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成（1899-1996年），名延禧（12岁加入同盟会时受黄兴勉励，改名盛成，寓意中国革命早日成功），字成中。同盟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优秀代表，抗日热血青年，致力于东西方文化交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发表法文自传《我的母亲》引发轰动，荣获法国总统骑士勋章，是集作家、诗人、翻译家、语言学家、汉学家为一身的著名学者。

盛成于1899年2月6日出生于江苏省仪征县塔右天宁寺街一个书香门第。少年时代的盛成，反复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出路何在?”他常常和长兄盛白沙忧心忡仲地议论祖国的前途。他们共同意识到：只有推翻满清的封建统治，建立共和国，中华才能振兴，中国才有出路。

因此，他11岁在南京汇文学院读书时，就经同院老大哥韩恢介绍，秘密参加了同盟会，开始踏上革命征途。并由韩恢介绍，接触到黄兴、谭人凤等同盟会领导人。翌年，武昌起义，全国革命党人奋起响应，南京革命党人也奋勇举义。他们组织了敢死队，攻下陆军监狱，策动敌人倒戈，炮轰雨花台据点。

12岁的盛成以“小战士”的身份参加了辛亥光复南京之役。他在革命队伍中，机智勇敢，一面保护、隐蔽文书印信，一面频繁往来于城乡，不避枪林弹雨，侦察情报，传递命令，伏击敌人，卓著劳绩，成为当时颇负盛誉的“辛亥革命三童子”之一。

盛成在幼年时，曾在镇江金山江天寺皈依“乌目山僧”，此僧俗名黄宗仰，虔诚佛学，擅金石诗画，曾留学日本，拥护孙中山推翻清廷。盛成是他仅有的两名弟子中的一个。民国成立，孙中山由海外回来，盛成经黄宗仰介绍晋谒孙中山于上海哈同花园。孙中山勉以“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使盛成眼膺至深，终生难忘。他又先后进了南京陆师学堂和铁路学校，并拜在学识渊博、造诣深湛的欧阳竟无门下，先攻佛学，后习儒家。由于他的兄长盛白沙于1915年考进吴淞海军学校，盛成也随着来沪。他先进了南洋矿业学校，后又考入震旦大学预科，专习法语，1917年毕业。在3年学习期间，盛成结识了徐悲鸿，成为莫逆之交。又拜章太炎为师，逢星期日前往恭聆讲学，获益匪浅。他在法租界内的听见所闻，已感觉到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不仅是一座封建主义大山，还有一座帝国主义大山。首先便参加了带有反帝性质的学生运动；先跟一位叫杜恩浦的学生在震旦校园内酝酿组织学生会，接着又联络复旦大学等校的进步学生发起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毕业以后，便前往京汉铁路长辛店车务见习所当车务工人。

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中国人民义愤填膺。当时在长辛店车务见习所的盛成，毅然投身到以北大学生为首的“五四”爱国运动中，参加了轰动一时的“火烧赵家楼”的壮举。接着，盛成又满怀激情地跑回长辛店，组织工友们成立“长辛店铁路工人救国十人团”，以声援“五四”运动。盛成被选为“长辛店铁路工人救国十人团联合会”会长。“十人团”深入到工矿农村讲演，抵制日货，宣传救国道理，盛成便成了出色的鼓动家。“十人团”还成立了话剧团。盛成根据亲身经历，编写了《火烧赵家楼》的剧本，并参加演出。他扮演一位爱国学生，当他痛斥顶头上司“曹汝霖”时，满场的观众也愤怒地高呼“打倒卖国贼!”的口号。演出收到了极好的效果，激发了广大人民爱国之心。

京津两地的学生联合会也派人到长辛店联络，盛成和他们之中交往最深的有北大学生许德珩。6月2日，全国各界代表汇集于北京，盛成以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人代表和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他第一次见到了天津学界领袖周恩来和李大钊、施洋等同志。周恩来亲切地询问他关于长辛店的情况。后来，由于“万德成”事件而局势有所发展，京津方面需要工人罢工支持，并建议盛成去天津一行。6月7日，盛成秘密到天津，在天津青年会见到了周恩来、邓颖超等天津学生领袖。周恩来热情地握着盛成的手说：“看来，还得铁路工人罢工才能造成更大压力。”盛成告诉周恩来，工人愿意罢工，但他们生活很困难。周恩来听后，随即商定想法由天津学界从没收私卖日货的现款中拨出一万银元，支援长辛店工人罢工斗争。正是在爱国斗争的风雨中，盛成不但和周恩来、许德珩等结下了革命的友谊，还结识了刘清扬、夏琴西等天津各界领袖人物。

1919年10月，盛成代表长辛店工人去上海出席全国各界联合会。在会前，他受到吴稚晖和汪精卫的鼓励，拟赴法国勤工俭学。开会期间，复遇参加会议的黄兴夫人徐宗汉，因得其资助，便和王若飞、张道藩等人同船。于11月22日乘英轮“锐修斯”号海轮，离开上海，远涉重洋，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寻求救国的真理。

20年代是盛成探索人生之路决定奋斗方向的最重要时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法国。他首先在法国蒙白里农校学蚕桑，后在大学学习理科。1922年春间，又曾到过意大利著名的巴都大学进修，获高等理学硕土。在意大利时，有幸见到高尔基和爱因斯坦，受到过这两位伟人的启迪，使他的思想进入一个更为广阔深邃的世界。他在巴都时间虽不长，但收获很大。他经常出外采集植物标本及化石昆虫，并进行“游行教育”，因此得以遍历名山大川，过温泉，履火山脉，怀古访今。他一进巴都大学，就受到著名校长路加代罗的器重，受聘担任巴都大学七百周年纪念会招待员，会后还参加了古色古香的盛大游行。次日又应威尼斯市长邀请遨游岛国水城，被群众推举为“中华男儿”的代表，在圣马可广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演。嗣复观光的里雅斯特酒城，欣赏焦陀壁画，领略但丁《神曲》，悟到：“要有阶级意识，先须有民族意识；要有民族意识，先须有人道意识；要有人道意识，先须有生命意识。”又访问文艺复兴鼻祖潘特拉克故居，再临眺亚德里亚海，徜徉于意大利北部之波河，访高马丘十里渔村，凭吊特莱巴湖畔之地下古城史匹那，怀古于腊万纳。是年夏，又步行周游意大利诸名城。这些都使他大大增进了对欧洲社会的了解和丰富了文艺创作的灵感。他常说：“意大利是我的第二祖国。”

他在学习期间，还一面做工，因此得和欧洲的学生、工人、农民有广泛的接触。先是，1920年底，周恩来出狱后接到盛成从法国寄来的信件，即动身赴法勤工俭学。12月28日，周恩来一到里昂，盛成就从蒙白里专程到里昂看望周恩来等留法学生。战友在异国重逢，分外亲热。此后，周恩来在巴黎，盛成在法国南方，两人时有往来。盛成每去巴黎，总要到戈德弗鲁瓦小旅馆看望周恩来，有时还要在那儿住几天，两个朋友经常促膝谈心到深夜。于此期间，他并和周恩来、王若飞、赵世炎、李立三、蔡和森、向警予等一起参加留法学生的斗争活动。在“二·八”里昂大学事件中，他是骨干之一；在“争分庚款退还”斗争中，他是主要负责人，为贫穷学生争得了一些利益。同时，他又热衷于当时欧洲的“达达运动”，盛成与这个运动的两位狂热者毕加索和海明威成了莫逆之交。他还热心于法国的政治活动。1920年6月，先参加法国社会党，继而又与社会党左派加香、弗昂沙一起参与创建了法国共产党。12月，并被选为法共南方地区兰盖道克的省委书记。

1927年的一天，在巴黎大学的一个大教室里，一位风华正茂的中国青年登上了讲台。他就是新聘的巴黎大学主讲、28岁的盛成在讲授《易经》。听讲席上在前排就坐的有被称为法国“二十世纪雨果”的文坛泰斗保罗·瓦乃理、科学家班乐卫、大学教授威锡爱和格拉尼，及其他有名的汉学家。中国驻法赵总领事，以及其他公使馆与外交部人员。还有法国高等师范、医科大、理科大、农学院、东方语言学校的教授和学生。济济一堂，座无虚席。课堂上，盛成独创地把东方古老的哲理同西方当代思想揉合渗透在一起阐述。他的第一堂课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一星期后，第二堂课结束《引言》时，仍然是掌声不断。西方人对东方文化表现出如此浓厚的兴趣，这堂课本身就印证了“天下殊途同归”这一哲理。此刻他受到了启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不都同属全人类的文化吗?它们最终是要殊途同归的，这就需要加强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结合，这种结合必须有内在的渗透。然而迄今为止，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只停留在可怜的表面。他想起马克思的名言：“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对!我要直接用法语介绍中国的情况。他萌生了这样强烈的愿望：倘能把那病态的中国社会作真实的描述，把中国的传统文明介绍给西方世界，从而唤起世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关注，不也能表达自己报效祖国的拳拳之心吗?

1927年，侨居瑞士的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发起在日内瓦召开“世界妇女自由和平促进大会”，邀请许多殖民地国家的知名人士和社会活动家参加大会，其中有越南的胡志明、印度的尼赫鲁等。盛成也被邀请与会。

盛成想起自己那走向衰败的封建家庭，简直就是一座小小的“清宫”，祖母也真是家庭里的“慈禧太后”。母亲忍受着封建礼教的束缚，幼年丧母，壮年丧夫，只有独自偷弹眼泪。在艰难的岁月里，她把子女抚养成人，又无私地支持儿子参加革命。长子白沙不幸为国捐躯，她又承受着中年丧子的悲痛，仍节衣缩食，支持次子留学法国。母亲坎坷的命运，不正是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吗?母亲吃苦耐劳、善良刚毅的性格，不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吗?他心中掀起了澎湃的狂澜，思绪在脑海里翻腾，激情在笔尖上流沁，他毅然提起笔用法文撰写了酝酿已久的《我的母亲》。这时，他的法文精通程度，已无异于汉文。著者抱赤子之心，挥诗人之笔，以家事为经，国事为纬，经纬交织，在行云流水的叙述中，把读者带进了动荡、凄惶、战斗的中国近代史的画卷中。从这扇洞开的盛氏门庭里，可以看到中国的道德习惯、风俗民情、社会文明以及中国人民的勤劳朴实、勇敢智慧的精神风貌，这些都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该书还真实地描绘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治腐朽、经济衰败、民族危机深重的苦难情景，和中国人民正在觉醒、革命气候风起云涌的喜人形势，读了令人耳目一新。

书稿完成后，盛成立即将它寄给几家法国书局。他望跟欲穿，焦急地等待着回音，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可是竟如石沉大海，音信杳无。一次偶然的机会，保罗，瓦乃理读到了《我的母亲》的手稿，深为盛氏之理想所打动。他高度评价此书标志着法国文学新时代的诞生，是一部精美、伟大的作品。并盛赞作者为世界语言简化新纪元的开创者、巴黎学派的杰出人物、法国文坛的一颗新星。这位大文豪情不自禁地为该书撰写了长达16页的《序言》，并强调说：“我读了盛成著《我的母亲》后，在最柔和色彩之中，与最优雅外貌之下，发现出至大新奇之事物的初生，令我梦见天将破晓，玫瑰一色的万象，无穷纤细的光华，暗示着公布着新世代诞生中无量的事变。”“今日世界之中，还有什么事比谋欧西文化与远东文化的联络，使其直接符合以至于心印而神会，来得更新奇更重大，并含有更深更远的影响呢?“”用一位最可爱与最温柔的母亲来在全人类的面前，做全民族的代表，可算极奇特且极有正谊的理想，这真是一个极为奇妙的想法，怎能不令人神魂颠倒、心摇情动若山崩呢?”

在当时，西方上流社会都以书斋中置有瓦乃理的著作而感到光荣，登门求序作跋者络绎不绝，但多被拒之门外。然而大出人们意料之外，这一无上光荣却给了这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中国青年，还在私邸接见了他，并在壁炉边促膝交谈，亲口赞许。风靡世界

1928年6月，巴黎亚丁阶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瓦乃理长篇《序言》的《我的母亲》。由于该书所塑造的盛母形象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东方女性的传统美德，所以它不仅使瓦乃理对中国有了正确认识，也强烈震撼了西方读者，由此，不少西方人看到了中华民族博爱、坚韧、顽强生息的精神，从而改变了过去对中国的无知和偏见。书中许多动人的描写，充满民族特色和浓郁的地方风釆，也为异国读者所倾倒。

《我的母亲》出版后不久，很快便轰动了法国文坛。《东方报》、《和平报》、《巴黎公言报》、《世界报》、《欧洲杂志》、《纽约时报》等数十家报刊好评如潮。盛成于同年加入“法国文人（作家）协会”，该书成了法国现代文学宝库中的一件珍品。

法国《世界报》的评论文章这样写道：“盛成打了一个大胜仗，便瓦乃理能听他的话，不再把东方人当着怪物来看待，这可真了不起，简直是开创了一个新纪元。”由此，法国许多大文豪以及欧美、阿拉伯的文化名人都与他结交。居里夫人读了此书，深受感动，写信盛赞他。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比利时著名诗人梅特林写信给他说：“读完大作之后，方知中国妇女之究竟，令人景慕不止!吾人甚愿白种妇女亦能如是也。”法国老作家纪德认为：“《我的母亲》属于中国民族文学，又是她的地方文学，所以才能立于世界文学之林。”当时尚未成名的海明威羡慕地向他说：“瓦翁一字如珠，一言如玉，君今得其长序，可称‘百万富翁’了!”由于此书作媒介，盛成认识了名震一时的土耳其总统凯末尔、埃及国王法鲁克，并应邀访问了土耳其、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受到极隆重的接待。阿拉伯人民把盛成看作中国文化的使者。

盛成一举成名，成了法国文坛乃至欧美文艺界引入注目的作家，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文学生涯。他是用法文和中文同时进行创作的作家。他用法文创作出版的作品还有《我的母亲和我》（又名《中国革命中之母子》）及诗集《秋心美人集》、《狂年吼》、《老觚新酿集》等。中文作品有《海外工读十年纪实》、《意国留踪记》等。译作有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村教士》、瓦乃理的诗集《海上坟园》。他的法文作品，堪称法文典范，法国中小学课本选有他脍炙人口的佳作，教学磁带灌注有他标准优美的语音。他是中国用法语进行创作的作家，他纯正而简练的语言，在读者心目中享有很高的荣誉。因此，法国将他列入改革现代法文三千名专家《法语作家年鉴》之中，那是从一万个法语专家中精选出来的。美国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密勒氏评论报》所编纂的《世界名人录》中两次列入了他的名字并刊登了他的照片。在法国乃至欧洲形成了以盛成和《我的母亲》为中心的“中国热”。在西方，他的崇拜者、研究者专门组织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艺社团“盛成文友会”，至今还在活动。他为中华赢得了世界声誉，为中国文化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盛成认为一个作家要想使自己的语言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应该吸取地方的、民族的和世界上多种语言的特色，并加以综合运用。所以当他在创作时，就是综合地运用各种语言的长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因为他懂法语、意大利语、英语、希腊语、梵文等多种外语，因此他对写涛的体会是：“吸取了意大利语和法国南部语言的特点，就没有那么多死板的押韵，写出来的诗异常的鲜亮。”此外，他对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法国北部行吟诗人的作品和语言，也有详尽的了解。《我的母亲》的问世，对于打破当时法国文学界那种强烈的造作和封闭气息，促使文学重新接触大地，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盛成是一位真正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奔波在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万水千山之间，用智慧的镐艰难地开凿着，把意志的桥墩深深栽下去，用对祖国的爱作铺板，一块块联接起来，建成一座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

1930年10月，盛成第一次回到祖国。初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他和著名女画家张玉良夫妇结识，张玉良是经吴稚晖介绍到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当时徐悲鸿任系主任，吕凤子教中国画，张玉良教西洋画，均和盛成同事，交往甚密。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盛成穿起粗布军装，东紧皮腰带，打着布绑腿，以英气勃勃的军人雄姿，参加上海十九路军抗击日军的战斗，任十九路军一五六旅所属上海、复旦、四川三支义勇军联合政治部主任，活跃于淞沪战场的最前线。停战后，历任国立北平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兰州大学教授，中华书局编辑。曾与胡适、徐志摩、梁宗岱、钟敬文等共事。其间曾受朱庆澜（子桥）委托，回北京大学任教并负责东北义勇军的后方一切事务。

迨日寇全面侵华，“八·一三”事变起，他又与胡愈之、王炳南等发起组织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任所属国际宣传委员会总干事。其后又在武汉与邵力子、郭沫若、茅盾、老舍、胡风、郁达夫等一起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老舍一起被选为常务理事和总务部主任。他宣传鼓动，奔走呼号，出生人死，在抗日战争的前线上，有“游击教授”的称号。他曾受命和郁达夫一起到台儿庄前线慰问抗敌将土，接待史迪威将军。他在美国军事杂志上发表台儿庄大捷的文章，有《前线慰劳报告》和《台儿庄血战记》长篇报道。

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初，文艺界广为流传着有关“游击教授”的生死关头的佳话：他当时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受委托到大后方筹款。他沿途历尽艰险，偷渡湘江、公路、铁路三道敌人关口，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终于到达昆明。当他突然出现在闻一多、李公朴等朋友面前时，李公朴先是一愣，然后竟抱着他大声嚷道：“你究竟是人还是鬼?；重庆方面的朋友们已为你默哀过一分钟了!我们正准备为你开追悼会呢!”原来朋友们误传他已在路上“牺牲”了。到重庆后，全国文协专门开会欢迎他。主席老舍请盛成报告“历险记”。他向大家汇报了“历险记”后，颇为幽默地说：“你们已为我默哀了一分钟，现在请你们再为我欢笑一分钟!”顿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欢笑声。这笑声是对盛成抗战的义勇之气和爱国之情的最好褒奖。

抗战胜利后，时盛成在国立兰州大学任教，奉命赴新光复的台湾省接收台湾大学，任法学院教授，讲授《国际政治》、《中国政治思想史》、《孔孟哲学》、《地理政治学》等。等到大陆解放，海峡两岸咫尺天涯。由于他提出了和台湾当局相左的意见，而当时正处于人为阻隔的年代，故被视为“赤色分子”。他上课用的讲稿须经严格审查，日常行动受到暗中监视，最终还是被解聘并加以“永不聘任”处分。这位海内外知名的教授，也不得出国，甚至人身自由都受到严格限制。但盛成并未因此而消沉，仍然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最后到中央图书馆任馆员，从事写作。他运用借古喻今，由台湾与大陆的历史渊源说起，从古籍考证、名著翻译方面，寄寓自己的情思，来曲折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此期间，著作颇丰，相继出版了学术专著《沈光文研究》、《唐代的艺术》、《温庭筠研究》、《论语北辰考》等，还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在台湾及海外文史界获得广泛的好评。他还写了专著《但丁》。这位中世纪的意大利诗人、文艺复兴的伟大先驱者，所处的时代也就是他当时的处境。他写道：“但丁是我生命中的晴天霹雳!”“但丁之生世，不幸!不幸!惟其不幸，终成大幸!”

1960年，戴高乐总统托他的铁路总办路易，阿蒙赴台湾办理公务之便，专程拜访旧友盛成，并邀请他重访法国。可是这正是他受困台岛时期，无法实现远离旅法，惟有俟诸异日。

1964年，盛成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约请，将《老残游记》译成法文。经盛成考证，《老残游记》中诸多人物，并非虚构。书中：“药姑”即盛成母亲的姨母李素心，家中称为四姑，又称小姑。其伯父李晴峰即书中主人公“黄龙子”。李晴峰和张积中两人，为进步思想家周太谷弟子，被家乡尊为“南北两圣人”。“桑扈姑”即张积中之侄女张静娟。咸、同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战乱频仍，李素心、张静娟随张积中最后同殉难于黄崖山。在清兵重围中，义士千人，面南自焚，宁死不屈。为仪征青史谱写了壮烈篇章。盛成曾有考证载日本出版《清末小说研究》中文版。故盛成翻泽《老残游记》时常云：“我以泪血译成此书。”译书出后，风行法国。法国又出《老残游记》袖珍本，便于读者携带。盛成在书内题词有“时被解聘，羁留台湾”之句。他羁台期间，还先后发表文章数十篇，并在香港出版《巴黎忆语》，以唤起炎黄子孙，毋忘祖国统一，他日夜盼望着有朝一日能重回大陆。

196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终于脱离台湾，去美国长女盛碧西处探亲了。1966年2月，他再次到了瑞典，见到瑞典汉学大师高本汉。盛成向高氏汇报了十多年来中国语文与马来语系的关系研究。高氏兴高采烈，喜其有此成果；并一再勉励他继续努力下去。

这年3月6日，盛成再次来到巴黎。他首先遇到一件沮丧的事，他发现自己的法文落伍了。盛成毅然决然离开巴黎，去到南部阿维尼翁，销声匿迹，埋头看书读报，自己规定每天要装一百个现代生字到脑中去，三年后积有十万多字。当他三年后再回到巴黎时，他即以现代化的法国诗文风靡文坛，为电台作半小时广播，磁带由法国作家协会发行，成为法国中、小学标准教材。过去盛成第一次成功尚赖瓦乃理文坛泰斗作《序言》介绍，此次则完全靠他自己单枪匹马，苦学成功。

1966年，戴高乐总统有意通过他的文化部长马尔罗，给盛成授勋，以表彰这位对法国当前文学产生很大影响及中法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的中国人，但被他婉言辞谢了。因为他远离祖国三十余年，渴望回到母亲的怀抱；如果在法国接受勋章，他就回不来了。

1968年5月，巴黎爆发了举世震惊的学生运动，盛成跟法国著名哲学家保罗·沙特一起，不顾年近七旬高龄，像当年参加“五四”运动一样，勇敢地站进了游行的行列，与青年学生一起在大街上，演讲鼓动，深受学生敬爱。“巴黎风暴”过后，盛成给老友戴高乐总统上了一篇“万言书”，题为《无风不起浪》，借引和戴氏叙旧。正值戴高乐总统接受访华邀请，并计划在出访前特邀盛成进爱丽舍宫作深谈，详细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的时候，不料政局突变，戴氏猝然下台，未几病逝。盛成特地长途跋涉前往科隆贝双教堂吊唁，并挽以诗，表达了对一代伟人和旧友的敬意。

这年12月，盛成参加巴黎小宫秋季沙龙画展，竟和张玉良重逢。玉良于是倾谈积愫：盖当年在南京中央大学，由于受世俗观念之刺激，遂于”37年愤而再度赴法，生活遭遇历尽坎坷，然绘画艺术却大有进步。此次和盛成重逢，甚是不易。12月7日，盛成写有题为《非凡鸟》之诗赠玉良，此涛复经委内瑞拉画家兼音乐家瓦加斯谱成乐章，轰动巴黎。是月18日，盛成又作题为《风德的艺术》之诗赠玉良，诗中有句云：“银翅天涯栽品德，白风上下浩歌谣。自由自在来回转，死死生生血琴抛。一叶轻舟成舵手，复兴文艺绿洲潮。”时玉良有美金存在瑞士银行，正值美金贬值，不但无利息，还要付保管费。盛成遂帮她将存单带至美国，由其女盛碧西（时任纽约IBM电脑公司制造信息系统程序经理）担保，得以取出现金。

盛成此次旅欧期间，先后在德国、丹麦、瑞典、荷兰、比利时等，从事研究和讲学活动，主要在巴黎，从事写作和研究。

盛成身在巴黎，但无限思乡的旅愁，从巴黎牵到北京、仪征。多少次走近水光潋滟的赛纳河，耳边响起的却是长江的波浪；多少回仰望高耸人云的艾菲尔塔，心中萦绕着的却是巍峨的长城。那胥浦的农歌、新城的桃坞、北山的红叶、文墩的积雪啊，只有在梦中才能重逢。几十年的荆棘铜驼，茫茫的尘海，故土亲人又在何处?浓郁的片片乡情，启示他试探着给仪征老家长嫂李柏舟发去一封极为简略的短信，竟出乎意料地收到了片言只字的回音。当他再想进一步接上关系时，一封封从巴黎飞向仪征的家书，却接二连三地如泥牛人海，杳无消息，不啻付诸洪乔。原来大陆正进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海外信件势必难予传递。直至1973年春，“皇天不负苦心人”，出现了奇迹，突然接到三弟媳郑珊平极短的回信。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契机，便在1973年3月1日由巴黎寓所写出一封较详细的复信，通报他近况和眷恋的乡心，他在信中写道：

“接2月14日来信，真是‘家书抵万金’，惊喜交集!多年不见消息，仅7年前接柏舟大嫂手书，始悉家中情况。我曾多次写信，又托巴黎大使馆打听消息，皆无回信，心甚烦闷。忽接手书，恍如隔世。去年8月，曾同碧西从纽约去加拿大，欣赏我国展览会。团长与副团长曾招待我们。祖国的进步，博得欧美赞誉。

“我在台湾，赋闲多年，由图书馆员退休。一切经过，难于笔墨形容，我如今已出来快8年了，很想回来看看你们。家中情形，盼续来信，详细告我，是所至嘱!”

从此天际飞鸿，横渡两洋彼岸，盛成的情绪大大高涨。1977年春，西柏林举办关于超现实主义展览会。7月，盛成旅居西德籍次女盛滴娜家，接到其邀请。8月中旬，参加西柏林之会。g月1日，由联邦德国西柏林返回巴黎，闻张玉良已于7月21日，在巴黎市政府为艺术家所建新居内逝世。对此一代艺人，不胜哀悼!其后，盛成有一首七古长诗《吊张玉良》，中有句云：“六朝松下初相识，知君品质藏锋芒。谁知三十余年后，重聚巴黎蒙巴拿。彼此邻居两街隔，十月一日持香花。前往墓地吊老友，秋阳无声地下家。”“思君念君坟前望，一生知己多坎坷。我今写君常欲泪，奈何奈何莫奈何!”这已是盛成即将归国前夕的心情了。

1978年的重阳佳节，他飞越重洋，实现了“树高千尺，叶落归根”的夙愿。他在通过深圳大桥后，紧握着解放军的手，老泪纵横地说：“我回来了!”

飞机在首都机场徐徐降落了。盛成的心和祖国的心脏顿时紧贴在一起。阔别祖国32年，不禁心潮澎湃，“让人想得心碎的祖国啊，我今天终于回到了您的怀抱!”盛成的第二次回归，受到党和政府的热烈欢迎和亲切关怀。“五四”运动的故交许德珩副委员长会见了他，抗战时的战友胡愈之副委员长为他设宴接风，三十年代的至友、作家协会主席周扬特来慰问，留法时期的挚友、文联主席巴金和他握手言欢，畅叙阔情。盛老尘衫甫卸，就接到侄女盛如、侄婿李为扬由扬州寄来的家禀说：“‘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大人于观光京华瞻仰明堂之余，务恳命驾南旋，畅叙天伦!届时盛华兄与侄女谨恭迎于白下，侄婿亦鹄候于真州，然后联袂莅扬；当陪侍登临二十四桥，观赏瘦西湖畔之秋，共揽二分明月之胜!”盛老览信大慰!正沉浸在浓郁的友情之中，又复神驰于莼羹鲈脍之境。

1978年10月25日晚，扬州西园招待所灯火通明，正在举行盛大家宴。盛老、夫人李静宜、长女碧西等仪扬家族，济济一堂，家人团聚，畅叙离衷，享受到盼望已久的天伦之乐。盛老席上谈起：重履家乡故土，不禁感慨万千。新旧社会对比，真是换了人间。他置身于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中，真正感到无限温暖和幸福!

盛老谈了他这一段经历后，表达了放弃国外优裕生活、回国定居的决心。当着围满圆桌的子侄辈、孙辈、曾孙辈，盛老情怀欢畅，即席吟道：

闽家欢聚在扬州，二十四桥月白头。

四世同堂交世界，三雄留我写春秋。

祖姑有庆来同会，儿女真如学应酬。

城郭绿杨莲翠竹，天伦佳话满天收!

侄婿李为扬亦献诗曰：

卅年去国两茫茫，万里荣归喜欲狂。

机乘西风吹翼速，驾旋东土济时匡。

沧桑变易妖氛靖，景物鲜妍百卉芳。

泰斗文章惊四海，霞明宇内晚睛长!

盛老听毕，颇为赞赏，认为概括得非常贴切。静宜夫人道：“‘霞明宇内晚晴长’句，真是蕴藏着无限深情的祝福和光明前景的预兆啊!”

盛老回到北京后，以八十许高龄，荣任北京语言学院（后改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法语系一级教授。但仍作为法国文人协会会员，常寄往法国一些用优美法文写的短文、小诗等，供“盛成文友会”成员在周末聚餐会上阅读、欣赏。在西方，以一个中国作家的名字命名的社团，在他远离以后，仍然每周集会研究其作品或讲座的情况是罕见的。他回国定居后，从事祖国文化建设。人们都赞誉他是“活着的鉴真大师”和“活的大百科全书”。法国政府专门来中国为他拍摄了一部电影《盛成》，以宣传他的事迹。他还著作了《东南西北中》、《盛成回忆录》等；其中《盛成论文选》之“上编”集中了他对诗学研究的重要论文，“下编”内容广泛，从文艺学，到科学、政治、国家关系等，无所不包。

这位通晓法语、英语、意大利语等多种语言的学者，曾游历欧美、中东及东南亚二十多个国家，可算在异国飘流了一生，仅在法国就两度生活并工作了二十余年（1919—1930、1966—1978）；终于“叶落归根”。他那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和热爱祖国的赤子情操，驱使他在夜灯下伏案工作，在自然里追逐时间，把宝贵的青春和爱恋都献给了他孜孜以求的中法文化交流事业。同时五十年来，他在文学、史学、法国语言文学、马来——波利尼西亚文化研究、马来语和古汉语渊源关系的研究和翻译等方面，多有建树，著作等身，为中外文化交流卓具贡献。

总之，在他半个世纪的亲身经历中，可谓历尽沧桑，足以垂范后人。而盛老一生做人与治学的宗旨，即其家乡“仪征学派”的“十六字真言”：“乎实精详，实事求是，卑无高论，通经致用。”他又是“太谷学派”第四代传人，认为“太谷学派”主张以脚为中心，两脚站稳可以完成各种动作和姿势，使之立于不败之地：由此引伸，就改革来说，应以开放搞活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借用资本主义的方式为社会主义利用，则可迈进世界之强的行列。

报载：“国际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爱国归侨、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骑土勋章获得者、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一级教授盛成先生，于1996年12月26日12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