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觉（1908-1986），原名世伟，字为开。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师师长、陆军第十三军军长、第九兵团司令官、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兼淞沪防卫司令官、舟山群岛防卫司令官等职。1950年5月，去台湾，得到蒋氏父子的信任，继续担任各种军政要职，并晋级为陆军二级上将。（概述图来自《民国高级将领列传》）

1908年2月15日（清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十四日）生于广西省桂林临桂县宛田乡瓮潭村，原名世伟，字为开（一作维开）。祖父鳖亭公，前清进士。父仲吕公，毕业于高等师范学校，先任教师，后入军旅，阵亡于东江讨陈之役。石觉失父，赖母阳氏抚育成人。少年时，在桂林接受启蒙教育，入小学，升中学。

1924年冬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1925年6月参加平定刘杨叛乱。7月升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队步兵科。1926年1月毕业后任黄埔军校第5期入伍生排长。1928年黄埔军校迁至南京后任第6期学生总队第2大队副中队长（大队长为汤恩伯）。1929年春，随汤恩伯到教导第一旅，任营长。

1930年4月，参加蒋冯阎中原大战。中原大战结束后，汤恩伯升任第四师副师长兼第十旅旅长，石觉又被调到第四师第十二旅，先后任营长、团长等职。1930年冬，参加“围剿”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红军。1933年至1934年，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1935年冬，又率部到陕北地区，参加“围剿”长征到达陕北地区的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4月升任第4师（师长王万龄）第12旅（辖两团）旅长。36年冬兼任集宁警备司令。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石觉任第四师第十二旅少将旅长，率部开赴华北，参加对日作战。8月，参加南口战役。1938年3月，参加台儿庄会战。7月，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5月，参加随枣会战。1940年初，升任第四师师长。5月，参加枣宜会战。1941年，升任第十三军副军长兼第三十一集团军训练处处长。1942年，升任十三军军长，下辖第四、五十四、八十九三个师。1944年4月，参加豫中会战，所部在河南中部地区溃败。1945年初，石觉的第十三军隶属汤恩伯的中国陆军第三方面军。同年5月至8月，参加对入侵广西的日军的反击作战。

1945年10月，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石觉率第十三军从广州海运秦皇岛，隶属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准备到东北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并兼任东北第一绥靖区司令官。11月，在杜聿明指挥下，十三军进军东北，先后攻占山海关、锦州、阜新、朝阳、凌源等地。此后，便在辽东、热河参加反共内战。在驻扎热河时，石觉还兼任第二绥靖区及热河省保安司令。

1947年8月，十三军在辽东新宾县被人民解放军歼灭一个师。后改隶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指挥，又在华北地区参加内战。1948年，升任第九兵团中将司令官。

1949年1月21日，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召集军以上将领开会，宣布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达成和平协议，军队开出城外，接受和平改编。两天后，石觉、李文等蒋介石嫡系将领表示，愿意保持军队稳定，不破坏和平解放，但必须带领师以上将领离开北平。1月24日，经傅作义同意后，蒋介石派飞机将石觉、李文等少数嫡系将领接出北平。此后，石觉任京沪杭警备部副总司令（总司令汤恩伯）。4月，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后，汤恩伯又纠集残余部队十个军共二十万人，以陈大庆为淞沪警备司令，石觉为上海防守司令，企图利用坚固工事和海、空支援，坚守上海。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九、第十两个兵团发动上海战役时，石觉指挥所部抗击人民解放军的进攻。5月24日，在人民解放军攻进市区后，石觉率残部撤退到舟山群岛。此后，担任舟山防卫司令，辖三个军六万余人。1950年5月，在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海解放舟山群岛时，率所部十二万余人撤退到台湾。

到台湾后，先后任台湾防卫总部副总司令兼北部防守区司令、南部防守区司令、第2军团司令、金门防卫司令官、参谋本部副参谋总长兼联合作战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晋级为陆军二级上将。1959年7月，任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总司令。1963年7月，任“考试院”铨叙部部长。在台湾期间，石觉还曾任第二军团司令官，国民党第七、八、九届中央委员，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议评委员等职。

1969年以后，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台湾当局领导人幕僚机构政策顾问。石觉自退休后，对台湾体育事业十分热心，积极从事太极拳之研究，并发起组织台湾太极拳学会，担任理事长。1986年9月23日，石觉因中风病在台北荣民医院去世，终年七十八岁。翌年3月14日，蒋经国以他“操行坚贞，夙娴韬略，治军从政，懋然勋劳，尤以舟山之役，保全人员物资，厚资复兴基地，有稗大局”，明令褒扬。石觉夫人张复权早岁毕业于杭州艺专，曾当选第一次“国大”代表。

1986年9月，在台北去世。

1933年夏秋，蒋介石坐镇南昌亲自担任“剿共”总司令，准备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这次“围剿”划分为三个路军，北路军由顾祝同任总指挥，下设第一、第二、第三路，第四师编为北路军预备队。11月11日，红三军团围攻第四师于浒湾以东，石觉率团迎击，红三军团遭受伤亡撤出战斗；接着，石觉又率突击队突破红三军团大仙岭阵地，使红军陷于被动。此役，被国民党军称为“浒湾大捷”，为此，石觉获记大功一次。

11月20日，第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被迫从“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路军中，抽调九个师，石觉所在的第四师也在其列，由将乐、永安、华安县向闽南进攻，与其它国民党军一道进攻第十九路军。随后，参加闽西、赣南第五次“围剿”，先后攻占虎头山、洛寨山、大排岭红军主力阵地。这时，中央红军已北上抗日进行战略转移，石觉率部扫荡铜体山，搜索红军藏匿之武器及物资，进占瑞金，并“追剿”正在转移的湘西红六军团肖克部。石觉因参加第五次“围剿”作战，获领国花二等二级勋章。

1935年6月，石觉率部“围剿”幕阜山徐彦刚部，在阳新、大冶山之间激战，使红军游击队受到重大损失。同年秋，参加“进剿”陕北红军。

1936年2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和指挥下，从陕北清涧以东的沟口、河口等地渡过黄河，突破晋军防线，蒋介石为了阻拦红军东进抗日和极救山西军阀阎锡山，于3月上旬至4月下旬先后派遭第四师等十个师中央军进人山西，石觉率部向稷山、河津、大宁等处“进剿”。9月，升任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日军侵占平津后，一面进窥河北南部，一面进攻南口，企图截断察绥。时第十三军正集结在内蒙古集宁县丰镇一带整训。7月下旬，奉命进占南口长城线上，防守察南怀柔，阻止日军西进，编入第二战区序列。

命令下达后，部队于7月底准备，8月由丰镇分乘火车东进，途中日军飞机不断轰炸和扫射，石觉命令部队用高射武器还击，使敌机不敢低空飞行。部队于8月10日前全部到达指定地区，石觉率部在南口正面构筑工事，准备与日军决战。

8月10日后，战斗由芦沟桥附近至涿县附近。敌军为扩大战线，侵占京包铁路和山西省要地，派第五（板垣）师团向南口进攻。石觉所在旅在南口左翼布防。20日后，战斗转入紧张阶段，日军与第四师为争夺长城线上制高山头，战斗日趋激烈。由于骡子圈失守，晋军第七十一师左翼受到压迫继续退缩，石觉旅虽占850高地，因陷于孤立境地，受到敌火力的三面压制，死伤逐渐增多。23日后，敌主攻点转向石觉旅，850高地突出前方，敌炮火集中轰击该高地，敌步兵从三面向该高地逼进，石觉指挥部队顽强抵抗，激战至中午，因敌众我寡，高地被敌攻占。石请晋军第七十二师陈长捷部增授，该师张树桢团协助反攻，双方拉锯反复，极为惨烈。张树桢团长和两位营长壮烈牺牲，全团官兵伤亡过半，石觉旅伤亡也近半，至晚，终于夺取高地，第四师左翼阵地遂得到巩固。

怀来、万全、张垣失守后，南口战地的总后方被日军截断，第十三军遂被日军包围。汤恩伯决定放弃长城线的抗战，石觉奉命担任突围指挥官，经长城岭口于水头西方突出包围圈，向平汉线方面转移，经镇边逐步南撒，向板达峪以南越山转进。南渡洋口后，越梁家山，进入小龙门集结。不久，军事委员会来电，令汤恩伯率第四、第十九师开赴顺德补充整理。至此，第十三军脱离第二战区建制。

9月初，石觉因考绩优良，获陆海空军褒状。同月，石觉奉命率部向冀豫边界挺进，在皖北毫县集结待命。这时，第十三、第五十二、第八十五军合编为第二十军团，以汤恩伯为军团长，第四师改隶第八十五军。10月，奉命支援同浦路作战。

1938年3月，日军坂垣师团、矶谷师团和小米内旅团近六万余人，向鲁南之临沂、峄县进犯，企图沿津浦铁路南下，进占战略要地徐州。时第二十军团编入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的第五战区建制，与孙连仲之第二集团军及其他部队，在徐州外围阻击进犯的日军，石觉率部参加台儿庄大战。第二十军团负责侧击敌军，孙连仲部在台儿庄阻止敌军。3月下旬，在台儿庄附近西北地区与敌军遭遇，双方交火，激烈的战斗持续三、四天，双方伤亡惨重。石觉率部顽强作战，伤亡虽重，士气仍然旺盛。3月24日，日军主力逼近台儿庄，守军与敌人短兵相接，展开肉博战。第二十军团在郯城以西、向城以东的胡王山、禹王山一带，与敌军互相延翼包围，成胶着态势。石觉指挥部队攻占崔家圩，贯穿敌阵四公路，为台儿庄大捷作出贡献。4月7日凌晨，进攻台儿庄之敌向峄县撤退，石觉奉命追击敌人。第四师由东南向西北，攻占九山。随后，移师邳县以北地区构筑阵地。5月上旬，开赴徐州待命。下旬，开往归德地区，参与归德地区作战任务。

6月，石觉率部参与武汉会战，在大别山组织防御，阻止南下日军越过大别山。石觉以作战有功，获记大功一次。会战结束后，石觉率部进驻河南南阳，并兼任第三十一集团军干训班教育长。

1939年元旦，石觉升任第四师师长。4月，敌华中派遣军为巩固武汉外围，集结第三、第十三、第十五、第十六师团及第四骑兵旅团约十万人，沿襄花（襄阳至花园）及京钟（京山至钟祥）两公路西犯，企图扫荡第五战区大洪山、桐柏两据点内部队，以占领随县、番阳。当随、番吃紧时，第三十一集团军（由第二十军团扩编）奉命自湖南北开，由沙市北上来第五战区，到达襄、樊一带，随后开往桐柏山的南麓，以桐柏山为倚托，在侧面监视敌人，并支援襄、花方面的作战。时第四师又编入十三军，集结在唐王店、高城、六河口一带地区。5日，敌第一部进攻随县北之天河口，石觉率部阻敌，使敌未能前进。

5月8日后，信阳之敌攻陷桐柏、唐河、枣阳，中国军队主力北撤，第十三军（含第四师）留置桐柏山区。其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令襄河南岸之守军截击敌之后方，并调第二集团军孙连仲从保安砦、西兴集向南阳、唐河县反攻，夹击敌军。石党亦率部向唐河县进攻，于14日克新野，乘势追击，激战三昼夜。至18日，日军开始退却，中国军队克复枣阳，继续追敌，敌死守随县。因无攻坚武器，第四师等部队与敌胶着，随、番之间处于对峙状态。随后，第四师调镇平整理补充。6月7日，国民政府晋升石党为陆军少将。

1940年初，鄂北冬季攻势作战中，石觉率部阻击日军第三师团于殷家店。4月，盘据华中的日军从湘北、赣北抽调第六师团及第四十四师团各一部，连同原驻鄂北之第三、第十三、第四十师团，另附特种部队，分别集中在钟祥、随县、信阳等地，向第五战区襄东方面主力部队发动进攻。日军将这次行动称之为“襄东进击战”，又称“枣宜会战”，第四师及第三十一集团军部队置于河南确山、叶县之间，为战区机动兵团。5月1日，敌左路部队陷明港、狮子桥、小林店等地。5月，又陷泌阳、桐柏。第三十一集团军协同第六十八军分路侧击日军。8月，敌陷唐河，随即倾全力南攻枣阳。第三十一集团军奋力反击，于9日克复唐河、新野，并尾跟敌后前进。石觉因率部歼灭日军第四十师团第二三四联队于唐河湖阳镇，获干城甲一奖章。

10日，敌主力在襄东、唐白河一线会合，企图对中国军队形成包围态势，中国军队已转移外线，致敌扑空。第三十一集团军由北向南：第二十九、第三十三集团军由南向北，将敌四个师团包围于襄东平原，予以痛击。石觉指挥第四师部队英勇作战，使敌伤亡甚重。11日，敌陆续东窜，中国军队跟踪追击，毙敌甚多。6月4日，日军由钟祥旧口、荆门沙洋强渡襄河，与襄阳南下之敌会合，向江防守军进攻，第三十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分途尾追南下之敌。

宜昌失守后，第四师经襄、樊南下，参加反攻荆门、观音寺作战。6月25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见反攻宜昌、当阳，荆门作战都没得手，而伤亡较大，部队需要整理补充，乃决定调整部署，第三十一集团军开往河南，改隶第一战区建制，负责冀豫边区作战任务。

自开赴河南后，战事不多，汤恩伯大肆扩充部队，从一个集团军发展到第十五、第十九、第二十八、第三十一共四个集团军，以“中原王”自居。石觉于1942年3月升任陆军第八十五军副军长兼第三十一集团军第三十一突击总队司令。7月30日，又晋升为陆军第十三军军长。时吴绍周、王轨文任副军长，张纯玺任参谋长。下辖第四师，以蔡剑鸣为师长，第八十九师，以舒荣为师长，第一一〇师，以廖运周为师长。石觉在河南期间，紧跟汤恩伯，经常与八路军、新四军闹“磨擦”，并怂恿部队鱼肉乡民，欺压百姓，给河南人民留下极坏的印象。

1944年5月，日军华北方面实行“一号计划”，在豫北集中五、六个师团，发动豫中会战，企图打通中国大陆，将中国分割为两部分。战役打响后，石党之第十三军位于登封、临汝一线。18日，日军渡过黄河，突袭郑州，进占密县，石觉指挥部队击退日军于登封一带，造成会战中唯一的大捷。豫中会战后，蒋鼎文“引咎请辞”，汤恩伯也被解除在第一战区的职务。石觉因有战功，获军事委员会颁赠四等云磨勋章。

1944年底，日军陷长沙、衡阳，进犯桂黔，贵阳告急。蒋介石重新启用汤恩伯，任命其为黔桂湘边区总司令，石觉奉命率第十三军调往贵州，死守贵阳。贵阳之危解除后，第十三军以战功卓著，且系中央直系部队，获第一优先更换美式武器装备。

1945年2月，第十三军编入新组建的陆军总部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4月，华南中国军队举行大反攻，石觉率部参加湘西会战，攻克梧州及丹竹飞机场，获大量战利品。5月，与第二方面军协同作战，收复桂林。8月15日，日本宜告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伟大的胜利。石觉以参与抗战有功，获胜利奖章和忠勤勋章。

1949年1月21日夜，傅作义将军通过电台广播正式宣布接受和平谈判条款，率部起义，这时的石党，既感到不满，又无可奈何。经允许，石觉从小型飞机场乘飞机撤离北平，随石觉空运的只有第四师第十二团两个营、军部辎重营及团以上军官。石觉飞往南京后，蒋介石已下野躲在暗中策划指挥，东南战局由汤恩伯苦撑着。汤恩伯是石觉的老上级，见石觉回来，很是高兴，经国防部同意，安排石觉就任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并兼淞沪防守司令，及上海地区的作战指挥。所辖第三十七军，驻浦东（第二〇四师驻崇明），第五十二军，驻南翔：第七十五军，驻沪西：另有第九十五师及交警总队为预备队。南京解放后，汤恩伯集结兵力，退守上海，企图坚守上海，负隅顽抗。

石觉和汤恩伯重新配置军队，分区防守，将上海守备阵地分为外围阵地、主阵地和核心阵地。外围阵地：浦西方面为浏河、嘉定、南翔、华曹集、七堡镇、华泾镇，由第一二三军（附暂编第八师）负责防守；浦东方面为川沙、北蔡镇之线，由第五十一军负责防守。此外向太仓、昆山、青浦、松江、嘉善、平湖、乍浦、金山卫、南汇等地，派出小部队。主阵地：浦西方面，北起狮子林，向南经罗店、洛阳桥、北新泾、虹桥、龙华镇至黄浦江边，由第五十二军防守；浦东方面，北起高桥向南经高行、庆宁寺、洋泾镇、旁桥镇、杨恩镇至黄浦江边，由第七十五军（附第九十五师）负责防守。主阵地前沿地带，构成弱堡群，各主要碉堡群之间有交通壕连接，主阵地带纵深内所有车站、飞机场、学校、工厂等重要处所及坚固建筑物，均构筑抵抗据点。市区核心阵地：选定苏州河南的国际饭店、汇丰银行、海兰大楼等三十多处高大建筑物结合街道碉堡工事，分别构成抵抗据点，以国际饭店和百老汇分别作为苏州河南北两个指挥中心，由第二十一军、第九十九师、交警总队及直属部队防守，其中第二十一军及第九十九师在江湾地区。

不久，蒋介石到上海，给将领们打气，分别召见黄埔出身的高级将领，还召集守备上海部队团以上干部训话，要他们坚守三个月。5月4日，陈毅率领第三野战军进入上海外围。上海战役燥发后的第五天，蒋介石又率领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由马公岛乘军舰到吴淞口督战。

进攻上海的解放军，分为西线兵团和东线兵团，西线兵团作战地域在黄浦江以西，即市区西北面，东线兵团在黄浦江以东，即市区东南面。防守上海的国民党军，共有二十二万多人，一隅阵地，兵力可谓雄厚，但自5月12日起至25日，前后只打了两个星期，便已宣告崩溃，战争开始不久，蒋介石就从复兴岛撤往吴淞口外的兵舰上。接誉，汤恩伯也把其司令部搬上军舰，石觉将他的指挥所迁到吴淞要塞炮台上，随时准备撤走。国民党军主力次第被歼后，至24日下午，汤恩伯和石觉对其残部发出总撤退令，石觉率淞沪防卫部机关人员乘军舰撤往台湾。

6月，第三野战军继续南进，向沿海诸岛、舟山群岛进军。时陈诚出任东南军政长官，汤恩伯任副长官，经蒋介石同意，石觉被派往舟山群岛，担任舟山群岛防卫司令官，并兼浙江省政府主席和绥靖总司令，负责指挥浙东军事。这时，浙江省陆地已被人民解放军解放，所谓“浙江省政府”，只是一个空架子。

舟山群岛位于浙江杭州以东，拥有大小岛屿1390个，其中以舟山本岛为最大（约502平方公里），其次为岱山、金塘、六横、桃花诸岛。这些岛屿分布在江苏、浙江两省海面，扼我国海上航运要冲，是江浙两省和上海市海上屏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石觉赴舟山群岛就职后，立即巡视舟山诸岛，经过反复考虑，将第七十五军防守舟山西部及其外围之金塘、册子山、大榭等岛屿：以第八十七军防务舟山东部及六横、桃花、登步等岛屿：以暂一军防守岱山、衢山嵊泗列岛。

根据舟山群岛守军的情况，人民解放军第七兵团决定以第二十二军及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一师担任主攻舟山群岛任务。8月18日，人民解放军开始发起解放舟山群岛战役，至11月6日，人民解放军共占领舟山外围金塘岛、大榭岛、梅山岛、六横岛、虾峙岛、桃花岛等三十多个岛，歼敌近万人，夺取了进攻舟山主岛的前进基地，在进攻登步岛时，因后续部队没有跟上。一部分登岛部队受到损失。石觉虚报战况，吹嘘为“登步大捷”。

蒋介石为加强舟山群岛防御，先后从台湾、金门等地抽调第十九军、第五十二军增援舟山群岛，使舟山群岛守军增至五个军十六个师，连同海、空军及特种部队在内，共有十二万余人。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根据这一情况，决定增加第二十一军主力，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军及炮兵部队参加渡海作战。1950年5月，人民解放军正准备向舟山群岛发起进攻时，蒋介石鉴于海南岛守军被歼，为了集中所有兵力，确保台湾基地，决定从舟山撤军。国民党调集载重十五万多吨的舰艇四十四艘，从5月13日起，在石觉指挥下，舟山群岛国民党守军实行秘密撤军，至14日全部撤至台湾。石觉以守岛有功，撤退顺利，获忠勇、一等宝鼎勋章。

石觉对军事学术颇有研究，著有《革命复国之战争作为》、《革命复国之战争组织》及《从军作战记》、《瀛海同舟》等书，对研究国民党军战史提供了重要史料。另有《石觉先生访问记录》可作为研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