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反映此理论的作品有《列宁在十月》《政府委员》《马克辛三部曲》等。最终随着苏联的解体而不被人提及。

1934年，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确立的苏联文艺创作指导原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的方法理论。大会正式规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苏联文艺创作的基本方法。大会通过的作家协会章程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的基本方法，它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保证艺术创作有特殊的可能性去表现创作的主动性，选择各式各样的形式、风格和体裁。”在苏联电影中，虽然早在20年代，在爱森斯坦的《罢工》、《战舰波将金号》，普多夫金的《母亲》，杜甫仁科的《土地》以及其他一些表现革命变革的影片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反映现实的发展，把人民群众表现为历史的推动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但只是在30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才最终形成。随着《夏伯阳》、《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得》、《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伟大的公民》、《波罗的海代表》、《政府委员》以及《马克辛三部曲》等一批优秀影片的出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理论也日趋成熟。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力求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思想，在新的水平上对客观现实进行社会—历史的思考。它在概括客观现实时，按照党性、人民性的原则，在作品中再现革命的进程，肯定社会主义现实，塑造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新时代的英雄人物形象。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强调创作指导思想的世界观因素，强调无产阶级的创作立场。这一时期以及40年代的优秀作品，如《青年近卫军》、《乡村女教师》、《她在保卫祖国》、《虹》等，显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生命力。但是在三四十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也受到庸俗社会学的影响，主要是把世界观的因素和创作方法混同起来，把方法当作一种限制性很强的艺术规范，从而限制了艺术个性的发展

50年代，随着苏联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整个文艺理论界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展开了讨论。1954年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在阐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时，删去了“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这一句话(同时还删去了前一句话中的“历史具体地”一词，但1959年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决议中又加以恢复)。

大多数理论家和创作者着重强调“方法”所包含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内容，这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理论阐述时的一个重要发展；还强调“方法”应鼓励艺术手法上的多样性和独创性，在内容上应充分反映人的内心世界，赞美人的全面和谐的发展。

随着在理论上的理解的发展，在创作上出现了不同流派和主张，如诗电影、散文电影、思考电影等，民族风格得到强调，出现了一批真实反映苏联人民精神面貌的作品，如50年代的《一个人的遭遇》、《士兵之歌》、《我住的房子》、《列宁的故事》、《共产党员》、《生活的一课》、《没有说完的故事》、《狂欢之夜》、《高空》；60年代的《晴朗的天空》、《主席》、《士兵的父亲》、《人与兽》以及其他一些不同体裁、样式的作品。

70年代苏联文艺界进一步展开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讨论，并断断续续延续至80年代。讨论的中心是对“方法”的容量的理解。有的理论家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真实地描写现实的历史地开放的体系”。这一见解逐渐为多数理论家所接受。在电影界，有的理论家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是稳定的，作为一种思想美学体系实际上是“封闭”的，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应是“开放”的，它随时可以吸收不同的艺术形式、风格手法。

7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的内涵仍在扩大，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创作表现手段和手法的探索仍在继续，反映在作品中，即出现了众多的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样式的作品，如《奖金》、《我请求发言》、《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个人问题访问记》、《白比姆黑耳朵》、《列宁在巴黎》、《大地之子》等，以及一些在格调上与以前明显不同的影片，如《途中考验》、《女政委》、《自己去看》等。随着苏联的解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理论也已不再被人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