生，但只收广东籍学生，他得到别人的帮助，冒充广东肇庆人，由于成绩优异，竟被录取，因此得东渡日本留学。不料刚读一年，他冒名籍贯的事被省当局发觉，从此取消他的官费供给。以后他靠同学和同乡的帮助，找到工做，主要是在料理馆（即餐馆）做临时杂工，他达十一年之久，半工半读，在东京帝国大学学法律。在此期间，他与郭沫若、李达等是帝大先后同学，毕业后于1924年回国。最初在江苏无锡国学专科学院任教授、上海民众教育学院（这是当时中共党地下组织办的学校）任教，接着就担任暨南大学校长。由于他主持正义，支持学生反对军阀横行的集会，登台演讲，被一些执枪的暴徒毁打，他愤而辞职。到了当时全国文化中心的北平，先后在朝阳大学、民国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大学任教。由于他善于演讲，讲话条理清晰，有时还带些讽刺幽默，因此颇受学生欢迎，听众踊跃，教室太小，每每换成大教室，仍拥挤不堪，教室两边也站满了人，甚至窗口也挤满了学生听讲。在此期间，他还在课余编著有《行政法大纲》、《法学通论》等书。

1931年起，他应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白鹏飞留日的同学）之聘，担任平大的法商学院院长。 他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院长期间，延聘了李达、陈豹隐、许德珩、沈志远等进步教授，教育部一再出面干涉，但他两赴南京，据理力争，表示否则当辞去院长职务，使这些教授安心任教。“九一八”事变后，学生抗日爱国运动日益高涨，他亦予坚决支持。学生在校内贴出抗日标语，他告诉学生：“我无需你们来唤起，我是主张抗日救国的。抗日救国在于唤起群众，同仇敌忾，把标语贴遍大街小巷，贴到日本人居住多的地方，贴到日本大使馆周围去。假如日本人干涉，甚至行凶，就激发了群众的义愤，就会爆发抗日爱国行动。”学生闻言纷纷奔赴街头。针对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他还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召开记者招待会，指出：“目前广大学生的行动，是最热烈的抗日救国的正义行动。我有如此爱国的学生，令我感到兴奋自豪！”他还针对“攘外必先安内”的说法，指出“外侮当前，应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内有何不安？此乃卖国主张，亡国谬论。我等应联合抵御外侮，救中国已迫在眉睫，谁抗日我等就拥戴，谁能救国我等就拥护。”1933年，法学院教授侯外庐和学生周成才等因参与学运被捕，白鹏飞亦与徐诵明校长等多方营救，并分别致电陈立夫、张学良等，要求保释。1933年秋，军警往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搜捕张友渔、韩桂琴（韩幽桐），白鹏飞闻讯，一面与军警周旋，一面派人将张、韩二人藏匿。后又将二人化装后，亲自送至塘沽，购好船票，东渡日本暂避。1935年，与马叙伦、许德珩、陈豹隐、李达、黄觉非、刘侃元等组成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马叙伦被推为主席、许德珩与白鹏飞被推为副主席，并发表宣言，告全国同胞书，寄发全国各地。

他任法商学院院长6年，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任院长，在任内，本着“学问无穷境，志足以贯之，负担无已时，勇足以当之，有志者事竟成，有为者亦若是也”的精神，积极延聘学有所成的知名教授、减轻学生负担、多方筹措奖学金、改善办学条件、建筑体育馆、改进食堂及卫生设施、扩充图书馆、创设研究室、培养高层人才，为法商学院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认为：“学术为复兴民族的基础”，而“今日吾族已遭遇一种重大试验，其答案为复兴或覆灭，吾敢继然，以复兴作答，且本院必为民族复兴之一环也”。在学术与民族复兴的关系上，他把学术、高等教育与抗日救国和民族复兴紧密联系，以学术上的丰厚修养，充实教者、学者，“复兴民族的持久战斗力”，可谓一种独特的创造；在培养人方面，他认为：“人格的陶冶，为推进学术，完成复兴大业之奠基石，切望诸生抑压浮嚣之气，一本淡泊宁静刚健笃实之旨，为修学进德之助，勿躁进，勿自馁，锲而不舍，终有达时”。他主张：“同学之间，师弟之际，须切实合作，努力互助，以己之长，助人之不逮，勿摭拾他人之过失，勿嫉疾他人之优长，盖必如此然后可以合群力集大事也”。由此，“砥砺学术，以完成国家百年之大计，培养人格，以为异日复兴建国之础石，融合群力，以为共赴国难，打开现状，创造新局之准备”。在应用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上，他在批评“国家注重应用科学之发达，而不重视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不但不能生产，反而增加社会的纷乱”时，强调指出：“这种见解是误谬的，国家譬如是一只船，学应用科学的人，犹如摇桨的，学社会科学的人，犹如把舵的，试问船舶如果没有把舵的，它能按所定方向前进么？进一步说，譬如农业固然立国之本，但如果全国人皆摒除其他科学，专门从事耕种，即此便可御外患，复兴民族么？所以国家在任何时期，因需要技术人才，去分担各种专门工作，然而如果没有懂得世界政治经济一般的动向及明了国内一切情形大势的人来把舵，国家是不能安全地度过一切难关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沦陷，白鹏飞不甘当亡国奴，举家南下，回到老家桂林。虽然他离开家乡数十年，但因为在上海、北平教育界服务多年，名声很大，受到桂系当局的重视，认为是广西在外知名可数的人，桂系一些重要决策和建设的方针大计，经常请白回来参加讨论。早在1936年上半年，广西举办暑期讲习会，邀请国内知名学者在南宁、桂林等地轮回讲学，听讲的除了各机关高级职员以外，高中以上学校的教职员、学生都是听众，白鹏飞这次也回来讲学。被邀来的知名学者有：丁文江、黄宾虹、徐悲鸿、胡适、罗隆基、罗文干等，后来在南宁开了一次小结会，广西当局也参加，请白鹏飞在会上讲话，白讲话内容大致是：自己好像是嫁出去的女儿，多年未回娘家，谁知到家以后跑到厨房一看，乱糟糟的，颇不是滋味。其意是讽刺这次讲习会组织不够好，请来的人，不知其目的和重点何在？当时马君武博士也在场，会上保持含默，一言不发。白鹏飞当时带戏谑口吻讥笑马君武博士说，我看你就是皮蛋博士，是和稀泥，有意见有看法不肯讲，马君武当即回敬说，我看你像一个蚊子博士，见人就叮一口，不肯饶人。这两位名人互相戏谑，朋友感情还是很好的。两位名人的话，都是讽刺桂系当局对教育文化事业不够重视，有缺点。

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因受白崇禧的压迫辞职后，省主席黄旭初兼任西大校长。黄旭初办学校是个门外汉，感到力所不及，恰巧白鹏飞由北平逃难回到桂林，李、白、黄等巨头商议结果，黄旭初去掉兼职，推请白鹏飞接任校长，他们也明知白鹏飞为人耿直，这个头也不是好剃的，最初也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由黄旭初亲自出马拜访白鹏飞请他出来，又考虑到如果仅以在桂林的文法学院相讬，又怕地位太低，白鹏飞不肯屈就，后来才定为以西大相委，方觉妥当。因此与白鹏飞相见以后，说明来意，最初白鹏飞是有推脱之意，后来又想到现在全面抗日，自己回到家乡来为桑梓服务，也是责无旁贷的，因此只提出了有职必须有权，如聘请教授等人事之权，黄旭初当场也表同意。白鹏飞聘的教授中，不少是左倾的名教授，如李达、陈豹隐等，这却触犯了广西省主席黄旭初、教育厅长邱昌渭的禁忌，后来，邱昌渭秘密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报告，教育部长陈立夫便免去白鹏飞的西大校长职。广西当局硬赶白鹏飞下台，造成他的为难处境，因为有的应聘教授刚到桂林，有的尚在来桂途中。对于这两批人的安置问题，白鹏飞亲至广西省政府责问黄旭初。黄旭初却装着笑脸推说这是教育部的决定。白说，你们这么做，叫我怎么对得起朋友，怎么下台？黄旭初说，对已到桂林的，只有你出面请客向他们道歉，请他们回去，他们回去的路费，由省政府包，至于尚在途中的，只好去电阻止他们不用来了。白鹏飞想了一阵，觉得实无他法，也只好照此办理。白鹏飞面对现实，感到实无滋味，此后颇消沉了一个时期，除搞了一个“漓江雅集”与一些诗友唱和以外，就是与马君武、欧阳予倩等组织一个桂剧改进会，听听桂戏而已。

大概是在一九四〇年的冬季某日，广西建设研究会在桂林八桂厅举行例行的年会，白崇禧以副会长的身份讲话，到会的人除了各地知名之士的研究员外，有广西省政府的中上级人员以及广西绥靖公署中上级人员，因此共有数百人，济济一堂。大家对白崇禧的讲话，寄以很大的希望，因为白还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主任，人们渴望能从他的讲话中得知一些新的抗战方面的军事消息，但是白的讲话，口如悬河，谈的头头是道，“消息”却是旧的，大家在报上已读到过的东西，他只不过整理了一番，还发挥了一些个人宣传的意见。讲话的时间却占了将近两个小时。他的话音刚落，主持会议的黄旭初尚未发言，白鹏飞却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发言，说道：“健生，我们多时不见，别来经年，在此可谓幸会幸会。刚才我听你的一席高见，实有诸多未敢苟同之处，刚才你说道，战局如何如何之好，我认为实系吹嘘宣传之词。目今众所周知的是半壁河山已沦陷，拱手送人，还有什么可骄傲和吹嘘的呢？作为军事统帅部的一员，我看你就应该感到惭愧。而今天你讲话就不脸红。一席话直骂得白崇禧哑口无言。听众虽没有当场鼓掌，会后却议论纷纷，认为除了白鹏飞，谁敢说这些话呢？白鹏飞真是一尊名符其实的大炮，白大炮从此出了名。

白鹏飞的这一骂，骂醒了广西桂系当局对白的安排的注意，他们在怀疑白鹏飞对当局的不满，有怨气，因为白的西大校长被掉以后，实际上只给他一个广西省政府顾问这一吃闲饭的闲差，难免不产生怨气。这时正是国民政府改组，立委、监委都希望各省举荐人才，广西当局商量结果，认为推荐白鹏飞在于右任大胡子下面当个监委是很恰当的，于是黄旭初登门拜访，说明来意，请白出任监委。白开玩笑的说：今天的监委就是过去的御史，是十人中九人怕的，难道你就不怕我弹劾你？黄微笑的说几句客套话敷衍，白鹏飞也说一句客套话。感谢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对他的关怀。就在此时，黄旭初拿出一张国民党的入党表来，希望白鹏飞填写加入国民党。白的脸色突变，严竣的回答说，我不干，原来你们叫我做官还附有条件，我白某没有这么大的官瘾，我不加入国民党，我不能因做官而丢掉我名声。谈话就是如此弄僵了。黄旭初只有没趣而去。这次就如此告吹了。此事过后不久，有人登门拜访白鹏飞，递进的名片是刘侯武，白不知刘为何而来，只得接见。初次见面，刘说明自己是监察院派来的两广监察使，说这次奉派到两广来，临行之前，院里不少人就推荐白公，今天登访，就是要请白公出山，并说，久仰白公的品德和耿介，但愿白公屈就，并一再声明不需要加入国民党等等，同时拿出监察院的聘任状，白鹏飞也说了一些客套话，聘任状就留了下来。

白任监委以后，在广西做了一些监察工作，如弹劲桂平县县长梁国海的贪污案，梁国海暗中向白行贿，白立即拒绝，并将梁捆绑送交刘侯武处理，就是一例。但是使他感到忧心如焚的是国事日非，政治腐败，贪污枉法横行，他痛心疾首，大概在1943年秋，广西建设研究会又一次年会上，他站起来，开初讲了一些他就任监委的所感，接着说，监委在过去就是御史，他的职责就是谏官，也就是言官，当此国事日非之际，就要敢于出来讲话。他越说越激动，最后他说，我想了很久，最后决定要上书蒋介石，希望他下罪己诏，这时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封预先写好的信，在会上念起来。白鹏飞念完当场把信交给驻会常委陈劭先看，陈看完后退还给白时说：我看信不必寄，因为我深知蒋介石其人，弄得不好，还会招来杀身之祸。白回答说，劲先兄，谢谢你的好意，这些事我白某都考虑过了，死，我不怕，这是为民请命，纵死也是为民而死，死得光荣，死得其所，好过他日亡国去做亡国奴呢！白很激动，边说边将信封好，用挂号寄给蒋介石。

信发出后，没有信息，直至第二年夏天，桂林大撤退时，都没有回音，到了白鹏飞逃难百色，突然接到加委他为第四军风纪巡察团的副团长的通知，后来听说此事颇经曲折，原来白鹏飞的上蒋介石书，蒋大发雷霆说要杀他，后经陈布雷劝阻，并建议用他去整饬军风纪，蒋接受这个意见。就加委白鹏飞为军风纪巡察团副团长，并下手令写道：以后凡军队军长以下，文官省主席以下，犯罪证据确凿者，军风纪巡察团正副团长有就地处理之权。事后有人说，白鹏飞因祸得福，是万万想不到的。

1944年冬季，日军入侵广西，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逃到百色，召开一次检讨大会，党政军机关上中层人物均参加，白鹏飞是坐在主席台上的唯一上宾。在检讨会上，所有应负惨败责任的官员，都不承担任何责任。闭幕前，张发奎请白鹏飞讲话，白说：“张长官要我讲话，我就根据实际讲讲。恭维的话，不切实际，讲是多余。还是讲些逆耳刺心的话有益。在两个多月的短时内，广西竟沦陷七十多个县市，我们能不惨痛吗？就以桂林名城的惨祸，很够大家伤心了。桂林有“铁桂林”之称，是很难攻破的，白副总长和张长官选择韦云淞将军为守桂林的主将，纵兵掳掠，放火烧民屋，不与名城共存亡，弃城而逃，阚维雍师长孤军在东门一线作战，跑到韦军长处请求增援，韦军长已逃走，不得不使他拔枪自杀以殉国，韦将军是对国不忠，对民不仁，对友不义的最可耻的民族败类，若是我白鹏飞干出这样的大坏事，不是投河也是上吊而死了，我为韦将军的挽言是‘哀哉！哀哉！痛也！遗臭万年笑’夏威总司令统几个军和纵队，却从未打过一次胜仗，总是不战而退，夏将军名威，威在那里。张长官统率几十万大军，理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却惨败至此，使广西受到浩劫，必受到百世的责骂，我深为张将军惋惜。黄旭初主席是封疆大吏，在日敌入侵广西之时，却称病远至成都休养，在广西主政十多年，常说全省皆兵，事实上民团不发生什么作用，各县县长多是日敌未到而先逃，致使军队缺粮供应。黄主席应负行政方面的过失，也应深自反省”。白鹏飞这一席话，大长爱国者的志气，大灭辱国者的威风，绝大多数人背后都说：“讲得痛快”。

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白鹏飞回到桂林，目睹满目疮痍，痛心疾首，友人索书，酒后挥毫，赋诗一首：

“白日堂堂去不回，无端焦土众心灰；

德园易醒蕉鹿梦，漓水难追雅集杯。

巨室竟先民望去，空城留待寇军来。

劫掠莫道甲申事，我为斯民敬举哀”。

在桂林他获悉堂侄白堃公当了维持会会长，非常震怒，他说白家竟出了这样的不肖子弟，不能容忍，他通知家人凡家中祖茔的石碑上刻有白堃公之名者，一概磨掉。当时已关在监狱中的白堃公得知此消息，知道希望破灭，最后服毒自杀。

白鹏飞任军风纪视察团副团长时，为了做好工作，在滇、黔、桂各地，劳苦了几个月，他的身体素弱，曾咯过血，回到百色时，旧病复发，咳得厉害，又患咯血，而他没有积蓄，仅靠工资维持全家生活，当时广西绥署参谋长张任民感觉他营养费太缺乏，派员送关金券三十万元给他，他问这是公款还是私人的，来员答复说是公款，自说，公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若接受，是用之于私了，坚决不接受。来员只好将款带回去。

白鹏飞回到桂林，受白堃公事的刺激，肺病复发加重，不幸于1948年6月28日下午逝世。他逝世的消息传至当时的重庆，学术界很为之惋惜，有的撰文纪念：认为这是我国自由主义学者一代的不幸调谢。原葬于瓦窑凉水井，现迁葬于七星山东北麓。沈尹默为之题写墓志铭曰：“少励节操，老而不逾。贞固干事，立彼懦夫。君之所有，今也则无。铭石诏后，式此幽居。”

白鹏飞著《行政法大纲》一书，分上下两卷，1932年由北京好望书店出版。该书首先对行政和行政法进行了阐述。白鹏飞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行政法学家，其著作被作为行政法学的代表作。《行政法大纲》出版以后，被多次再版，其观点经常为行政法学界所引用。虽然，该书受日本行政法的影响很深，在论述有些问题时，几乎就是日本教科书内容的重述，如关于行政机关、行政诉讼等，但由于其比较系统完整，故对中国近代行政法学的诞生与成长，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1938年冬，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进入湖南北部，蒋介石以“焦土抗战”为名，下令火烧长沙，白鹏飞就深表不满。到了1941年1月，蒋介石又发动皖南事变，这使白鹏飞义愤填膺。一天上午，正好广西建设研究会召开时事座谈会。座谈会针对国内形势展开讨论时，人们对“长沙大火”、皖南事变表示不满，白鹏飞更是毫不畏惧，痛斥国民党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大搞分裂之事实。说罢，他从口袋里拿出事先写好的《上蒋介石书》，说：“这是鹏飞个人所写的，要蒋介石下诏罪己的书，现在不妨在此宣读一下，立即附邮。”

这封上书是这样写的：

介公委座麾下：

今者日寇深侵，全国军民大团结，巩固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乃争取最后胜利之根本。当权诸公，拂违民意，不做此图，而竟大肆分裂，背正道而行，破坏抗日团结力量。“皖南事变”发生，举国震惊！长沙则敌未至，而先自纵火焚城，四民愤恨！凡具爱国精神之人，孰不痛心！而目下仅存数省，军官特权横行，政员欲财肥己，而百姓则受祸惨痛，凄凉万状。主国者亟须施仁政，以图复兴。自古明君，每遇国难深、丧权辱国之秋，即引咎自罪下诏，以振乾坤，以纲大正。主帅英明，则将士用命，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奋战疆场，必能取胜；从事后勤，财物必丰，严加惩处贪官污吏，堵塞漏洞。如此，实为多难兴邦之道。

公为国家领袖，当须有此善图，敬恳效先王之道，通电全国，真诚引咎罪己退位，则军民必举雄狮，以战弩末之敌，焉有不胜之理。鹏飞满腔热忱，敢上耿耿忠言，敬望垂察。立即下令施行。

如感忠言逆耳，甘愿断首。

颛此 敬颂

崇安

监察委员 白鹏飞 谨上

读完“上书”之后，静寂无声的会场顿时沸腾起来，议论纷纷。建设研究会负责人陈劲先忧虑地对他说：“经天兄！你的精神很值得我们敬佩。但是，蒋介石是一个听不进忠言的人。你的直谏，他绝不会接受，且会引起他的杀机，我很担心你会有杀身之祸！”白鹏飞笑了笑，说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白鹏飞的头，就是准备落地的。这样死，总还光明磊落，好过做亡国士大夫时惨死。劲先兄，谢谢你关心，我白鹏飞怕了，也就不会写了。”说时，他把“上书”当着众人面封好，叫人立即挂号寄给蒋介石，并嘱将寄信的单据拿回来给众人看。

据说蒋介石收到“上书”后，果然暴跳如雷，欲杀白鹏飞而后快。于是下了一道手令：“白鹏飞亲共由来已久，弥来更为嚣张，公开反对戡乱救国，着即秘密处决。”这件事为陈布雷知道了，陈布雷一向被称作蒋介石的“文胆”，也很了解白氏的耿直，认为此人有助于打击广西的地方势力，便对蒋介石谏道：“这个人不能杀，我们正要有一个这样的人物…”蒋介石听后采取了陈布雷的密计，不但没有杀白鹏飞，还加委白兼任广西军风纪巡察团委员，授以上将衔，整顿广西吏治军纪。委任状上明确写着：“凡有犯军纪之军官、贪赃枉法之官员，除军长及省主席以上者，均可先行处决，再行报案。”

白鹏飞不知蒋介石的用心，欣然受之。自此，他被人称为“御史监军”。他的好友、篆刻家林半觉先生特意为他刻一方形大印，上刻“御史监军”四字。

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以两广的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为首发起了名为抗日，实为争权的倒蒋运动。翌日，正是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举行毕业典礼，上午九时许，全院师生及来宾均已到齐，专候白鹏飞前去主持，但迟迟不见人到，一拖竟是两个多小时，急得秘书邓伯粹满头大汗，四处打电话也得不到消息，又不好宣布改期。大家深怕白院长发生意外、遭到不抵抗主义者的暗算。所以，所有到会的来宾及师生都纷纷议论，不敢离去。直到十时许，白鹏飞才匆匆忙忙地赶来；登上了主席台，稍事寒暄致歉，即说道：“今天早上突然接到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三人联名请帖，邀我九时半在丰泽园吃早饭。我接到请帖想了一下，三位校长联名请客，时间又是早餐已过，午餐未到，想必发生了重大事情，必须前去了解一下情况，毕业典礼只好推迟时间。谁知当我到了丰泽园，竟是三主一客。我心中十分纳闷，但又不便急于启齿相问。酒过三巡，蒋梦麟开口说道：‘你的老乡真愚蠢，此时此刻大敌当前，还搞什么分裂的六一运动，因此我们请你来立即打电报回去，劝他们不要再瞎闹下去了。’我气愤至极，立即回道：‘我的老乡是逼蒋抗日，也许是瞎的，但还不瞎到丧权辱国的地步，你们的老乡（蒋、梅、徐三人均与蒋介石同为浙江人）太精明了，精明到国土一半变了颜色。’说完之后，也不告辞，我就赶来了，这是我来迟的原因。”此时，师生振臂高呼：学习白院长的大无畏精神！

一九四四年，日寇第二次侵入广西，省军政机关仓惶避迁到百色。当时驻色或过色部队，对居民多有干扰。调戏妇女，强买强卖，占居民房，时有发生。时任重庆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全国军风纪检查团副团长白鹏飞也行到百色，下榻于大街（现中山街）广西银行百色支行内，他的两个随员另安顿于接龙街（现北胜街）一家民房。不想这家民房随即给“远征军”某部三个校官看中了，逼令白的两个不暴露身份的随员迁走，硬不让给他们住。这两个随员即与他们论理，并提出要他们注意军纪。这三个军官不但不听，反而暴跳如雷，拔枪威吓，动手要打。其中一个随员只好赶到白处，取回一张盖有重庆国民政府中央军委印信，和白鹏飞职衔的条子贴在门上。这三个军官却也有个懂事的，见了大惊失色，连忙认错不迭，招呼其余二人抱头鼠窜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