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生物进化是有方向的，不论环境条件如何，生物总是沿着既定的方向进化；而决定进化方向的动力，完全来自生物体内部的潜在力量，与自然选择无关。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又有各不相同的名称。
“直生论”一词由德国动物学家哈克（J.W.Haacke）所创立，后为爱米尔（T.G.H.Eimer）等人所采用，伯格（L.S.Berg）称为“循规发说”（nomogenesis），在奥斯本（H.F.Osborn）称为“芒状发生说”（aristogenesis），德日进（Teilhardde Chardin）则称为“最后原理”（omega principle），但他们的基本看法都相同。
新近灭绝的“
爱尔兰麋鹿”是直生论的代表性案例，一些古生物学家认为这起因于“过度发育”，即爱尔兰麋鹿由于其内在的力量导致它的角过大（似乎呈现线性不断增大），最终使物种走向了灭绝。大型动物的“过度发育”可能十分普遍，并最终走向灭绝。庞然大物恐龙的灭绝可能也与此密切相关。
直生论者也常举“马的进化”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人们在马的系统发生过程中可以看到，身体由小到大、齿冠由低到高、并由多趾到单趾（蹄）的进化趋势。据此，他们就认为马是按既定方向发展的。但从化石的资料看出，马的进化不是直线的，而是发生过分支的（见马的进化）。上述事实完全可用自然选择学说来解释。“直生论”最大的困难是他们所说的“内在动力”，根本找不到相应的物质基础。
直生论认为生物谱系的进化呈直线状，由一种内在的“种系动力”所驱动，既不受环境影响，也与自然选择无关，生物的变异并不随机，存在一定的方向性，生物的进化并不一定向着适应的方向，即有些变化并不一定适应环境（而
拉马克主义的进化观就是适应环境）。
在某一方面的强化必定带来另一方面的弱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个别器官的过度发展未必总能保持总体的生存优势。从遗传上来说，通过基因库的修修补补实现新物种分化的方式（黑猩猩与人类的基因组高达98.8%是相似的）是导致一些大型物种日趋复杂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大型化与复杂化导致物种体制与机能可塑性的降低，往往使这样的动物走向进化的死角，因为物种越复杂，演化的方向似乎就越来越狭窄。
这种带有累积性或历史性的适应就不可能是真正完美的适应，因为复杂性会消耗可塑性，也会消费适应性。因此，今天的长颈鹿和人类还是拉马克主义者完美进化的心怡案例，而当它们迎来灭绝之日时，就会成为直生论的“有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