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历史散文更是别具一格，见常人所未见，思常人所未思，善于在美妙的文字中一步步将读者带入文化意识的河流，启迪哲思，引发情致，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史学意义上的文化价值。
余秋雨，1946年生，艺术理论家，
中国文化史学者，散文作家。原任
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现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198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称号。曾赴海内外多所大学及文化机构讲学。理论著作有《
戏剧理论史稿》《
中国戏剧文化史述》《
戏剧审美心理学》《
艺术创造工程》。散文集有《
文化苦旅》《
文明的碎片》《山居笔记》《
霜冷长河》《
千年一叹》。 1999年7月11日，余秋雨先生走上千年学府
岳麓书院讲坛，发表题为《走向21世纪的中国文人》的演讲并回答听众及网上观众提问，
湖南经济电视台及其网站同时直播了这次演讲。 自余秋雨先生演讲以来，至今争论不断，文化界称之为“岳麓书院事件”！
我在好些年以前写过一些史论专著，记得曾有几位记者在报纸上说我写书写得轻松潇洒，其实完全不是如此。那是一种很给自己过不去的劳累活，一提笔就感觉到年岁陡增。不管是春温秋肃，还是大喜悦大悲愤，最后总得要闭一闭眼睛，平一平心跳，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由此，笔下也就一派端肃板正，致使海内外不少读者一直认为我是一个白发老人。
我想，任何一个真实的文明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在心理上过着多种年龄相重叠的生活，没有这种重叠，生命就会失去弹性，很容易风干和脆折。但是，不同的年龄经常会在心头打架，有时还会把自己弄得挺苦恼。例如连续几个月埋首于砖块般的典籍中之后，从小就习惯于在山路上奔跑的双脚便会默默地反抗，随之而来，满心满眼满耳都会突涌起向长天大地释放自己的渴念。我知道，这是不同于案头年龄的另一种年龄在捣乱了。助长这种捣乱的外部诱惑也很多，你看眼前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
纽约大学的著名教授RiChard sCheChncr比我大二十来岁，却冒险般地游历了我国西南许多
少数民族地区，回到
上海仍毫无倦色，逛
城隍庙时竟像顽童一样在人群中骑车而双手脱把、引吭高歌!那天他送给我一部奇怪的新著，是他与还在读小学的小儿子合著的，父子俩以
北冰洋的
企鹅为话题，痴痴地编著一个又一个不着边际的童话。我把这本书插在他那厚厚一叠名扬国际的学术著作中间，端详良久，不能不开始嘲笑自己。
即便是在翻阅中国古代
线装本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前辈不少人远比我们想象的洒脱和放达，苏东坡曾把这种劲头称之为“老夫聊发少年狂”。你看他左手牵猎狗，右手托苍鹰，一任欢快的马蹄纵情奔驰。其实细说起来，他自称“老夫”那年还不到四十岁，因此他是同时在享受着老年、中年和少年，把日子过得颠颠倒倒又有滋有味。
我们这些人，为什么稍稍做点学问就变得如此单调窘迫了呢?如果每宗学问的弘扬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如果辉煌的知识文明总是给人们带来如此沉重的身心负担，那么再过千百年，人类不就要被自己创造的精神成果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精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春总是无缘，学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
我在这种困惑中迟迟疑疑地站起身来，离开案头，换上一身远行的装束，推开了书房的门。走惯了远路的
三毛唱道：“远方有多远?请你告诉我!”没有人能告诉我，我悄悄出发了。
当然不会去找旅行社，那种扬旗排队的旅游队伍到不了我要去的地方。最好是单身孤旅，但眼下在我们这儿还难于实行：
李白的轻舟、
陆游的毛驴都雇不到了，我无法穿越那种似现代又非现代、由拥塞懈怠所联结成的层峦叠嶂。最方便的当然是参加各地永远在轮流召开着的种种“研讨会”，因为这种会议的基本性质是在为少数人提供扬名机会的同时为多数人提供公费旅游，可惜这种旅游又都因嘈杂而无聊。好在平日各地要我去讲课的邀请不少，原先总以为讲课只是重复早已完成的思维，能少则少，外出讲课又太耗费时日，一概婉拒了，这时便想，何不利用讲课来游历呢?有了接待单位，许多恼人的麻烦事也就由别人帮着解决了，又不存在研讨会旅游的烦嚣。于是理出那些
邀请书，打开地图，开始研究路线。我暗笑自己将成为靠卖艺闯荡江湖的流浪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