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信州农村，九岁时离家，加入维新政府的分支“赤报队”，尊奉队长
相乐总三为师，前赤报队准队士。后来赤报队被政府陷害，总三被捕斩首。左之助逃过一劫，从此憎恨维新政府，以打架为业，过着荒诞的日子。直到败在剑心之下，才了解到生存的意义，并跟剑心等人结为好友。
左之助从小受到相乐总三（赤报队队长）的熏陶，对维新充满的希望，但是队长被维新政府以“假军官”的名义处死之后，便开始痛恨
明治维新政府，更企图推翻它。在一次比武之中，他败给了维新志士的最强者——
绯村剑心，这次使他认识到日本需要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于是他也踏上了维护时代和平之路。
由下总国乡士相乐总三（1840～1868）等人所组织，进入关东为新政府军开辟道路，向农民宣传减租的政策。但是明治政府战争未结束就决定食言，遂以冒充官军为罪名解散赤报队，并将相乐总三等首领处死。《るろうに剑心》的读者们对这段历史不会陌生吧，相乐左之助即使许多年以后，还因为此事而对明治政府怀有刻骨的仇恨，试图用拳头和斩马刀将之击为粉碎呢！推翻
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将日本带入近代社会的明治维新，可以分为前后
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
戊辰战争，前后不过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而已，然后就是漫长而艰难的
制度改革、经济改革阶段。对比世界各国的近代
资产阶级革命，往往血流成河，战争旷日持久，新旧势力反复占据上风，日本的这场革命无疑要迅速得多也温和得多。然而，不管采取了何等过激的手段，各国革命中总能让人看到虽然可能很幼稚也可能和僵化，却总闪烁着宝贵的
理想主义的光芒。这种光芒在日本是很微弱的，明治维新中罕有一心为国的充满理想主义的仁人志士——偶尔有，也都被毫不留情地干掉了。就以“赤报队”和相乐总三为例吧。相乐总三原名小岛四郎左卫门将满，是下总国相马郡乡士小岛兵马的儿子，通称四郎。受到樱田门外事变的影响，年仅二十二岁的四郎萌生了
尊王攘夷，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念头，于是拿出家中所有积蓄招募同志。
文久二年（1862年），他加入了“慷慨组”，在
上野国赤城山起兵
倒幕。这次起兵失败后，四郎逃归江户，不久后又加入水户“天狗党”，在
筑波山举义。“天狗党”遭到镇压，四郎在江户也存身不住，于是东上京都，在那里认识了萨藩的尊王派首脑
西乡隆盛和土藩的尊王派首脑坂垣退助等人。
庆应三年（1867年），西乡隆盛派四郎秘密潜回
江户城，组织“浪士队”，骚扰德川幕府统治的中心区域。“浪士队”的种种举动使得幕府大怒如狂，于是在强硬派幕臣小栗上野介忠顺的指挥下，当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幕府军攻击并烧毁了江户萨摩藩邸——这是戊辰战争爆发的
导火索。战争爆发后，四郎率领“浪士队”的同志重新在京都集结，并且奉侍从绫小路俊实、滋野井公寿为主，组成了“赤报队”，四郎改名相乐总三，担任“赤报队”一番队的队长。“赤报队”领自新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那就是作为东山道方面军的先锋，率先进入信浓、上野等国，一路宣扬新政府的
仁政，号召附近诸侯归附，联兵倒幕。所谓新政府的“仁政”，主要是指“
年贡半减”，这是相乐总三提出建议，受到西乡隆盛等人同意的政治口号。总三认为，各地农民已在幕府多年的横征暴敛下苦不堪言，如果新政府答应减少一半年贡，他们肯定会群起响应，则幕府的统治必将瞬间倾垮。然而，到了庆应四年（1868年）的一月下旬，京都却开始流传出“赤报队”“恐吓民众，掠夺财物”的谣言，听到这种谣言，已经进入信州的“赤报队”二番队、三番队在两位公卿头子的率领下，立刻转身跑回了京都。相乐总三茫然无措，于是孤身前往东山道
总督府去澄清谣言。就趁着相乐总三离开的机会，信州各藩纷纷对“赤报队”发起突袭，将其半数杀死，半数逮捕。等到总三在东山道总督府申诉成功，乐呵呵回到信州的时候，不禁被眼前的情景给惊呆了。经过他反复游说和催促，各藩终于答应将所逮捕的“赤报队”一番队队员全部释放——但这只是一个缓兵之计而已，“赤报队”的彻底覆灭就在眼前。原来，有关“赤报队”“恐吓民众，掠夺财物”的谣言，根本就是新政府派人放出去的，其原因就在于新
政府财政拮据，无法承担庞大的军事开销，被迫向
三井等大财阀借款，而这些大财阀为了聚敛钱财，根本上反对“年贡半减”政策。基于这一因素，新政府不惜食言而肥，失信于天下百姓，“赤报队”就此变成了可悲的政治牺牲品。
庆应四年（1868年）三月，东山道总督府突然逮捕了再度前来申诉的相乐总三及“赤报队”残余队员，随即以“伪官军”的罪名将总三及其亲信八人在信州下诹访处以
斩刑——相乐总三享年仅三十岁。明治政府是以此向农民们表示：政府根本就没有发出过“年贡半减”的承诺，这都是“赤报队”这些伪官军混淆视听的谣言。咱们仗照打，幕府照倒，年贡照收，以为在新政府统治下农民们能过好日子，那只是不切实际的妄想！一直到六十年后的1928年，相乐总三之孙争取为祖父恢复名誉，日本政府才终于为相乐总三和“赤报队”恢复了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