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1949年8月23日成立，成为福州市军事管制时期最高权力机关，统一全市军事行政管理事宜。

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福州市军管会）成立，成为福州市军事管制时期最高权力机关，统一全市军事行政管理事宜。任命韦国清、叶飞、刘培善、方毅、梁国斌、朱绍海、陈美藻为该会委员，以韦国清为主任，

当时，军管委八大系统接管旧政权，将国民党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公立学校、重要工厂等机构都一一接管下来。为了安抚旧政权遗留人员的情绪，接管时还遵照了党中央制定的总方针，对绝大多数可以留用的国民党旧政权人员采用“包下来”的政策。

经过有效的接管，基本肃清了国民党旧政权在福州的影响，为建设一个新福州做好了准备。

福州的接管工作开展得很迅速。

8月23日，福州市军管会发布第一号公告，宣布实行军管，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韦国清为主任。

当时福州市军管会的人可分为三类，最早是从苏州来的同志和福州当地的中共地下党，以后又来了一批南下服务团的同志。

根据《福州市军管会关于接管准备工作报告》记载，新成立的军管会下设财经部、公安部、文教部、军事部、政务部、卫生处、政策研究室以及房产管理委员会八大系统，与国民党旧政权各系统对口进行接管。

军管会在福州一成立，首先就是张贴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1949年4月25日签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引来群众围观，拍手称好。

“约法八章”中提到特别一点：“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政府投诚报到交出武器。”收容、遣送散兵游勇。

据史料统计，福州解放后城内还有散兵游勇七八千人，其中不少人还是从北方被“抓壮丁”抓来的农民。

他们中有的人没有地方住、流落街头；有的人沿街摆小摊叫卖国民党军衣、军鞋；还有的人上街“碰瓷”，带着一个瓶子故意让别人碰碎，然后乘机敲诈。更有甚者，一些兵痞与城内的流氓沆瀣一气抢劫。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福州市军管会专门成立了散兵游勇收容所。

8月25日，福州市军管会政治部发布布告，要求流散于福州市内的散兵游勇在9月3日前到万寿桥中洲岛、津泰路卫生实验所、中平路台江警察分局、仓前山太平巷广东会馆这四个地点集中报到。这些人愿意工作的经过考察合格，可以录用，愿意回家的，政府也会安排送回原籍。

刚开始，工作进行得不是很顺利，据当年福州市军管会《关于收容散兵游勇工作简报》记载，一些人打起了“吃部队”的主意，有的已经领取了三次遣散粮还赖着不走。一些国民党军官和他们的家眷躲在平民家里。根据当时人民解放军248团保卫股长的报告，他们曾抽查10家户口，其中8户藏有国民党军官和家眷。

经过解放军的耐心工作、苦心劝说，到1949年9月14日，福州共收容散兵游勇5665人，其中少将军官1人、校级军官49人、尉级军官1133人，以及没收一批枪支等军用物资。

散兵游勇被接收后，还要护送其回籍。曾经担任过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的彭世柽老人说，他也曾参与遣送散兵游勇。

“当时福州市区里有一批散兵游勇是在中洲岛上集合，然后坐船送往南平，由解放军负责押送。”彭老说，“在南平上岸后，我们就坐军车送他们去上饶。当时还担心土匪出没，好在一路上比较平安。到了上饶，这些人在被遣散之前还能领到一笔生活费。当时执行这趟公务，我们都是自带干粮、棉被、大头菜，条件比较艰苦。

遣送散兵游勇一举，很好地维护了刚解放不久的榕城市区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