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原则，即指公证人员要通过接待当事人、审查证据等方式，亲自掌握第一手材料，了解当事人的真实意愿，亲自作出是否公证的决定，并对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负责。直接原则要求公证员亲自办理公证事务，要求公证员主要负责完成与公证或拒绝公证、终止公证相关的关键性业务工作，其他事务性工作由公证处的其他人员完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要求：对一切刑事案件所作的判决都必须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证据必须是客观的、与案件有关联的，收集程序是合法的。这就要求侦查人员要深入实际、直接调查、询问、采证；要求检察人员直接进行证据的审查与判断；要求审判人员，在开庭审理案件中，必须亲自听取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陈述或辩解及供述，认真听取公诉人（自诉人）与辩护人之间的辩论，对未到庭的证人证言、鉴定人的鉴定结论、侦查人员的勘验检查笔录等作为证据使用的各种材料，也必须当庭出示或宣读，经当事人辨认或辩论后，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

第二审根据案件实际情况也可以书面审理，死刑复核一般采用书面审理的方式。可见，我国刑事诉讼中，在立案侦查、提起公诉及一审诉讼中都贯彻了直接原则。二审及死刑复核则根据中国实际情况，一般不采用直接原则。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刑事诉讼法学在中国刑事诉讼中所具有的特色。

直接原则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封建专制时期，法院审判实行纠问式诉讼，采取秘密的间接审理。新兴的资产阶级认为这是不公正的，侵犯了人权，提出了直接审理的主张。当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就将直接原则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开始实施。

17世纪，英国首先确认了直接和言词辩论的刑事诉讼形式，规定法庭审理以口头进行，若证人没有在法庭上经过交叉询问，其证言不具有证据效力。

法国1808年《刑事诉讼法典》第269条规定：在辩论进行，审判长不问对于何人均得传唤到场，必要时，可拘传到场受讯。

德国1877年《刑事诉讼法》和日本明治维新后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也都规定了直接原则。现代的资产阶级国家仍采用直接原则。

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20条规定：“除法律规定的情况外，在公审期日代替供述的书面材料，或在公审期日外，以他人的供述为内容所做的供述，都不得作为证据。”

原联邦德国等也有同样的规定。

解体前的苏联刑事诉讼也采用直接原则。《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240条规定：“第一审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必须直接调查案件证据，讯问受审人、受害人、证人，听取鉴定人的意见，检验物证，宣读笔录和其他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