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运注》，清末康有为撰。 康有为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思想家，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影响很大，尤其是他提出“大同说”并以此作为他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在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礼运注》就是康有为为阐发他的“大同说”及维新变法思想而写的一部重要著作。

《礼运》，是《礼记》中的一篇，大约是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托名孔子答问的著作。根据郑玄的话，认为“名《礼运》者，以其记五帝、三王相变易，阴阴转旋之道”。《礼运》实际上则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点，尤其是书中的“大同”思想，对历代政治家，改革家都有深刻的影响。康有为为《礼运》作注，在注解中发挥了他有关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

康有为在文中指出“孔子之道有三世，有三统，有五德之运……谓小康之道”，而“天下为礼”的小康之道则是进入“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前的必经阶段，康有为在《礼运注》中论述了他的“大同说”。

康有为认为“必天下为公而后可至于太平大同”。他在注中写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者，官天下也。夫天下国家者，为天下国家之人公共共同有之器，非一人一家所得私有，当合大众公选有以任其职，不得世传其子孙兄弟也，此君臣之公理也。”在这里，康有为所认为的公即人民大众公共拥有国家，公共治理国家，而这种“公”，是相对于“家天下”而言的。自从夏代开始，中国的政权一直是由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所掌握，所以皇帝可以无比自豪地说“朕即天下”。而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位是以家为单位父子兄弟相传，是一种“家天下”的传统。康有为在这里，提出“天下为公”，指出人权、民主、平等的观念，是对“家天下”的一种有力的批判和否定，这是“公”的第一个概念。

其次，康有为又写道：父母对待子女“自亲其亲，自爱其子，而不爱人之亲，不爱人之子，则天下之贫贱愚不肖者，老幼矜寡孤独废疾者皆困苦颠连天所教异矣。”又说：“故公世，人人分其仰事俯高之物产财力，以为公产，以养老慈贫医恤贫医疾，惟用壮者，则人人无复有老病孤贫之忧”。显然，这里讲的是人都有私心，对自己的家人比对别人好，这里“公”即相对于“私”而言的，打破了“家”的界限，爱所有的人，关于所有的人，也就是用一种博爱的精神去对待别人。

从上面，我们不难总结出，康有为所谓的“天下为公”，所谓“大同”，即要求人权、民主、平等、博爱，做到这些，才可以达到太平大同之世。那么，让我们来和资产阶级的口号“民主、平等、博爱”相对照，二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是不言而喻的，那么，也就是说，康有为的“大同”说实际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主张中国向西方国家学习政治改革，以达到挽救民族危亡的目的。

资本主义社会是有私有制存在的。康有为的“大同世界”，也并不是完全公有，同样是有私产和贫富的存在，之所以设立公产，就是为我们养老慈幼，恤贫医疾。由此，更可以证明，“大同”并非一种空想社会主义而是一种资本主义式的改良的社会。

康有为认为，各种经典著作中，发明大同之道者，唯有《礼运》一篇，在《礼运》中隐含了孔子的微言大义，发现了“大同”的思想，所以应该保存孔教，也就是应该保存中国的文明。不仅如此，康有为还认为《礼运》中孔子阐发了“三世说”即人类社会是循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规律发展的，若按照孔子的“三世说”去救治中国，改革政治，则使民族免于危亡而可以求得发展。“夫礼以时为大，易以变为宜，阴阳旋转，时运穆穆，百王因时运而变，大礼亦因时运而迁，可以是推之。”又说“礼以时为大，孔子为时中之，尤在变通，尽利以宜民也。”康有为认为，孔子是主张改革政治的，因时因地因事不同，就要善于变革，只有变革，才能顺应时代的变化和事物的发展，而礼制也必须适合这个规律，所以，康有为认为孔子不仅仅是万世之师，更重要的他也是改制的圣王。

既然万世之师的孔子就认为应该因时而改革政治，那么在当代的中国，清政府内忧外患，国家处于危亡之际，面临亡国灭种，被帝国主义各国所瓜分的危机时刻，为什么不可以变革呢？康有为托孔古之名，找到了他维新变革的理论依据。总之，康有为通过给《礼运》作注。表明他的政治观点，阐发他的关于“大同”的政治主张，并托孔子之名，找到了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这也正是他之所以作《礼运注》的目的。

遗憾的是，康有为虽然找到了“大同”和“变革”的依据，他所领导的维变法运动却因为其阶级局限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终于失败了，而这次失败、使他的著作也难逃厄运，均被清朝政府禁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