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1844年11月4日—1916年4月27日），字杏荪，又字幼勖、荇生、杏生、号次沂、又号补楼、别署愚斋、晚年自号止叟。汉族，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今常州市）人，死后归葬江阴。清末官员，秀才出身，官办商人、买办，洋务派代表人物，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中国高等教育之父”。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11月4日），盛宣怀出生于清末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龙溪（今常州市钟楼区五星乡盛家湾村）。

咸丰十年（1860年）二月，太平军将至常州，盛宣怀随父母逃往江阴长泾镇，再逃至盐城。时盛康任湖北粮道，派人接到湖北。

同治元年（1862年），盛宣怀与董氏结婚。盛康任湖北盐法道，四川与淮北互争引地，长期相持不下，盛宣怀建议川、淮并行，难题得以解决。盛康益勉以有用之学。当时先后担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严树森都是经世派著名人物，军务、吏治严明整饬，冠行于各行省，盛宣怀耳濡目染，事事研求，也慨然以匡时济世自期，“生平事功基于此矣”。

同治五年（1866年），盛宣怀与二弟一起回武进县应童子试，双双入泮，补县学生。

同治六年（1867年），祖父盛隆去世，盛康扶柩回籍。盛宣怀乡试落第。盛康家居守制，一意为惇宗睦族之事，设义庄，增祭田，建义学，修宗谱，盛宣怀也都参与规划。

同治九年（1870年），入李鸿章幕，协助李鸿章办洋务。受到李的赏识，第二年就已升到知府的官级。

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又委盛宣怀办理湖北煤铁矿务，从此盛又开始办理矿业。

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郭师敦等勘得大冶铁矿。十一月盛宣怀赴黄石港会同大冶知县林佐等对铁山土地产权，进行详勘。又自民间购得部分铁山土地产权，准备在黄石港东吴王庙旁（今沈家营）设炼铁厂，后因经费难筹，李鸿章未批准。

光绪五年（1879年），署天津河间兵备道。

光绪十年（1884年），赴粤办理沙面事件，署天津海关道。

光绪十一年（1885年），任招商局督办。

光绪十二年（1886年），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道台兼东海关监督。

光绪十三年（1887年），在烟台独资经营客货海运，航运范围不仅扩大到山东整个沿海，而且还开辟了烟台至旅顺的航线。

光绪十五年（1889年8月），张之洞决定将原准备在广东兴建的炼铁厂迁至湖北。适逢盛宣怀以事谒张，言及炼钢之事，张提到尚无铁矿，盛当即表示愿将原在大冶购得之铁山矿交给张开办。年底，盛又和张面谈开办铁矿事宜，并提出四条有益建议，为张出谋划策。张之洞遂兴建汉阳钢铁厂，开办大冶铁矿。大冶铁矿于是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用机器开采的大型矿山。

光绪十七年（1891年春），在烟台设立胶东第一广仁堂慈善机构。

光绪十八年（1892年），任直隶津海关道兼直隶津海关监督。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奏设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于天津。马关条约签订后盛宣怀一再请求自己的免职，一再不准。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并被授予“专折奏事特权”，接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奏设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于上海。授太常寺少卿衔。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5月27日），他还在上海外滩开办了中国通商银行，先后与比利时、英国、美国签订铁路借款合同草约。12月，被补授大理寺少卿衔。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1月），因保护东南地方有功，被赏加太子少保衔。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任正二品工部左侍郎。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盛宣怀在上海创设了中国红十字会。同年他将他手下的铁路大权让给唐绍仪，这是以唐为首的、在北洋政府初期权力巨大的交通系的开始。7月，奉谕：着加恩在紫禁城内骑马。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盛宣怀奉召进京，次年任命为邮传部右侍郎。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因汉阳铁厂受制于日本，仍不能获利，需扩大生产规模。盛宣怀遂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

宣统元年（1909年），盛宣怀鉴于“商业振兴，必借航业，航业发达，端赖人才”，在南洋公学增设航政科，办航海一班，后于1912年独立成为吴淞商船学院，是为今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前身。

宣统三年（1911年），袁世凯被免职后，盛宣怀受到重用，升任邮传部大臣，他建议将各省自己建立的铁路、邮政转为中央领导。这个措施遭到了许多地方的反对，四川、广东、湖南和湖北发生了保路运动。盛宣怀命令各地加以镇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盛宣怀请袁世凯出山，同时他遭到了各方的谴责，许多人责怪他的收路政策导致了动乱，盛宣怀被革职移居大连，永不再用。盛逃亡日本神户。

民国元年（1912年）11月30日，中华民国建立后，盛宣怀受孙中山邀从日本回到上海，在上海租界中继续主持轮船招商局和汉冶萍公司。

民国二年（1913年5月），盛宣怀又出任汉冶萍公司董事长，重新掌握汉冶萍公司大权，根据宣统元年第一届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着手兴建大冶铁厂，扩大公司生产规模。为解决基建资金，于同年12月2日，与日本制铁所、横滨正金银行签订5个合同。以汉冶萍公司全部财产作抵押，借款1500万日元，其中900万日元用于兴建大冶铁厂，600万日元偿还日本旧债，订明用头等矿产1500万吨，生铁800万吨供给日本，作为偿还之用，40年为期。并聘请日本人担任最高工程顾问和最高会计顾问。这些合同使日本制铁所将汉冶萍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完全控制在手中，使汉冶萍公司逐步走向没落。

民国五年（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在上海病逝，他遗嘱将其家产的一半，捐赠为慈善基金。庄夫人为他办了极其盛大的葬礼，轰动上海，耗资30万两白银，送葬队伍从斜桥弄（吴江路）一直排到外滩，为此租界当局进行了交通管制。

发展航运

1872年，盛宣怀建议李鸿章用建造商船来提供建造兵舰的费用，被李采纳，李委任盛办理中国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深远的公司之一），这是盛办理轮船航运的开始。同年拟定中国第一个集商资商办的《轮船招商章程》。

1873年， 轮船招商局正式营业，盛宣怀担任会办，从此他开始正式成为清末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

情系电报

光绪五年（1879年），盛宣怀建议李建立电报事业，李采纳之，又命盛督办。1880年，创建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天津电报局。1881年，盛宣怀被任命为津沪电报陆线的总办，从此进入电讯业。1882年，为了阻止外国人在中国沿海建立电报网，李委任盛建立上海至广东、宁波、福州、厦门等地的电报线。1883年，盛宣怀督理天津海关，他挪用海关钱粮来资济电报事业，混淆各个部门的经费，因此受到处分，但因多方说情未被降职。

督办纺织

光绪十八年（1892年）起，盛宣怀又开始在上海督办纺织业。1894年，开办华盛纺织总厂；又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名义，控制大纯、裕春、裕晋诸多纱厂。

投资煤矿

1898年，盛宣怀开办萍乡煤矿，1902年创办中国勘矿总公司，1908年将它与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合并成立中国第一家钢铁煤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因汉阳铁厂生产不景气，亏损严重，张之洞奏派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包括大冶铁矿、江夏马鞍山煤矿）。盛接办汉阳铁厂长江上下暨江、皖、楚西各境，搜求钻试，寻觅佳煤，结果觅得萍乡煤矿。遂向德国礼和洋行借德银400万马克作为资本，开办萍乡煤矿，解决燃料问题。随即奏派郎中李维格大冶铁矿得道湾矿山及矿局的全部财产作抵押，向日本兴业银行借款300多万日元，使大冶铁矿主权丧失。

督办铁路

1886年，盛宣怀创办中国第一个山东内河小火轮公司；19世纪90年代后期建成中国第一条铁路干线卢汉铁路。

兴办银行

1897年5月27日，盛宣怀还在上海外滩开办了中国通商银行，这是中国的第一家银行。此后，与比利时、英国、美国签订铁路借款合同草约。

甲午战争后，盛宣怀认为国家欲图自强，筹设学堂、培育人才是关键。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西国人材之盛皆出于学堂”。

1895年10月2日，盛宣怀通过直隶总督王文韶，禀奏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光绪帝御笔钦准，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更名为北洋大学，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官办大学，也是天津大学的前身。这一天也成为中国第一所大学建校纪念日。

北洋大学堂创建后，盛宣怀秉承“事事研求”的人生宗旨，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方针，形成了“西学体用”的思想理念。首先，他采用专家办学模式，奏明皇帝“须遴选深通西学体用之员总理”，聘请美国教育家丁家立具体掌管设在天津的大学堂，并聘请了一批外籍教员。

1896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是为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台湾交通大学的前身。

1897年在南洋公学首开师范班，是为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师范学堂。

1909年在南洋公学首开航政科，后发展为独立的吴淞商船学院，是为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前身。

盛宣怀还创设了南洋公学附设译书院、电报学堂等。为适应清政府经济特科的选拔，他精心开办了“特班”，专门培养政府官吏，如为发展铁路事业，开办了“铁路班”。

盛宣怀与大学教育的渊源并不只体现他亲自创办的这些学堂上，1916年4月27日他去世之后，其十余万卷的藏书被民国政府一分为三，分别给了圣约翰大学、交大和山西铭贤学校。解放后，这些藏书的分配又被作了重新调整，安徽大学、华东师大、山西农大成为新的受益者。甚至连盛宣怀与朋友来往的六百封信札，也被香港中文大学所收藏。

盛宣怀终其一生都十分注重文档留存，各种文稿、信札、账册甚至宴客菜单，吉光片羽，无不悉心收藏。盛宣怀在世共26106天，现仅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盛档”就有一亿余字，178633件，笼统一算，每天保存6.8件档案。如果加上流散在海外的“盛档”，数字就更为惊人了。

盛宣怀有《愚斋存稿》及《盛宣怀未刊信稿》《常州先哲遗书》《经世文续集》《林胡曾三公奏议》存世。

从政之余，搜集图书文物，藏书极富。大多数是购自江标“灵鹣阁”、巴陵方功惠“碧琳琅馆”等家旧藏，光绪三十四年（1908）又在日本购医书、经济等类图书千余种，万余卷。先后藏书10余万卷，有历代状元手迹，凡200余家。宣统二年（1910）建“愚斋图书馆”于上海住所内，聘请名家如缪荃孙、罗榘臣为他编辑《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著录藏书6666种，169900余卷；善本300余种，7300余卷。

另有《盛氏图书馆善本书目》4卷，藏书于1933年被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掠，全部藏书先后拨给三所学校。1949年后，在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盛氏藏书调至安徽大学图书馆；在圣约翰大学的部分，调至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其中有600余种方志，有7种为国内孤本，明代刊本600余种，300余种医书，日本刊本500余种，其300余种医书在1958年调拨给上海中医学院；在山西太谷县铭贤学校的藏书归于今山西农业大学。解放初，从盛氏祠堂中发现有旧藏书8100余册，其中善本45种和刊刻的图书18种2700余册，另有文件、信函、档案等，现均藏于上海图书馆。刊刻图书有《常州先哲遗书》、《卫生丛书》等，由缪荃孙等主持刊校，版本精雅。

盛宣怀作为慈善家，他在天津创立广仁堂，在上海开创万国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赈济家之一。

清同治十年（1871年），畿辅大水，盛宣怀的父亲盛康捐助衣物粮食，由盛宣怀购买并运到天津散发，这是盛宣怀第一次从事福利事业。河北水灾时，盛宣怀与父亲盛康一起参与赈灾工作，曾到江苏、上海一带募捐钱物，收效颇大，因此他才有把握向李鸿章要求增加一万两赈款，“回南劝捐，如数归缴”。

清光绪三年至四年(1877－1878年)，山西、陕西、河南、河北一带遭受极其严重的旱灾，史载饿殍达一千万人以上，被称为“丁丑奇荒”。李鸿章时为直隶总督，正处重灾之区，赈灾工作十分繁重。他在天津设立了直隶筹赈局处理赈务，盛宣怀以候补道的身份参加该局工作，于1878年5月，被派往献县主持赈灾。

光绪五年，为了解决河北特大旱灾后遗留下来的为数众多的孤儿寡妇的抚养问题，盛宣怀秉承李鸿章的旨意，在天津设立一座名为“广仁堂”的慈善机构，其创办者和董事多为“南省助赈绅士”，如王承基、吴大澄、经元善、郑观应、李金镛等。

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为了救助陷于战区的民众，上海的一些慈善事业活动家仿效西方红十字会的章程和办法，联合中立的英、美、法、德等国在沪的外交人士、企业家，在上海创设了一个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

1910年2月27日，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向朝廷上奏《酌拟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请旨立案折》，朝廷于1910年2月27日下谕：“吕海寰等奏酌拟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请立案一折，著派盛宣怀担任红十字会会长，余依议。”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一份确认清政府下谕指派盛宣怀担任红十字会会长的原始文献。同一天，盛宣怀将这一上谕通知万国红十字会的董事之一任锡汾，要他告沈敦和、施则敬等人。1910年6月，中国红十字会以盛宣怀的名义给各国驻华使、领馆发照会，通告盛宣怀被任命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启用“大清帝国红十字会关防”。照会署名“钦命红十字会会长、太子少保尚书衔、正任邮传部右堂盛”，第一次在官方文件署名中出现了红十字会会长的衔名。照会发出后收到了各国领事的复函，表明盛宣怀是清政府正式任命的第一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并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承认。

1906年春、夏，安徽、江苏发生特大水灾，受灾人口达730万人。由于地方官吏对赈灾救济工作的漠视和拖延，造成大批灾民流离失所，清江、沭阳一带灾民每天饿死者数百人，情况非常紧急。鉴于盛宣怀在历年赈灾活动中的影响和号召力，灾区绅民纷纷写信给盛宣怀，甚至直接派代表到上海拜见盛宣怀，呼吁他出面主持赈济工作。由于朝廷初次拨给的政府赈灾款只有十万两银子，远远不够使用，新任两江总督端方也竭力邀请吕海寰、盛宣怀主持义赈募捐工作。盛宣怀当时在上海和吕海寰一起与德国、意大利等国进行商约谈判，虽然公务繁忙，还是难以袖手，便承担起义赈重任。由于掌控了上海广仁堂这样一个民间慈善机构，盛宣怀运作起来颇为顺手。上海广仁堂成为徐、淮、海水灾的义赈主持机构，刊印灾启、登发广告、寄发募册、派员巡视调查、收取捐银、填开收照、编制账册、散放赈款赈衣、编印征信录，一概义赈事务，全由广仁堂经手办理，起到了组织机构和指挥中心的作用。

盛宣怀晚年谈及广仁堂时曾说：“上海广仁堂系鄙人一手所建设，平常办理各种善举，遇有灾荒，同人提倡义赈，历有年所。堂内捐置房地、矿业股份，以为恒产，如能经理得宜，未始不可达救人目的。”这里特意提出“上海广仁堂”，似有与光绪五年（1879年）最初在天津创办的广仁堂作一区别的意思。天津广仁堂初办时带有官方色彩，经费有一部分来自官方，在上海设立的广仁堂则没有了官方经费的来源，主要由盛宣怀主持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汉冶萍公司、又新公司等企业赞助，已演变成完全民间性质的慈善组织。

晚年时，盛宣怀对江南地区的绅商长期以来乐于参与灾赈活动屡有褒言：“江南义赈，闻于天下，垂四十年，凡遇各省荒歉偏灾，一经官绅布告，靡不竭力集资，四出拯济。”这是基于他数十年来主持义赈活动事实的基本结论。中国近代历年的赈济救灾活动中，上海地区的民间募捐活动确实是举足轻重的。

东南互保

1900年，盛宣怀任正三品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盛反对清朝一开始支持义和拳的做法，命令各地电报局将清廷召集拳民的诏旨扣压，只给各地总督看，他同时电告各总督让他们不要服从这个命令。在他的联系下，长江流域和苏杭的督抚们与列强签定了《东南互保条约》。从此中国地方行政体系开始与中央的命令脱离。这是军阀时代的开始，可以说盛在其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盛当时主张与列强议和，李鸿章入京进行和谈时请他同行，北京也宣他入京，但他觉得北京的政治太不可靠，因此推脱不肯奉诏入京。盛宣怀所管理的许多事业如电报、矿业、海关、铁路等是北京清廷的主要收入，因此北京对他奈何不得，反而褒奖他保护了长江流域的和平，加他为太子太保。慈禧太后发褒奖令给予盛宣怀。

《东南互保条约》的签定，让大清帝国彻底地无力回天，是埋下民初军阀割据局面的导火索。

李下逢源

1870年，盛宣怀开始在陕西协助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防剿”回民起义，实际担任李鸿章的秘书；他十分勤勉，据说“盛夏炎暑，日驰骋数十百里”而不畏劳苦，当然，其才能也开始崭露头角，据说草拟文稿有“万言立就”的功夫。不久，天津教案发生，列强陈兵海上威胁清廷，李鸿章及其所部淮军从西北调往直隶拱卫海疆。盛宣怀亦步亦趋，随李氏赴天津。熟知军务的他很快被李鸿章任命为会办陕甘后路粮台，又在淮军后路营务处工作，往来天津上海等地采办军需。

在李鸿章控制的庞大事业中，盛宣怀参与最多的是筹办洋务企业和外交事务。1874年，盛宣怀在李鸿章指示下参与买回吴淞铁路的谈判。英国人修建一条自上海到吴淞的全长14．5公里的窄轨轻便铁路，这是中国第一条商用铁路，但英人不告而修引起清政府的不满，进而与英国展开外交干涉，最后由盛宣怀等人出面办理，以28．5万两白银将这条铁路赎回拆毁。

这种行径在如今看来十分古怪，盛宣怀也觉得十分可惜。这一外交交涉的结果无疑显示清政府当局的颟顸，其过程却颇能显示盛宣怀的才干。李鸿章由此给他 “心地忠实，才识宏通，于中外交涉机宜能见其大”的评价。从此，但凡李鸿章办理外交，盛宣怀多随侍在侧。1884年中法两国爆发战争，李鸿章上奏要求派盛宣怀署理天津海关道。天津海关是李鸿章办洋务的主要参谋力量集中之地。在为盛宣怀的任命制造舆论时，李鸿章颇多“精明稳练”、“智虑周详”、“洞悉症结”和“刚柔得中”等赞美之词，且认为盛氏并非只通洋务，对吏治也有才干和经验，是皇朝首都门户所在的天津海关道的不二人选。

外事与洋务既是盛宣怀的晋身之阶，又是李鸿章在19世纪末权倾朝野的基石。1870年代，盛宣怀在湖北主办煤铁矿，李鸿章寄望甚殷，一方面要求他徐缓图进，不要贪功躁动。另一方面，当盛氏发生动摇时，李鸿章立刻给盛宣怀写信，点破事情的利害：湖北煤铁矿的成败利钝关系到洋务大局；在举世瞩目的情形下，如果兴办不力，势必为对洋务心怀不满的官僚所笑话，并使洋务派大吏们在政治上陷于被动；李氏警告盛氏，湖北矿务是他北上为官的“立足之地”，不可不竭尽心力。

李鸿章既了解盛氏的才能，更希望他能在巩固洋务派势力的过程中有所作为。1884年盛宣怀主掌轮船招商总局，李鸿章曾去信说，希望他将这个洋务标本“做成铁板模样”，使“来者确不可移”。

盛宣怀毕生感念李鸿章的发现和提携之功，他在给李氏的信中剖白自己说，“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然而，对未来历史的评价，盛氏似乎比李氏要乐观，他谦恭地说，未来的历史如果能将他的名字附列在李鸿章的后面，得以传世，自己就足慰平生了。

1、培养新式人才是富国强兵之根本

2、 培养人才要遵循人才成长规律

人才培养必须符合它自身的规律、必须循序渐进，不得浅尝辄止。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进程来看，急需各类人才，盛宣怀所掌管下的经济部门也急需大量懂得西学的经营管理人才。但是，对揠苗助长的培养方式，盛宣怀坚决反对。比如：1898年继任天津海关道的李少东打算将北洋大学堂60名学英语的学生改学其他语种，他虽然已离开天津，但他知道后，马上写信给王文韶、李少东，重申自己的办学目的和原则，阻止李少东的计划。1903年10月，岑春煊想把在美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陈锦涛调回来，盛宣怀也予以阻止。他说，公学难得有人考得博士毕业，眼看陈锦涛来年6月就能拿到学位，如果让他回来，岂不是瓜不熟而生摘，多么可惜。所以学校今后一定要立法，留洋学习必须毕业获得文凭，必须杜绝学生急躁之心，免得浅尝辄止。

3、 办学应该从高起点入手

盛宣怀是清末为数不多的既有官阶又能自己操掌企业的人。从1896年起，他的政治地位也不断提升，不仅被任命铁路总办，而且直至太常寺少卿。因此他对中国经济和教育，实业与人才有着更多独到的认识。他的办学设想一半源自发展实业需要，一半出自振兴朝廷需要。他在总结北洋大学堂的办学经验时，发现除了学习技术外，还应该培养学生掌握更高层次的政治法律、商务、外交等方面的知识。所以，他要把南洋公学办成培养内政、外交、理财的高级人才的学校，甚至提出要把南洋公学办成培养政治家的学校。可见，他的办学是从高起点、综合性入手的，而且重实务、严格要求。

后世对其评价褒贬不一，甚至可以说有着天壤之别。在慈禧太后看来，他是“不可少之人”；在李鸿章看来，他“志在匡时，坚韧任事，才识敏瞻，堪资大用”；在孙中山看来，他则是“热心公益，而经济界又极有信用”之人。另一方面，由于1910年初，盛宣怀提出“铁路国有”政策，直接引发了“保路运动”，进而引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的《清史稿》中，直接称其为“误国首恶”；而在鲁迅先生笔下，他更是个十足的“卖国贼、官僚资本家、土豪劣绅”。

其实在盛宣怀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就备受争议，有人说其办轮船，电报、银行等企业是为谋取私利，当时盛宣怀愤慨地驳道：“宣怀半生心血不过要想就商务开拓渐及自强，做一个顶天立地之人，使各国知中原尚有人物而已。”

盛宣怀先后共有七房妻妾，生有八子八女，成为清末民初一支颇为庞大的家族体系。他的后代，绝大多数人都吃老太爷留下的家业，成为一事无成的纨绔子弟。却也不乏热衷于实业，经历丰富的成功人士，延续着这个百年家族的未完传奇。盛宣怀的儿女们各自与豪门联姻，互相依附，富上加贵，成为清末民初一支颇为庞大的家族体系，可谓近代上海滩最大的豪门显贵。

盛宣怀的祖父盛隆，举人出身，当过浙江海宁州知州；父亲盛康，进士出身，当过布政使，与李鸿章有交。盛宣怀是六兄弟之长。

大弟，盛寯怀（1849-1872，椒荪），候选郎中。

二弟，盛星怀（1872-1894，薇荪），候选知府。

三弟，盛善怀（1889—1925，莱荪）。

第一任夫人姓董，名舜畹，小名探梅。在清代，董氏是常州的大族，父亲董似谷，字蓉初，做过江西粮道。董夫人在同治元年（1862）嫁给盛宣怀，光绪四年（1878）因病去世，只有三十来岁。她为盛宣怀生了三个儿子：长子昌颐、次子和颐、三子润颐，还有三个女儿。

第二位夫人刁氏出身青楼，年轻漂亮，开朗直爽，又精明能干，深得盛宣怀喜爱。两人共同生活了15年，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刁氏去世，盛宣怀一直没有续弦。继室的夫人只生了一个女儿便“自挂东南枝”。

第三位夫人姓庄，名德华，字畹玉（毗陵庄氏第十六世），生于同治五年（1866年）。光绪十七年（1891年）秋，盛康为盛宣怀办了隆重的婚事，庄小姐遂成为盛宣怀的第三任夫人。庄夫人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其中一子夭折，剩下的就是后来扬名上海的花花公子盛恩颐，人称盛老四。上海著名的玉佛寺即是庄夫人捐助建造。

长子，盛昌颐，是光绪辛卯（1891）年举人，曾任湖北候补道、德安府知府等职。

次子，盛和颐，出嗣二弟盛隽怀，早殇。

三子，盛同颐，早殇。

四子，盛恩颐，任汉冶萍公司总经理，一生风流倜傥，花边新闻不少。

五子，盛重颐（侧室刘夫人所生），溢中银公司的董事长，还是房地产巨商。

六子，盛泰颐，出嗣三弟盛善怀。

七子，盛升（昇）颐（又名萍臣，侧室柳夫人所生），人称盛老七。上海足球史上队龄最长的球队——东华足球队老板。抗战前曾出任国民党的苏浙皖统税局局长，掌管了江南一带的税收大权。

八子，盛钧颐，早殇。

长女，适嘉兴姚赓韶。

次女，适同乡冯敩干。

三女，适无锡林志伟。

四女，盛樨蕙，嫁给晚清上海道邵友濂的二儿子邵恒。

五女，盛关颐，嫁给福建藉富商林微阁。

六女，盛静颐，嫁给南浔首富刘镛的孙子刘俨庭。

七女，盛爱颐（与宋子文的恩怨苦恋流传最广）

八女，盛方颐，嫁给大盐商周扶九的外孙彭震鸣。

第三代

盛毓邮（盛恩颐的大儿子），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又留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读商科。

盛毓度（盛恩颐的二儿子）， 20来岁时留学日本。盛毓度不仅是个成功的实业家，还是中日邦交史上有贡献的政治家。他经常出席各种社团的演讲会，为中国与日本恢复邦交大声疾呼，故而享有“国士”之誉，成为日本最受欢迎的政论家之一。1975年，周恩来总理邀请盛毓度全家回国参观、探亲。

盛毓珠（岫云）（盛恩颐的女儿），袁世凯大总统时代内阁总理孙宝琦的外甥孙女，颖若馆主。

盛坤贤（盛恩颐的女儿），原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盛佩玉（盛昌颐女儿，丈夫邵洵美）。

邵洵美（盛樨蕙的长子），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很有名气的诗人、翻译家、出版家，还曾被誉为“民国美男子”。

第四代

盛承洪、盛承兴（盛毓邮的儿子）

邵祖丞（邵洵美的长子）

曾孙女盛勤，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讲师，曾孙女婿著名学者钱文忠。

常州盛宣怀故旧

盛宣怀故旧址在常州市鲜鱼巷，为常州市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后因鲜鱼巷盛宣怀故居被拆，经省文管部门核准批复，1992年由市政府发文重新公布青果巷盛宅（即大马元巷盛宅，该盛宅原有7进，大门在青果巷，西靠大马元巷，后因兴建长安大厦，前4进房屋被拆，大门改在了西侧，所以现称大马元巷盛宅）为盛宣怀故居。大马元巷盛宣怀故居门口的那块1987年的文保单位石碑其实就是当时鲜鱼巷盛宣怀故居被拆后搬过去的。

苏州盛宣怀故居

盛宣怀故居位于苏州阊门内天库前，可转让土地面积562平米，建筑面积345平米，其中有一个楼厅、二个小花厅、有一个后花园150平米、前花园60余平米。该故居原是盛宣怀小妾居所，民国初年翻修过，现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盛宣怀研究会

盛宣怀研究会于1997年6月18日成立，是常州市综合性的历史文化研究团体，承担着挖掘资源、宣传常州、打造常州名牌的研究任务。

天津大学宣怀学院

天津大学宣怀学院的名字来自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的创始人盛宣怀。天津大学每年从预算中拨出300万元设立“宣怀基金”，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

逝世100周年

2016年4月27日，为纪念中国高等教育之父盛宣怀逝世100周年”在天津大学新校区郑东图书馆举办。物理学家李政道特为展览题字“一心求真、一意求善、一生求美”。 盛宣怀是天津大学前身北洋大学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的创始人。他对于中国新式系统学制的建立，中国大学的办学宗旨、制度建设等起到重要的开拓作用，从而确立了中国高等教育开创者的历史地位，被后人尊称为“中国高等教育之父”。

1916年盛宣怀去世，盛宣怀的后人和幕僚们开始整理和保存盛宣怀生前遗留的所有物件，此即后来被史学界称作“盛档”的盛宣怀档案原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间，为编辑盛宣怀文集，盛氏的后代与昔日幕僚再次整理“盛档”，并于1939年出版《愚斋存稿》100卷，共计180万字。《愚斋存稿》陆续有增补，最终成书共有112卷。其中收录1896年到1911年之间的盛氏遗稿中的奏稿和电稿两部分，而更多的公文、信函、账册、地图、照片、条约、诗文、日记本、章程和合同等等，则一概不录。《愚斋存稿》只收盛宣怀的“手稿”，别人写给盛宣怀的信件、发给盛宣怀的电报则未被收入。未经整理的“盛档”，大多沉睡在张元济所办的合众图书馆内。1953年6月18日，经张元济、陈叔通倡议，董事会议决将“合众图书馆”捐献给上海市政府。同年，该馆并入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也随之进入“上图”。195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邵循正教授在上海图书馆查阅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资料，看到了“盛档”中的一些信函，引发了他的兴趣，于是带学生手抄了其中几十万字，并于196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30多万字的《盛宣怀未刊信稿》，这是1949年后最早出版的“盛档”资料。1975年，上海当时的市委写作班子组织了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图书馆三家单位的研究人员，开始对上海图书馆馆藏的800多大包的盛宣怀档案进行整理。整理以盛宣怀从事的洋务事业为专题进行分类，按轮船招商局、中国通商银行、汉冶萍公司等为题归类，共分8卷，成果是后来出版的773万字的八卷本的《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2004年出完最后一卷）。

1996年，上海图书馆决定成立“盛宣怀档案中心”。1997年，盛宣怀档案整理小组成立。这个小组的首要任务是按图书馆的文献加工的要求对“盛档”进行编目整理。2006年初，上海图书馆开始建立“盛档”数据库，于2006年12月开工盛宣怀档案的扫描工程，到2007年3月底，已完成扫描档案38000件，220000页。

2008年8月，“盛档”元数据库和全文数据库建成，收录“盛档”157564件。同年12月，上海图书馆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正式签约，承担国家清史项目《盛宣怀档案选编》编纂工作。2015年5月，《盛宣怀档案选编》由上海图书馆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共100册，包括《慈善编》17册，《赈灾编》19册，《铁路编》17册，《电报编》16册，《典当钱庄编》16册，《文化教育编》15册。

《龙溪盛氏宗谱》

《龙溪盛氏宗谱》是交通大学创始人盛宣怀家族——常州龙溪盛氏宗谱，共三十二卷，十六册，1943年（民国32年）敦睦堂木活字本，由盛氏第十五世孙盛文颐总修，十五世孙盛渤颐、十六世孙盛毓琳、盛焘等协修。存世稀少，仅有上海图书馆、常州市图书馆有藏。该谱除实录盛氏家族世系资料外，收录盛宣怀及其祖父辈所撰序言、行述、碑记等文献甚多，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2024年7月，盛宣怀雕像在苏州大学红十字国际学院揭幕。雕像由盛宣怀第四代孙王征捐立。

斗倒胡雪岩

胡雪岩与盛宣怀分属不同的利益集团。胡的后台是左宗棠，盛的后台是李鸿章，而左与李有极深的矛盾。这就是胡、盛争斗的缘由。盛宣怀采用直击要害的手段，使胡雪岩的财富大厦在短时间内倒塌。

胡雪岩每年都要囤积大量生丝，以此垄断生丝市场，控制生丝价格。盛宣怀通过掌握胡雪岩买卖生丝的情况，大量收购，再向胡雪岩客户群大量出售。同时，收买各地商人和洋行买办，让他们不买胡雪岩的生丝，致使胡雪岩生丝库存日多，资金日紧。胡雪岩向汇丰银行借了650万两银子，定了7年期限，每半年还一次，本息约50万两。次年，他又向汇丰借了400万两银子，合计有1000万两了。这两笔贷款，都以各省协饷作担保。

这时，胡雪岩历年为左宗棠行军打仗所筹借的80万两借款已到期，这笔款虽是帮朝廷借的，但签合同的是胡雪岩，外国银行只管向胡雪岩要钱。这笔借款每年由协饷来补偿给胡雪岩，照理说每年的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就会把钱送给胡雪岩，以备他还款之用。盛宣怀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李中堂想让你迟一点划拨这笔钱，时间是二十天。”邵友濂自然照办。

盛宣怀已事先串通外国银行向胡雪岩催款。这时，左宗棠远在北京军机处，来不及帮忙。由于事出突然，胡雪岩只好将他在阜康银行的钱调出80万两银子，先补上窟窿。他通过内线，对胡雪岩调款活动了如指掌，估计胡雪岩调动的银子陆续出了阜康银行，趁阜康银行正空虚之际，托人到银行提款挤兑，人们纷纷提款。

挤兑先在上海开始。盛宣怀在上海坐镇，自然把声势搞得很大。上海挤兑，胡雪岩让总管高达去催上海道台邵友濂发下协饷。邵友濂却叫下人称自己不在家。胡雪岩急向左宗棠发去电报，盛宣怀暗中叫人将电报扣下。第二天，胡雪岩见左宗棠那边没有回音，亲自去上海道台府上催讨，邵友濂避而不见。

胡雪岩只好把他的地契和房产押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够挺过挤兑风潮。不想风潮愈演愈烈，各地阜康银行门前人山人海，银行门槛被踩破，门框被挤歪。

不久，一代红顶巨商胡雪岩在悲愤中死去。胡雪岩死后，盛宣怀少了一个有力的竞争者，事业蒸蒸日上。

1885年，他终于如愿回到轮船招商局担任督办，实现了控制招商局的夙愿；并应张之洞之邀，复返湖北筹办汉阳铁厂。之后，盛宣怀又受命担任商务大臣、邮传部尚书等职。

他曾倾注了毕生精力从事近代工矿交通事业，成为中国第一代实业家，在中国工业近代化过程中起了巨大历史推动作用，但最后却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打击对象；他曾虔诚地拥护封建制度，但最后却被苟延残喘的清王朝革职，永不叙用，成为替罪羊。他就是本来应该在中国近代史史册上大书一笔的盛宣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