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澄华(1912—1970)，浙江萧山坎山人。曾先后就读于坎山第三小学、绍兴第五中学、上海复旦大学实验中学、上海江湾立达学园、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

1935年，赴法国巴黎大学文学院深造。1940年回国后出任陕西城固西北大学副教授。三年后，调任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1947年转至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书。

纪德研究专家盛澄华是带着“原罪”跨入一个新诞生的国家的，在此前，他研究法国作家纪德已经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1948年12月，他的《纪德研究》在森林出版社出版，是他“将近十五年来我所发表的论纪德或与纪德有关的文字，大体已都在里面”（《纪德研究·前记》）。作为学者，他已经奠定了在学术界的地位。

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在武汉军管会文管部任武汉大学接管小组联络员。

1950年重返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任主任。在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时，调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任教。曾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盛一生出版著作甚多，重要的有《论纪德》、《纪德艺术与思想的演进》、《纪德的文艺观》、《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纪德》、《新法兰西评论与法国现代文学》等。

当时盛澄华还意识不到这一步的跨出意味着什么，他对自己的前途充满着憧憬，就在他写下《纪德研究·前记》的日子 ——1948年8月21日，正是清华大学遭国民党军警昼夜包围的第三日，人人无法进来，也无法出去。他写道：“但园内依然静穆安谧，窗外是秋蝉，鸣禽，藤萝，绿荫……只是这‘现在’不仅快抓不住，且也已不值得去抓住，黑夜步步逼近，待它吞噬尽一切时，曙光也终将来临。”语气中充满了乐观的精神，和对国民党政权的痛恨。这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态。

盛澄华意想不到的是，随后几年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使他此前的乐观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大家都知道，法国作家纪德原先与巴比塞、罗曼·罗兰一起被社会主义阵营视作朋友，还受到斯大林的礼遇到苏联观光，然而，从苏联回来后，纪德发表了著作《从苏联归来》，忠实地记录了他在苏联的所见所闻和他自己的思考，这一下子捅了社会主义阵营的马蜂窝，成了这个阵营群起攻之的对象，纪德一时间成了忘恩负义的“背德”之人。到了这个时候，如果他重读当时朱自清给他的信，也许就有了新的感受。朱自清在信中说：“我赞成早些将您论纪德的那些文字和往还书信印出，这年头有书总是赶紧印的好，我觉得抓住现在这句话很好，特别是我们的现在。”这是1948年说的，如今，他不得不佩服朱自清的卓识和预感，因为如果当时不赶紧印出《纪德研究》的话，他可能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由于研究的是纪德——这个社会主义的“叛徒”，盛澄华此前的一切努力和付出，赢得的名誉，到如今不但付之流水，还成了为“叛徒”歌功颂德的人，从此背上了“原罪”，这样的结果，对于他来说，是始料不及的，为此他付出了妻离子散，劳动改造的代价，直到付出生命。

前几天和盛澄华的养女通信，她在信中提到：“他在文革中遭受很多痛苦，我家的书被炒，被封，被烧。我记得爸爸的少许的机智，就是面对红卫兵抄家，去海淀刻了一个印章，曰：‘供批判用’，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往他四个书柜的书上盖这个章。非常苦涩，我那时很小，也就5-6岁，但是对盖章的事情觉得分外好玩，爸爸负责挑出需要盖章的书，我则非常开心的替爸爸盖章。”“我非常爱他，但是老天恰恰只给我和他一起生活9年的时间，他对我非常疼爱，想想是非常心痛的事情。他在鲤鱼洲干校干非常重的活，他当时57岁，很瘦，但是吃饭的碗简直像盆，因为一点油水也没有。他去世是因为突发心肌梗死，但是妈妈（他后娶的妻子）至今不相信是这个原因。”

读到这里，笔者的心情有些沉重，那些盖上了“供批判用”的书籍，有很多大概就是纪德的原版书吧，这可是他的心血和事业啊。

好友辛笛，盛澄华的门生李升恒都写过回忆他的文章，杨绛的《我们仨》也有篇幅写到留学时期的盛澄华，他在朋友、门生和养女的心目中是不死的，然而，盛澄华还是早在1970年4月18日，在鲤鱼洲干校的农田里一头栽了下去，背负着他难以洗濯的“原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