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之一，汉儒记述古礼、阐发礼义的文集。又名《小戴记》或《小戴礼记》，初由西汉戴圣所编。

汉初，置《诗》、《书》、《礼》、《周易》、《春秋》五经博士，其中《礼》为《士礼》，即《仪礼》之前身。经师传授礼经时，又传习某些讲解经义的参考性文字，称为《记》，但各自所辑的数量及内容不尽相同，文字为数繁多。《隋书·经籍志》称，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85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46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传小戴之学，又增入《月令》、《明堂位》及《乐记》3篇，合为49篇。此说颇有影响。但大小戴《记》均今古文混杂，而二戴为今文经派，有自乱家法之嫌，且二戴之书，有全篇彼此重复者（如《哀公问》、《投壶》等），有段落互见者（如《曾子大孝》与《祭义》，《诸侯衅庙》与《杂记》，《朝事》与《聘义》等），其文字也多歧异，故清代学者戴震、钱大昕，近人洪业等多疑《隋书·经籍志》之说。认为汉初流传的诸多礼经之《记》的辑本，历经汰筛，到东汉仅剩较权威的两种：一为85篇本，一为49篇本，汉人乃托西汉礼经大师戴德、戴圣之名。以篇幅多者为《大戴记》，少者为《小戴记》。东汉以前，并无《大戴记》、《小戴记》之名。二戴之书，均非戴德、戴圣当年所传之《礼》，也非各自所辑之《记》的原貌，彼此无相承关系。

东汉后期，《小戴礼记》因郑玄为之作注而地位陡增，由此摆脱了对《士礼》的附属地位而独立成书，以《礼记》之名行于世，且与《周礼》、《仪礼》并称为“三礼”，《大戴礼记》则从此而衰。《礼记》在唐初取得经的地位，成为士人必读之书。唐以九经取士，立《礼记》为大经，而《周礼》、《仪礼》因经义古奥，文字晦涩难解，日遭冷落，渐不复行于世。宋代将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与郑注合为一书，称为《礼记注疏》，通行于世。元延祐中，行科举法，规定《礼记》用郑玄注。明永乐中，废郑注，改用陈澔的《礼记集说》。

《礼记》各篇，作者不一，学派多异，所记甚广，刘向《别录》（《礼记》郑注引）分其为通论、制度、明堂阴阳、丧服、世子法、祭祀、乐记、吉事等8类。近人梁启超则分之为5类。①通论礼仪或学术者：《礼运》、《经解》、《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儒行》、《坊记》、《表记》、《缁衣》；②解释《仪礼》17篇之义者：《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③记孔子言行，或孔门弟子及时人杂事者：《孔子闲居》、《仲尼燕居》、《檀弓》、《曾子问》；④记述或考证古代制度礼俗者：《王制》、《曲礼》、《玉藻》、《明堂位》、《月令》、《礼器》、《郊特牲》、《祭统》、《祭法》、《大传》、《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间传》、《文王世子》、《内则》、《少仪》；⑤古代格言之类：《曲礼》、《少仪》、《儒行》等篇之部分段落。

《礼记》一书，被古代学者看做学术、治术无所不包的典籍，或据以考见名物制度，或推求先王制作之意，或藉以阐发性理之学，对于研究古代礼制和思想史、社会史、风俗史等，都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