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与绅权》是1988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吴晗、费孝通。

社会是何以可能的？这是社会学大师齐美尔追问的问题。而这本书无疑是回答“中国社会是何以可能的”一本经典。不在于答案的可信与否，关键是给人诸多启发。整本著作中，论点最精当、论据最充分、论述最严密的首推吴晗的《论绅权》，从魏晋门阀制度到北宋考试制度，再到元朝之后的军法治臣，吴晗一步一步将绅权与皇权从共存、共治到降而为奴役的过程剥丝抽茧揭露无遗。对历史材料信手拈来，运用自如。但是，几篇文章读下来，字里行间也隐隐透出吴晗对自由知识分子的仇视和轻蔑，说古代那些热衷于维护自身财产和特权的士大夫，用今天的名词来讲，就叫做自由主义者。

费孝通、吴晗两位先生领衔的这本小册子值得一读。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小书，缘起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诸位先生讲授“社会结构”课后组织的研讨班。今天我们再来讨论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焦点多会投向城市。我们无法否认近八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六十年。读此书时，于这点我每每感到庆幸，今日的中国在很多方面与八十年前大为改观了。

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农村——直到今天，那里仍生活着超过半数的中国人——我们却不得不承认，一些因素产生着持续性的影响。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结构并没有因为无数次政治运动和市场兴起而面目全非。

对于今天的学人而言，《皇权与绅权》的重要在于，它指明了中国政治在基层的均衡分界在“村”（行政村或自然村）。无论是传统社会、人民公社时代还是八十年代后的选举时代，上层政权与基层组织在“村”这一级握手言和。在传统社会中，皇权要笼络绅权，绅权则依附于皇权。绅权作为一种地方权威，其施加影响的范围是“村”。人民公社时代经历动荡，最后也稳定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961年）的治理格局，队的规格与村是重合的。而选举则直接以中国农村两万多个行政村为单位。

虽然从来没有人证明这种均衡存在的必然性，但它似乎是稳定的，执拗地无视这种分野会造成灾难，五九至六一年的大饥荒即是一例。不管它的本意是好是坏，由于信息和距离的因素，上级政权无力将政策初衷贯彻到基层。它必然在基层寻找其代理。皇权可以纵容绅权凌虐百姓，但皇权也必须倚靠地方绅士——通常兼为地主和知识阶级——作为其政治基础。在共和国，党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党需要依靠乡村两级的基层干部完成税收、计划生育、基础教育和社会改造的使命，却无力管制他们。这一利益团体的形成使基础治理状况急剧恶化。村庄选举成为国家动员社会力量加入其联盟的权宜之计，这是一种假说，但我认为很有解释力。

现在回过头来综述一下这本小册子诸位先生的看法。郑也夫老师以费先生的三篇文章为线索，将之归纳为政治结构、知识分子、政统与道统三个问题（见郑也夫：读《皇权与绅权》）。我认为这本书中讨论的问题其实是一以贯之的，即如何理解传统中国社会中政治运作的方式。

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是皇权，费先生倾向认为，皇权受到来自文官体系和绅权的约束。对于前者的讨论，近来又颇热门，或认为“道”是古代中国的宪法，或认为皇帝受百官牵制，依政治规范行事，不可为所欲为（比如好像人人都读过的《万历十五年》）。后者，即绅权，是小书讨论的重点。吴晗先生则倾向于认为，皇权是绝对的，而且越来越绝对，道统和绅权对其都不构成有效的约制，后者更是从合伙人沦落到奴役。这和他在《朱元璋传》中表达的观念是一致的。

尽管观点各有侧重，诸位先生达成了共识，即皇权与绅权的共事是利害的结合。绅士的利益基础是地主，“皇权若不和地主阶层结在一起，十九是要失败的。”皇帝在朝廷要官僚作奴才，在乡间要士绅背黑锅，离不开士绅。另一方面，中国乃一家族本位的社会，地主要保卫家族的田产、利益，出仕做官是最佳的途径。政权在皇帝，士大夫谄媚都还在来不及，哪儿还谈得上约制？绅权必得依附于皇权。如此这般，“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知识分子售予皇家的卖身契便订立了。而文字知识，作为这个阶级的独占品，则成为了分化社会的工具，使士绅得以高人一等，不再与农民为伍。顺便提一句，传统上讲，士大夫居乡者为绅，绅士与大夫本是一体的。

这个故事逻辑自洽，圆满得很。另一个讨论是焦点是如何看待在乡的绅权，是好是坏。有时，至少我自己，喜欢批判现在或并不久远的过去，而倾向于美化遥远的过去。然而由上面的故事，我们早该意识到，绅权退出历史舞台是不可避免的。胡庆钧先生的话值得玩味：“绅权不是现代民权的概念所能解释的……分化后的社会阶层是不可能产生同意权力的，绅权便是指对农民的控制而言。”（《论绅权》）然而，这并不意味的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一无是处。地方权威可以称之为权威，必仰于威望和信誉，可能来自家世、财富，也可能来自对地方的贡献。史靖认为，地方精英离开乡村、滞留城市使士绅继替困难，是造成绅治没落、乡村衰败的重要原因。我在张静老师的书中读到了这位前辈思想的痕迹。

几位先生还提到一些有趣的观点。例如，贱商是政治结果，因为以农业为基础的政治是不能允许商业这种不安定因素存在的。看来，经由财富获得权力只是近代社会才有的是，在传统中国，只有通过权力才能有效地保障财富。又如，皇权的基础是兵，而兵必须受制于皇权，被皇权软禁，从而才有长贯穿中国历史的文武分家、重文轻武的传统。这些故事之所以有趣，是因为我们多少能从当下的现实里品味出些许历史的余味来。

可以看出，虽然儒家并未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被单独谈论，但却是费孝通整个研究框架里一个重要的环节。儒学不仅作为士绅阶层与绅权形成的起点被提出，更是解读皇权与绅权之间关系的关键。儒学的发展与绅权的发展并行为研究的脉络。费老的文章视野开阔，清晰明了，字里行间充满真知灼见，不愧为一代大师。但是，诚如他在后记中所说，这本书是“不成熟的”。的确，我觉得书中也不乏值得商榷和发展之处。　 作为一代大师，费孝通有其独立的历史哲学主张。“我并不愿意把一种社会意识的形成归原于一二思想家的言行。在我看来，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言行能被社会所接受，主要的是因为他们反映了社会上一般的观点，他们不过把已经由客观的社会事实所造成的用比较明白和肯定的言行表达出来罢了。” 社会事实决定社会存在的唯物史观主张使得道统与政统的关系问题迎刃而解，但是在这里，“为什么士绅不选择攻占皇权？”这是一个费孝通不知有意或是无意回避了的问题。

西洋的历史，先有教权压制皇权，后有民权推翻皇权，在中国，却是士绅阶级作为皇权的工具稳定地存在了千余年。这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吴晗先生直接对之解释为皇权从来就是绝对，绅权只能从属，且不说正确与否，下面的论述的确是顺理成章了。费孝通却认为政道分离后，皇权与绅权原是可以分庭抗礼的。《论绅士》一文中的“政治老虎”，是绅权最初逃避皇权的结果，本身并不是原因。这样看来费孝通是无法在社会事实中找到依据自圆其说的。而在解释道统的消极等待时，费孝通只能依赖对孔子言论的解读，而单单一个“孔子很固执”，却搬不出更多的社会事实的支持，也是稍显牵强。

我以为，承认孔子等一二思想家的言行对社会意识的影响，这对于费先生的分析，还是必要的。士绅阶层最初能立于天下，得益于儒家孔孟之言。孔孟之言之兴起，是与孔孟之时的社会事实相符的。如萧公权所言，春秋之时，封建宗法制衰落，政权无所，若听任群雄逐鹿，则天下秩序无存。因而孔子言君子，提规范，“一以救宗法世卿之衰” ，是为了维持秩序的稳定，而无改弦更张之意，只为改进政治。“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孔子本来的思想，就是道统有余，政统不足的。

到了后世师儒的时代，社会事实是有所变化的，主要是秦之后皇权已经开始了对士绅的压制。但士绅不图积极地去侵占或压制皇权。这首先是因为师儒的自身局限。士绅自身能够对儒学加以改进，但绝不能跳出儒学的圈子对儒学的根本思想进行改变。譬如说，董仲舒可以对儒学加以改造以制约皇权，但是绝不能提出一个道统在政统之上的理论，因为董仲舒自身也是苦读十年书的儒者，儒家对其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他自不能设想道统凌驾于政统之上，因为这是对孔子思想全然的背叛。另外，既然士绅最初的权力源于孔孟之言，每一次背离了孔孟之道，士绅的权力来源实则是更岌岌可危的。公孙弘乃至后世的韩愈等等，提倡完全的忠君而非“不可而止”，虽也是叛离了孔子，但其权力的来源已发生改变，而依附皇权与政统了。

因而，道统之所以不能凌驾于政统之上，绅权之所以最终沦落，都主要缘于儒家自身的思想缺陷。这个缺陷始于孔孟，而非后世社会事实所肇。或者也可以说，孔孟之道本无过，因为它们是与那个时代相适的，但是时过境迁思想内在的固守最终始得它成为一种消极的力量。西洋的民权之兴起，得益于革新。然而儒家支撑着士绅阶层在中国绵延千余年，最终成为社会进步的阻碍力量。这内里儒家与士绅孰是孰非，又是谁影响了谁，这是值得深思的

论绅士

论“知识阶级”

论师儒（以上费孝通）

论皇权

论绅权

再论绅权

论士大夫（以上吴晗）

论天高皇帝远

皇权下的商贾（以上袁方）

论王权与兵

论“家天下”（以上全慰天）

论绅权（以上胡庆钧）

绅权的本质

绅权的继替（以上史靖）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