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用以维护社会等级制度的礼节仪式与行为规范。在孔子思想体系中，仁是主观修养，属内心自觉；礼是客观规范，属外在约束。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又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可见两者是互相依存的。

礼的起源很早，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认为夏、殷、周三代之礼，因革相沿而有所损益，到周公时代的周礼，则日趋完善。所以他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对于夏、殷二代，由于年代久远，如他所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同上）由于文献不足，只能一知半解而无法详细论证。

王国维解释说：“此诸字皆象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礼以玉，故《说文》曰：［$］0352003 ，行礼之器，其说古矣。”（《观堂集林·释礼》）礼，最初指祭神的器物和仪式，殷代已十分重视。周人称“故殷礼陟配天，多历年所”（《尚书·周书·君奭》），认为由于殷族人对礼的讲求，能和上天相配，因而国运长久。周代殷后，周公就提出要“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洛诰》）。开始在新都祭祀时，就要使用殷礼，安排等级秩序，礼由是成为维护社会政治等级制度的行为规范。周代把礼从仪式中区别出来，赋以治理国家和人民的政治功能。所谓：“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左传·昭公五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记·曲礼》）上面这些界定，反映了周代对礼的作用的要求。

孔子是崇奉周礼的，礼虽然表现为祭献乐舞、进退揖让的仪式，但使用器物的不同却标志着主人“名分”的高低。孔子是处在周室衰微、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诸侯、大夫多不遵守礼制，对此孔子非常反感。如鲁季孙氏“八佾舞于庭”，鲁三家“以《雍》彻”（《论语·八佾》），均属破坏周礼的行为，故声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对管仲“树塞门”、“有反坫”，孔子认为他僭用诸侯的设备，违背周礼的规定，故指责说：“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同上）“塞门”与“反坫”虽属器物，却表现出主人名分，如有僭越，就是破坏礼治的等级秩序。故孔子强调指出：“唯器与名，不可假人，君之所司也。”（《左传·成公三年》）这反映出孔子的保守思想。

由于孔子认为礼不仅是一种仪式，而实质上包含有政治制度的内容，礼崩乐坏则是标志王权的失坠与社会秩序的紊乱，所以对一些失去功效的礼仪，他也想加以维持。如诸侯每月初一行“告朔”礼，当时鲁君已不参加，子贡认为流于形式，主张去掉祭祀用的活羊，孔子却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其实孔子并非爱“告朔”的仪式，他要维护的是诸侯名分的内容。孔子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他认为礼乐的意义不在于玉帛、钟鼓等形式，而在于维护社会上的等级名分，这是孔子崇奉周礼的目的所在。

孔子发挥周人礼治的观点，认为礼的意义十分重大。他说：“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礼记·哀公问》）既然礼有这样大的作用，所以孔子要求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一切举止言行，都以守礼为依归。孔子还反复阐述礼的社会功能：“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从礼的多种社会功能中，最终归结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即是达到仁礼的一致。

孔子是个教育家，他以教育生徒礼学作为德育的重要内容。颜回曾谈到孔子对他的教导，是“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使成为才德兼备的人。孔子对个人修养，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同上）。又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他把学礼作为做人的根本准则，可见对礼学的重视。

孔子对礼的内涵，也曾补充做过一些界定。如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并称之为“礼之本”（《论语·八佾》），而对“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同上）的现象提出批评。他还主张“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并说：“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有若也认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儒家讲究礼治，孔子对礼学的提倡起到了很大作用。

孟子提出“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认为礼是人人皆有、与生俱来的天赋道德，礼的内容，从属仁义并对仁义加以修饰。

荀子对礼的起源、内容、功能做了系统阐述，认为物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他提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赋予礼以法的含义。

汉儒于礼，注意其在社会与人际关系中的调节和和谐作用。如《礼记·礼器》说：“先王制礼以节事。”《仲尼燕居》更提出：“夫礼者，所以制中也。”节事、制中，利于社会的协调。

宋儒则将礼与理联系起来。周敦颐认为“礼，理也”。朱熹认为礼谓“天理之节交”，是天理的表现形式。李觏撰《礼论》，对礼之起源、内容、结构、功用做了详细论述。他以为礼、乐、刑、政、仁、义、智、信八者都是礼。乐、刑、政是“礼之支”，仁、义、智、信是“礼之别名”，而饮食、衣服、宫室、器皿、夫妇、父子、长幼、君臣、上下，师友、宾客、死丧、祭祀是“礼之本”。礼、乐、刑、政属于“法制”，仁、义、智、信属于道德；有道德然后有法制，有法制然后道德才得以显现。

明清儒家于礼没有提出突破性的新见解。

由于儒家崇尚礼，提倡礼治，两千多年来，知书达礼在封建社会中成为仁人君子的基本标志。而和谐、节俭、礼让、恭敬成为中国的传统美德。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礼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安定社会秩序，以及约束个人行为起了积极作用。但在封建社会中，特别是在它的后期，礼也有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