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年9月25日－1962年7月6日），美国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意识流文学在美国的代表人物，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获奖原因为“因为他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

威廉·福克纳生于1897年9月25日，出身名门望族，全名威廉·卡斯伯特·福克纳。支配这个家族的是福克纳的曾祖父威廉·克拉科·福克纳，被称为“老上校”。他既是种植园主，又是军人、作家、政治家。他还是经营铁路的企业家，他修的铁路是当地唯一的铁路。牛津小镇留下“老上校”鲜明的痕迹。曾祖父一直是儿时的福克纳崇拜的对象，福克纳在小的时候经常会听说“老上校”的各种丰功伟绩，这对他在后来的小说人物塑造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老上校”死后，坟头矗立起一座8英尺高的意大利大理石雕像。讲“老上校”的传奇故事成为人人参与的一项仪式。州内一个镇也是以他的名字福克纳来命名。他还著有几本小说和其他一些作品，这种文学传统一直在家中传承了下来。福克纳作品中的“约翰·萨托里斯上校”就是在他曾祖父的基础上创作而来的。

但是威廉·福克纳的父亲却被普遍认为是一个不肖子孙，他的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却永远找不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但福克纳为他的母亲自豪，她意志坚定，自尊心强。福克纳诸多小说中的各种坚强的女性形象，例如珍妮婶婶、罗莎·科德菲尔德、艾米丽等人，都可以看到他母亲的影子。屡屡失败的父亲与坚强自尊的母亲势不两立。在童年，母亲经常强迫他在“软弱”和“坚强”中做出选择，让他从小就体验到深深的分裂和痛苦。威廉·福克纳比同龄人长得矮小，整个童年都在希望自己能长得高大些。曾祖的荣耀与父亲的落寞构成的巨大反差，家庭的分裂加上身体上的劣势，促使他对想象力从喜欢发展到依赖。福克纳逐渐远离集体活动，甚至逃学。威廉·福克纳把自己看作是曾祖父的孩子，从儿童时代就模仿“老上校”生活。他拒绝用父亲的名字卡斯伯特，而把家族巨人的名字威廉看成是自己真正的名字。9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说，“我要像曾祖爷爷那样当个作家”——这句话他一再重复，变成一句口头禅。

10岁的时候，福克纳已经开始阅读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康拉德等人的作品，然而，到了五年级时，他的成绩开始滑坡，尽管在同学之中还算不错。身材矮小的福克纳与同学们不大合得来，六年级以后经常旷课，时不时往亲戚家跑。12岁的福克纳继承了父亲对马匹的喜爱，也常参加合唱、打棒球，还学习了绘画。1910年，小福克纳穿起了背架，减少了体育活动，把时间都花在了写作上，这时他发表了最早的诗歌、短论和短篇小说。14岁时福克纳读到了梅尔维尔的《白鲸》，对其赞赏不已，而《旧约全书》更是他经常阅读的著作，对其以后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1916年，19岁的福克纳第二次参加了十一年级的升学考试，遭到失败。祖父为他在银行谋得一份工作，但他并不专心，经常参与密西西比大学的社交活动。后来他打算参军却因身高和年龄遭到拒绝。1918年6月，他装成英国人报名参加英国皇家空军，以假文件证明了自己在伦敦的住址。他前往加拿大多伦多训练营接受军事训练，并学习了处理无线电报等技术。后来他又进入多伦多第四军事学校。他对人谎称自己出身英国高教会派家庭，上过耶鲁大学。然而他并没有参加过战斗，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8年11月就结束了，回来以后，他故意一瘸一拐的走路，到处对人吹嘘说那是自己参加空战留下的后遗症。

1919年9月，福克纳接受了母亲的建议，成为了密西西比大学里的特殊学员。同年，他在《密西西比人》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幸运着陆》和一些模仿性的诗作。在学校里，福克纳吊儿郎当的做派引起同学们的攻击，他们送了他一个绰号“不顶事伯爵”。1920年11月，福克纳选择离开学校。他开始酗酒，还经常出没酒吧和妓院，他仍然靠着父母和朋友接济过生活。1921年他在纽约一家书店得到职位，自己也利用职务之便阅读了包括霍桑、马克·吐温、托尔斯泰在内的大量作品。

1922年，福克纳回到密西西比，成为了密西西比大学的邮政所长。他在邮政所时，经常利用上班时间阅读书报、喝酒打牌，邮件也时常延误，学生们投诉不断。1924年，邮政检查员解雇了他。离开以后他对人说：“感谢上帝，从今以后我可再也不用听从任何一个有两分钱买邮票的龟孙子的使唤了”。

1925年7月，福克纳远赴欧洲。去了巴黎和伦敦。在巴黎期间，他遇见了詹姆斯·乔伊斯，却没打招呼。12月他首部长篇小说《士兵的报酬》正式出版。

1927年福克纳第二部长篇小说《蚊群》出版，在国内得到不少赞誉。这期间，他依然酗酒，物质上仍然依赖着家人和朋友的资助。

1928年春，他开始写第三部关于康普生家族的小说《黄昏》，这就是后来的《喧哗与骚动》。哈考特·布雷斯公司的编辑哈里森·史密斯同意出版《坟墓里的旗帜》，但要求他做出删改两万多字以减轻实验色彩。他同意了，同时忙于按照自己的意愿修改已经完成的《喧哗与骚动》。福克纳最后搬出了沃森的公寓，在几个朋友那里轮流借住，给一些稿酬较高的杂志写稿，并等待着史密斯对《喧哗与骚动》的评价。12月初，他回到了牛津，这时镇上落成了向“小上校”致敬的“福克纳堂”，弟弟约翰还当上了检察官。重回纽约后，他发现编辑们并不看好《喧哗与骚动》。一批小说被投稿至《斯克里布纳》杂志，遭到拒绝。

1929年1月，献给舍伍德·安德森的小说《沙多里斯》（删改过的《坟墓里的旗帜》）出版了。2月时他去信给哈考特表示感谢，并告诉他已经在着手一部新的小说《圣殿》。4月29日，埃丝特尔与富兰克林正式离婚。5月，福克纳完成了《圣殿》的打字稿，却被出版社拒绝。尽管福克纳与奥尔德姆家都不看好，福克纳还是与埃丝特尔在6月20日举办了婚礼，之后到帕斯卡古拉的海滩度了蜜月。蜜月之中埃丝特尔曾尝试自杀，后来靠镇静剂才得以控制。10月7日，《喧哗与骚动》出版，受到评论界好评。1930年1月12日，福克纳打完了《我弥留之际》，之后他便筹划投稿给一些有知名度的杂志，这些筹划中的小说有30篇于将来的3年中发表。这时他的短篇小说稿酬已超过过去写四部长篇的酬劳。4月12日，福克纳买下了名为“山楸橡树别业”的别墅，这座房子是内战时期的产物，6月正式入驻。这座房子在往后的岁月中成为福克纳的安身立命之所。4月30日，短篇小说《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发表于《论坛》杂志，同年发表的短篇小说还有《荣誉》《节俭》和《殉葬》。10月6日，《我弥留之际》在纽约由凯普与史密斯公司出版。12月，同一公司出版了修订版的《圣殿》。

1930年4月，福克纳最著名的短篇小说《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发表在《论坛》杂志，引起极大反响。同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辛克莱·刘易斯在其演说中提到了福克纳，称他“把南方从多愁善感的女人的眼泪中解放了出来”。

1932年，福克纳与好莱坞著名电影公司米高梅签约，开始撰写电影剧本。1933年1月，他拒绝了贝内特·塞夫要他为《喧哗与骚动》特别版写序言的要求，即使有更多报酬。2月，他参加了飞行培训，之后又在好莱坞买下一架飞机。5月根据《圣殿》改编的电影《谭波尔·屈莱克》的故事与观众见面。6月，女儿吉尔诞生，她得到了福克纳百般的宠爱。福克纳忙着创作，然而有些力不从心，好不容易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了短篇《猎熊》，该报的编辑欣赏作者的才华，开始向他要求更多稿件。8月时将用彩色标示印刷的《喧哗与骚动》寄给了塞夫，可是书稿丢失，未能出版。10月时他写信告诉史密斯自己已有了《修女安魂曲》的构思，并为女儿做了洗礼。迷恋飞行和房屋的装修很快又使他的经济状况陷入窘境。次年春季和秋季，他去新奥尔良观看了多次飞行表演，甚至自己参与，结识了不少飞行艺人，这些都成为后来的长篇《标塔》（1935）的素材。8月回到牛津后，他迅速写完了《埋伏》《撤退》《奇袭》《庭院里的骡子》等一系列短篇。6月霍克斯将他召回好莱坞，派给他《萨特的黄金》剧本改编的任务。8月回家后他完成了这个剧本，还创作了《没有被征服的》《买主》等短篇，并开始创作《押沙龙，押沙龙！》。约克纳帕塔法系列渐渐有了雏形。

1935年3月末，福克纳发现《押沙龙，押沙龙！》写成的那些片段无法连接在一起，便开始重写这部小说。他把对飞行的狂热传给了弟弟迪安，兄弟二人常常一起表演。福克纳还与几个编辑商谈连载《押沙龙，押沙龙！》的事情，没有结果。10月，他从纽约回到家乡继续写作《押沙龙，押沙龙！》，期间菲尔·斯通与一位比他小16岁的女子艾米丽·怀特赫斯特成婚。怀特赫斯特于1930年来到牛津，教了5年书，很喜欢福克纳作品。11月10日传来了噩耗——迪安死在了福克纳为他买的飞机里，他是在庞托托克进行表演时出的事。福克纳认为弟弟的死是他这做哥哥的一手造成的，因为正是他鼓励迪安学飞行并且以自己的飞行爱好为弟弟树立了榜样。福克纳又一次陷入悲痛，并以经常写作到深夜来逃避。12月去好莱坞，完成了一个剧本，并写完了《押沙龙，押沙龙！》。1936年初，他从病中痊愈，2月基本完成了《押沙龙，押沙龙！》的修订和打字。霍克斯的秘书梅塔·多尔蒂·卡彭特与福克纳于上一年年末相识，这时已陷入热恋。梅塔比福克纳小10岁，他常为她朗诵济慈、A·E·豪斯曼和阿尔杰农·查尔斯·斯温伯恩的诗歌，也为她作过一些色情意味的诗和画。福克纳的婚姻陷入了危机，为了赚钱，他为雷电华电影公司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没有做出多大贡献。6月回家后，发现了不少埃丝特尔赊的账，结果写了一份不为夫人欠款负责的声明，为此与岳父起了一场冲突。7月中旬，福克纳与妻子共赴好莱坞。8月，福克纳到20世纪福克斯公司报道，不久夫妇俩在圣塔莫尼卡北面找了一套房子。冲突仍时不时爆发，有时到了动武的地步，福克纳常常向梅塔诉苦。他在牛津时梅塔与钢琴家沃尔夫冈·雷布纳发生恋情，回来时梅塔讨论让福克纳离婚的事宜，然而福克纳知道这行不通。他们仍常常幽会，终于被埃丝特尔觉察。12月，梅塔接受了雷布纳的求婚，福克纳想挽留她，最终作罢。尽管经历了这些起伏，福克纳在电影剧本的写作上还是很努力，写了《奴隶船》《巨手一挥》《分裂舰队》《舞厅》《摩和克沿岸的鼓声》等剧本，然而他对这一行并不胜任。9月他恢复了飞行。梅塔去欧洲度了蜜月，福克纳则在《押沙龙，押沙龙！》限量版的第一本上题词“赠给梅塔·卡彭特”。梅塔的事使他情绪常常失控，借酒消愁。

1939年1月福克纳登上《时代周刊》封面，在好莱坞的日子，他一共赚了21000美元。1938年2月，他买下了320英亩的“绿野农场”。同年他在《哈泼斯》月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烧马棚》，并获欧·亨利奖。这是他第一次获得文学奖项。1939年1月，他成为全国文学艺术研究院院士，还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

1941年，福克纳发表著名短篇小说《熊》，这篇小说对美国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解读福克纳全部小说乃至美国南方文学的钥匙”。1942年，福克纳重返好莱坞，创作了大量的战争剧本，例如《解放者的故事》《掷弹手的生与死》《交战呐喊》等。1945年，由于合同纠纷，福克纳决定离开好莱坞。1947年他应邀到密西西比大学英语系授课。1949年，福克纳在与加缪、帕斯捷尔纳克、约翰·斯坦贝克、海明威角逐中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原因为“因为他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他一开始在电话中声称不去参加典礼，并拒绝了采访。不过，从狩猎营归来时他还是被说服。他没有按预定计划那样禁酒，而是面带病容出现在颁奖礼上，以浓重的南方口音快速读完了预先写好的演讲词。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最著名的演说之一，福克纳预言，人类在重重磨难之中“不仅仅将延续，还将会获胜”。他反击了评论界视他的作品为色情、怪异的指责，其声望随之达到了顶峰。随后他去了巴黎，与萨特和加缪会面。

他用自己的诺贝尔奖奖金中的一部分设立了“福克纳小说奖”，用以鼓励和支持年轻的小说家；另一部分奖金则捐给密西西比的牛津银行，设立一个奖学金，用以帮助当地的非洲裔美国老师。1951年，他的短篇小说集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同年又获颁发法国荣誉团勋章。1954年，他的著名小说《寓言》出版，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并第二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1955年，福克纳到访日本东京，日本各大媒体进行了广泛报道。

1954年，他访问了英国、巴黎和圣保罗等地，4月发表了非虚构文章《密西西比》，介绍家乡历史和作者的童年及作品，另外为《寓言》写了封面推荐，声称“和平主义没有用，对付不了制造战争的那些力量”，但康明斯决定不采用这段话。8月正式出版了《寓言》。10月他读到库格兰写的《福克纳的隐秘世界》，撰文反击。1955年，他应美国国务院的请求，到7个国家进行了访问。3月他写了一封公开信，认为在学校进行强制了种族融合对改善教学状况并无意义，4月又做了报告，题为《美国式的自由》。6月黑白合校的争执已然白热化，福克纳因为自己的立场承受了很大压力，甚至有极端主义者给他打恐吓电话。8月先后访问了东京、马尼拉和意大利。在日本的访问前，各大媒体进行了广泛报道，知识界也进行了造势。在机场的时候，记者们的提问他大多拒绝，只提起对日本文化的兴趣，以及如何避免战争。第二天的午宴他没有出席，下午的招待会上更一言不发。接下来几天采访中，他谈到对土地的责任、以及日本人的礼貌和节制。日本人发现这位作家颇为保守，与当时流行的风格大相径庭。在罗马的时候，他于9月6日发表了关于埃米特·蒂尔案件的声明。这个黑人青年向路途中遇到的一个白种女人吹口哨并做了粗鲁的手势，结果被两个白人男子杀害，地方法院判这两名白人无罪。福克纳对此表示了谴责：“如果我们这些美国人已经可以在令人绝望的文化中杀死一个孩子——不管出于何种理由，不管他是什么肤色——那我们就不配活着，而也许也不会再活着。”

1956年，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风起云涌。2月，《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文章，声称福克纳会“为反对美国，为密西西比州而战，即使这意味着他将走上街头向黑人开火”，福克纳后来否认他发表了上述言论。4月中旬黑人领袖W·E·B·杜波依斯要求同他辩论，但被他拒绝。实际上，他支持的是渐进、耐心的达到种族平等的目的，而不赞成激进的革命。这种态度使他同时遭到了黑人、自由主义者和南方极端种族主义者的反对。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就撰文说，“在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奴隶制和九十多年的准自由之后，人们很难对威廉·福克纳的‘慢慢来’的建议有很高评价”。爱丽丝·沃克也认为“福克纳不准备用斗争来改变他所生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结构。”

1957年2月，福克纳成为了弗吉尼亚大学的驻校作家。3月他请假去了希腊，参观了迈锡尼和一些小岛，接受了雅典科学院银质奖章。5月出版了新的长篇《小镇》，12月以电报向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缪表示了祝贺。1958年2月，福克纳在弗吉尼亚大学做了题为《向弗吉尼亚人进一言》的演说，他认为，当一个国家有十分之一人口“武断游离”时便不能存活，这种观点使他受到了听众们的严厉批评。接下来的一些演说里他谈到了对写作的观点，他相信写作是感情的自然流露，无需反复修改权衡。5月，美国政府邀他加入赴苏联的作家代表团，他拒绝了。6月他失去了多年的好友萨克斯·康明斯。在下半年里他潜心写作，并在12月添了一个外孙：威廉·卡斯伯特·福克纳·萨默斯。

1959年1月，他完成了《大宅》，《修女安魂曲》在纽约约翰·戈尔登剧院演出，这是该剧在美国首演。这半年里他反复修改《大宅》，福克纳不慎从马上摔伤过一次，时不时忍受病痛折磨，还曾因酒精中毒被送进医院。1961年年初，64岁的福克纳立好遗嘱，将一切手稿捐给威廉·福克纳俱乐部，并将女儿吉尔立为董事会主席。同年，他完成最后一部小说《掠夺者》。

1962年2月，福克纳收到白宫的邀请，要他连同其他5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出席约翰·肯尼迪总统主持的晚宴，福克纳答复说：“在我这样的年纪已经太老，不宜走这么远的路去和陌生人一起吃饭了”。5月赴纽约接受了美国艺术文学学院小说金质奖章，颁奖者是尤多拉·韦尔蒂。6月回到了山楸橡树，过上了骑马、散步、会友的生活。他的健康持续恶化，7月5日住进了拜黑利亚的赖特疗养院，次日凌晨1时30分因心脏病突发逝世。福克纳去世后，遗体被运回了家乡牛津，包括罗伯特·弗罗斯特、多斯·帕索斯在内的许多作家发来吊唁，亲友和镇民们参加了他的葬礼。他被葬在家族墓地，紧靠着夭折女儿亚拉巴马的墓。1963年，福克纳最后一部小说《掠夺者》获得普利策奖，这是普利策奖第二次颁给不在世的作家。

1955年福克纳访问日本时曾说：“从《沙多里斯》开始，我发现我那邮票般大小的故土很值得写，而且不论我多长寿也不可能把它写完……我喜欢把我创造的世界看作是宇宙的某种基石，尽管它很小，但如果它被抽去，宇宙本身就会坍塌。”他一生共写了19部长篇小说与120多篇短篇小说，其中15部长篇与绝大多数短篇的故事都发生在这个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称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其主要脉络是这个县杰弗生镇及其郊区的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若干个家族的几代人的故事，时间从1800年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系中共600多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在各个长篇、短篇小说中穿插交替出现。约克纳帕塔法是福克纳作品的标志，是文学史上有名的虚构地点之一。

在“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中，福克纳经过主观的折射，透视出面临工业文明侵入的南方社会现实。南北战争以南方的失败而告终，战争后南方的传统价值观崩溃，而统以它的惯性在南方社会还继续产生影响。福克纳受到南方传统的熏陶，在关于祖先的勇敢、荣誉、怜悯、骄傲、正义、自由的种种传说中长大，对家族的自豪和故土的热爱从小就在他心灵深处播下种子。然而南方的迅速崩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和战后美国社会“迷惘”思潮的蔓延，促使他对传统作出反思，面对现实作出新的思考，揭去南方精神遗产的美丽外衣，看到了南方奴隶制的罪恶，种植园主的腐败、残酷和非人性的一面。这种认识对于深深眷恋着家园的福克纳来说，无疑是非常痛苦的。他没有回避这种痛苦，而是以艺术家的敏锐眼光看清了事实，甘愿成为精神上的流浪汉。而且他又无法在由北方带来的工业文明中找到寄托。他所看到的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南方人民的痛苦。在新南方，淳朴的人际关系为金钱所取代，平静和睦的生活为混乱喧闹的都市生活所破坏。人人丧失了个性，成为被人操纵或操纵别人的机器。因而又不由自主地转而求助旧的生活方式，但马上又记起历史的负罪感而备觉惶恐。福克纳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复杂的感受来描绘南方社会，构思自己的艺术世界。

福克纳笔下的剧情浸染着人物的复杂心理变化，细腻的感情描写穿插其中。他的作品最大的外在特点是绵延婉转及结构极为繁复的长句子和反复斟酌推敲后选取的精巧词汇。他和风格简洁明了、干脆利落的海明威更是两个极端。与欧洲文学试验者乔伊斯、伍尔芙、普鲁斯特等人遥相呼应，大量运用意识流、多角度叙述和陈述中时间推移等富有创新性的文学手法。他的小说具有明显的空间形式小说的特征，他对意识流技巧和时间错置的创造性使用丰富了小说这一传统文学体裁时间和空间上的表现形式，无疑对传统的叙事结构构成变革性的挑战，给读者的传统文学审美价值体系带来了全新的冲击，对读者的理解能力和想象能力是个极大的考验。让-保罗·萨特曾评价《喧哗与骚动》：“福克纳的哲学是时间的哲学。”

意识流是福克纳作品的重要表现手法。比如《喧哗与骚动》中，昆丁的思绪在手表齿轮的声音、耶稣在海上行走、华盛顿的诚实、小物件上的红迹、自己手指的血之间自由跳跃，却显得十分自然。自由联想往往是不受时间限制的，比如《我弥留之际》中艾迪的意识，由过去与父亲的对话，联想到现在教授学生的烦恼，再到将来的安眠，过去、现在和未来就通过意识流串了起来。除了意识的自然跳跃，潜意识的沉淀、积累、扩展也是福克纳艺术手法的表现内容，比如昆丁自杀前一天，他对过去的记忆、对周围环境的感知，全部汇集成关于凯蒂贞操的潜意识。福克纳利用读者的视觉感知过程，在描写景物时常常不将焦点聚集在一个事物上，比如左方这段达尔的内心独白，就传达出他内心中的忧惧。这些景象在福克纳笔下经过了过滤，更加清晰的表达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又如《喧哗与骚动》中只有三岁智力的班吉，福克纳通过他视觉感知的混乱模糊、杂乱无章，体现其特有的秩序和逻辑。另外，福克纳的作品还借鉴了电影中蒙太奇的手法。比如《押沙龙，押沙龙！》中昆丁与父亲对话发生在1909年，之后突然切换到“呼吸着一八三三年那个星期天早上教堂编钟在其中呜响的同样的空气”，景象的剧烈变换反映出人物激烈的心理活动。

多角度叙事是福克纳创作中的重要手法。《喧哗与骚动》是其采用此一手法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前三部分是班吉、昆丁和杰生以第一人称叙述的，他们的叙述分别截止于1928年4月7日、1910年6月2日、1928年4月6日，涵盖了康普生家族生活的不同侧面和不同时间段。这样的第一人称叙事继承了传统第一人称写法的主观性和真实感，又克服了单一第一人称叙事视域限制而体现出全景式的特点。在之后的创作中福克纳发扬了这种写法，在《我弥留之际》中叙事者达到了13人。《小镇》回归了《喧哗与骚动》中三个叙事者的模式，然而与后者不同，这部小说不是采用内心独白，而是让三个叙事者进行对谈来评说弗莱姆·斯诺普斯，他们的观点相互矛盾又相互补充。在第三人称限制叙事上福克纳也运用了这种手法，《押沙龙，押沙龙！》就是一个例子，作者从罗沙、康普生先生和昆丁的角度讲述了萨德本家族的历史。昆丁是前二人的听众，又是讲述者，三个讲述者都只提供一些片段，拼凑起来才成为整个故事。

另外，福克纳还常常一些特殊的身份视角，如儿童和痴傻人的视角。短篇小说《夕阳》中，黑人厨师南茜与白人有染并怀孕，害怕回家被丈夫发觉，就待在康普生先生家里。她的恐惧通过九岁的昆丁、七岁的凯蒂和五岁的杰生的眼睛传递给读者，虽然这些孩子并不理解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的反应也反衬了成年白人对黑人的冷漠。相对于儿童，痴傻人的理解力更低，因而更能烛照出人类的可怜和病态。《喧哗与骚动》中的班吉即是一个例子，他的叙述完全来自直觉，没有经过解释、判断的扭曲，凯蒂、杰生和康普生夫人的形象就通过他精确的表达出来。

福克纳使用的句法往往是奇特而扭曲的，这些句子看起来过于繁复，一个接一个的出现，同位关系很模糊，甚至没有。插句里面常常套着插句，使人困惑，这些曲折流动的句子使得读者沉浸于他所创造的世界之中。大量抽象的词汇在其作品中往往反复出现。这些词汇的堆砌使他写出的句子常常被批评为累赘，然而沃伦·贝克认为他的用词往往很是精确，累赘的倾向在《喧哗与骚动》之后的作品中也有所抑制。表示特征或抽象定义式的语言往往发展成比喻，比如在“天刚亮，白昼来临，在那阴郁寂寞的间歇里充满了鸟儿们宁静而暂时的活跃”之后紧接上一个比喻：“吸入的空气，有如清泉”。在贝克眼中，福克纳是“最具主观性的作家之一”，“贯串于长段文字中表现主题的抒情成分和色彩”是其独特风格。他的长句是为了表达奇特的思想，这些思想在其作品中随处可见。在诺贝尔奖授奖辞中，古斯塔夫·哈尔斯特隆说：“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语言精神，一直到虽然拮据但却充满了表达力的美国南方黑人的语言，福克纳莫不熟悉而善于驾驭……英美文学中，几乎没有一个能像福克纳一样，把句子写得像大西洋的巨浪那样无垠无涯”。李文俊说，福克纳写作的特点，是他会一句话写到一半，当中插入大段东西，过了几十页之后，又重新出现后面那半句话。

福克纳的小说大量使用象征，比如《喧哗与骚动》中的金银花出场30多次，象征性、凯蒂失贞、昆丁的软弱和痛苦、对童年的追念、家族荣誉的沦丧等等。作者还以手表、钟声、太阳和影子来象征时间。《我弥留之际》中火灾、洪水、棺材、朱厄尔的马，《去吧，摩西》中的莽原、公鹿、蛇、大熊，均有其象征含义。《红叶》、《野棕榈》、《八月之光》、《没有被征服的》中也常常能见到猎取、逃亡、追捕的意象，这些意象的运用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和主题的深化。

神话模式则是指作家在写作时有意的使故事的情节、结构、人物和一个传统宗教故事或神话相对应。《喧哗与骚动》中四个部分皆以日期为标题，这四个日期都与耶稣受难有关。每一章内容也与《新约》中耶稣遭遇有类似之处。在这些庄严的日子中，康普生家族的成员却走向堕落与毁灭，不仅具有讽刺性，更使得整部小说成为关于人类的寓言。《我弥留之际》中叙述的历险，与《奥德赛》和《出埃及记》就有着内在的联系。安斯的妻子与人通奸，与阿伽门农类似；摩西率领以色列人逃离埃及，也曾经历长途跋涉。只不过，在《我弥留之际》中，已没有了那种英雄气概。而《押沙龙，押沙龙！》和《去吧，摩西》的名字也来自《旧约》。

福克纳使用神话原型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诠释传统。《没有被征服的》、《押沙龙，押沙龙！》塑造了传统时代末期悲剧性人物，通过他们的抗争重温了传统时代人的精神辉煌。另外，神话精神还是福克纳用以映照现实的价值尺度，比如《三角洲之秋》中，荒原之秋、艾萨克的老去皆具有神话的隐喻性和预言性，荒原的沉默反照出现代文明的空洞无力。福克纳对于神话的利用并不是严格对应的，而是采用置换变形的手法，比如《押沙龙，押沙龙！》借用押沙龙害兄反夫的故事，但本来由逆子承担的罪责被转嫁到了作为父亲的萨德本身上。

在现代文学史中，被公认的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人物有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芙。稍晚的意识流小说代表人物就是美国的福克纳。在艺术表现方面，他无疑更具探索精神，进行了更大胆的尝试，较之他的前辈们显然又有了新的拓展和开创。1980年代中期以来，若论每年在美国发表的专著和论文数量，福克纳在英语作家中仅仅低于莎士比亚。威廉·福克纳是欧洲现代主义小说创新的潮流转移到了美洲大陆的新象征。在此之前，欧洲小说在精神和形式的创新上，都占有着绝对的优势。但是，自从福克纳在美国出现之后，20世纪现代主义小说创新的因子就开始在北美洲大陆生根发芽，并逐渐向南美扩展。不过，福克纳的文学价值首先是由法国人认定的，美国人一开始并不认识福克纳的巨大价值。福克纳师承詹姆斯·乔伊斯，并将美国南方的历史和人的生存景象纳入他所创造的类似当代神话的小说中，形成了一座新的文学高峰。

加西亚·马尔克斯称福克纳为导师。他的成名作《枯枝败叶》被公认为对福克纳的一次成功模仿。《百年孤独》的故事发生在虚构的马孔多镇，描述了布恩蒂亚家族百年七代的兴衰，显然也是受到福克纳小说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影响。他甚至还模仿福克纳去妓院写作。1981年马尔克斯曾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我崇拜的大师是两位极为不同的北美洲小说家，当年他们的作品只要出版过的我一律没放过，但我不是把他们当作互补性的读物，而是两种南辕北辙截然不同的文学创作形式。一位是威廉·福克纳，另一位是海明威。”

198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新小说派代表作家克洛德·西蒙将福克纳与马塞尔·普鲁斯特并列为对其影响最大的两位作家，他模仿了福克纳时空颠倒、多角度叙事的意识流手法，被认为是福克纳的学徒。

福克纳逝世后，美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他的评价越来越高，对他的研究本身已经成为一门学问。各国不断翻译、介绍他的作品，有些地区（特别是拉美）的作家的创作明显受到他的影响。除了19部长篇小说，福克纳还写有近百篇短篇小说，一些随笔、演讲和书信，以及《大理石牧神》等多部诗集和几个电影剧本，去世之后，还出版了《沙多里斯》的原始文本——小说《坟墓里的旗帜》，以及《圣殿》的原始文本，这构成了他的全部写作。从1957年起，福克纳了担任弗吉尼亚大学的驻校作家，直到1962年去世。

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莫里森在康奈尔大学时，专门研究福克纳的小说，并以此获得硕士学位。福克纳对种族问题的探索对她有很大启发。

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曾说：“对我文学创作产生影响最大的是让-保罗·萨特的哲学思想和福克纳的文学技巧。福克纳对小说结构有很大的创造，他的小说结构非常细腻、复杂，把不同的叙述者组合在一起，使内容更紧凑。他是第一个让我一边看小说一边记笔记的作家。”

美国”桂冠诗人罗伯特·佩恩·沃伦曾说：“他告诉我们如何在这些素材上创造文学，他的力量太强大了。”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也曾多次表示福克纳是他的导师。2000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演讲时，莫言说：”读了福克纳之后，我感到如梦初醒，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地胡说八道，原来农村里发生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写成小说。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尤其让我明白了，一个作家，不但可以虚构人物，虚构故事，而且可以虚构地理。”

中国作家余华说：”影响过我的作家很多，比如川端康成和卡夫卡，可是成为我师傅的，我想只有威廉·福克纳。他让我知道如何去对付心理描写。”

翻译家李文俊说：“若要试图用一句话来概括他（指福克纳）总的思想倾向，笔者认为，归根结底，他是可以毫不迟疑地被归入到拥护宽容创新，主张人与人之间享有平等权利，赞成全人类相互理解与合作这样的一股人文主义大潮流中去的”。

按照美国批评家弗·R·卡尔的说法：“如果需要列举现代主义小说杰作，福克纳的这部作品（《押沙龙，押沙龙！》是唯一能与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卡夫卡、康拉德、罗伯特·穆西尔、赫尔曼·布罗赫、伍尔夫和乔伊斯的杰作相提并论的一部作品……就在现代主义技巧在欧洲趋于颓势，在美国小说中想象力刚开始露头之际，福克纳发展了这种技巧。除多斯·帕索斯外，他是唯一这样的一个美国小说家——知道小说叙述已经起了变化，它将永远改变严肃作家必须采用的写作方式和严肃读者必须采用的阅读方式”。

法国一位批评家克落德-埃德蒙·马涅认为：“福克纳作品中人的状况颇似《旧约》所刻画的人类状况：人在自己亦难以阐明的历史中极其痛苦地摸索前进。”

从福克纳所有的作品来看，他的主要思想来自《圣经》，终身所要表达的主题都是对人类终极走向的关怀。而这一思想也对中国作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对先锋作家的影响最大。余华、苏童、北村、格非等先锋作家，他们作品中的主要命题，如逃亡、苦难、死亡、归乡、聒噪等都没有超越福克纳、卡夫卡、乔伊斯等那个时代的艺术大师所划下的艺术栅栏。

对待苦难的态度，福克纳的态度是熬。在他诺贝尔演说辞里的短短四小段里，“endure”或“endurance”却出现了五次。对此李文俊的翻译是：“苦熬”。在福克纳看来，人类虽然存在已有千百万年历史，但时刻仍然在为自身的生存殚精竭虑，流血流汗，说他们在苦熬毫不为过。“endure”与名词形式出现的“endurance”多次在福克纳的笔下出现。在著名的中篇小说《熊》（1942）里，他说“黑人兄弟会挺过去的”（will endurance）”。而且福克纳似乎有意让读者铭记于心，这个词还出现在演说词最后一个带格言意味的句子里：“诗人的声音不必仅仅是人类的记录，它可以作为一个支柱，一根栋梁，帮助人类渡过难关（will endure），蓬勃发展。”1955年，他在答记者问时再次强调：“我也想写一本乔治·奥威尔《1984》那样的书，它可以证明我一直鼓吹的思想：人是不可摧毁的（human is indestructible），因为他有争取自由的单纯思想。”从中不难发现，福克纳是一位关注人类的苦难命运，竭诚希望与热情鼓励人类战胜苦难，走向美好未来、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尽管他总是将受苦的人写得那么丑陋，在《圣殿》里，福克纳写出了社会的冷漠、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以及人心的丑恶，道出了恶的普遍存在，而《我弥留之际》写出了一群活生生的“丑陋的美国人”。文学批评家克林斯·布鲁克斯干脆用总结的口吻说：“福克纳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一直关注着人类的忍受能力，他们能面对怎样的考验，他们能完成什么样的业绩。”

写作是一种斗争，作家与现实，与心灵之间的斗争，因此作家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总是紧张而暧昧的。与福克纳同时代的另一位美国作家海明威相比，福克纳将人与现实的关系处理得较为缓和。在海明威的名著《老人与海》里有一句名言传达了与福克纳同样的信念：“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而福克纳坚信：人类通过与自身命运的极力搏斗，可以获得终极幸福。正如《我弥留之际》中本德仑太太在弥留之际达到的澄明境界，以及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掠夺者》的轻松幽默，为那总的来说比较阴郁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界带来一个温馨而圆满的结局。福克纳用自己终身的行动捍卫了自己所监守的信念是真实的、可信的。福克纳说：“我拒绝接受人类末日。”“我拒绝认为人类已经走到了尽头，人类能够忍受苦难，也终将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