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的兴起》是德国科学哲学家汉斯·赖欣巴哈创作的哲学著作，1951年首次出版。

《科学哲学的兴起》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题为“思辨哲学的根源”，主要是对古希腊以来的传统哲学进行分析和批判。第二部题为“科学哲学的成果”，通过对一系列科学问题的研究，阐述了科学哲学的观点、方法和特征。最后，赖欣巴哈对从科学问题分析中所得出的哲学结论进行了综述，并将这些结论和旧的思辨哲学进行了比较。

赖欣巴哈在青少年时代就接受了康德的唯理论哲学思想，对先验综合判断尤其感兴趣，这在激发他研究数学、逻辑和概率问题，探索它们在物理世界中的可应用性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在从师爱因斯坦研究相对论后，他的观点发生了显著变化。从1920年起，他发表了一系列论著，从相对论出发批判传统思辨哲学及康德的先验哲学，这表明他已转到经验论的立场上。后来，他又根据逻辑经验主义的意义分辨和经验证实原则，通过两类命题的划分批判了康德的先验综合判断学说。但这些思想当时没有来得及全面展开。由于纳粹的迫害，他被迫出亡。同时，逻辑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运动在欧洲也很难维持。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起，维也纳学派、柏林学派和华沙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先后移居至北美，使美国成为逻辑实证主义后期发展的中心。不过在此期间，逻辑实证主义也面临着日益尖锐的挑战，其中奎因对意义分析原则的批判、波普尔对经验证实原则的批判，都是致命性的。另一方面，在美国这个充满实用气息的环境里，逻辑经验主义本身也逐渐发生了深刻的演变，呈现出与实用主义合流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逻辑实证主义急需重建哲学基础，开展启蒙式的宣传运动，以巩固自己的哲学阵地。赖欣巴哈的《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便是应这种需要撰写的。

思辨哲学的根源

赖欣巴哈通过对传统哲学种种缺点的考察，指出传统的思辨哲学是一种过渡阶段的产物，它发生在哲学问题已经提出，但还不具备逻辑手段来解决它们的时候。然而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符号逻辑的产生，哲学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工具。于是哲学不再是通过思辨方法去猜测问题，而是运用符号逻辑对科学进行分析了，哲学也因此从思辨哲学发展到了科学哲学的阶段。赖欣巴哈所谓的科学哲学，是就其方法论而言的。他认为，具有科学性质的“哲学是人类思想一切形式的逻辑分析’’。如果说“思辨哲学的历史是那些提出自己不能回答的问题来的人们的错误的历史”，那么“科学哲学的历史则是问题发展的历史”。

传统哲学明显带有思辨性。要弄清这类抽象语言的产品是如何成为哲学的，应首先追溯认识史。求知过程实际就是建立关于现象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找出更为普遍的解释。知识的本质在于概括，对普遍性的寻求必须通过概括来进行。这种概括中已包含了科学和哲学的起点。进一步说，解释的本质也在于概括。有两种可能的概括：一种是借助有效的推理作出预见，走向真解释；另一种是借助想象和类比进行外推，走向伪解释。科学和哲学在这里便分野了。就是说，一旦对普遍性的寻求超出了当时的知识范围，伪解释就必然出现。哲学正是由此产生的。更进一步说，存在两种伪概括：一种是经验哲学的伪解释，它有可能通过认识进步得到纠正或改善，从而是无害的；另一种是思辨哲学的伪解释，它很容易导致空泛和危险的独断论，从而是有害的。从根源看，“经由假类比而造成的有害错误是一切时代哲学家的通病”。其所以错误、所以有害，一是因为使用不严密的语言创造了许多假观念，由此导致大量伪问题，二是因为企图使抽象物实体化，由此建立了所谓“本体论”。结果是使哲学思维总是与诗人的想象连在一起：哲学家发问，诗人来回答。

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虽互不相容，但却殊途同归，它们都不能解答经验知识的问题，并且犯的是同一类错误，只不过一个强调数学的可靠性，另一个则代之以观察的可靠性罢了。近代科学在唯理论和经验论交织的背景下发展，它明显地具有两重性。然而科学家们却在研究活动中自发地实现了两者的互补：凭借实验向自然界发问，经由观察获取经验材料，同时依靠数学建立解释理论，通过推理作出理性预见。这种互补方法后来成为普遍的哲学方法，即假说——演绎法。这表明，哲学不单需要把理论体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即便在方法论方面也需要从科学中汲取教益。“在通向哲学领悟的道路上，科学家是路标的设置者”。

科学哲学的成果

赖欣巴哈通过对一系列科学问题的研究，阐述了科学哲学的观点，方法和特征。与此同时，赖欣巴哈还从逻辑经验主义的立场出发，对科学知识的基础和目的、科学的方法论以及伦理学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

思辨哲学的历史是一部充满无法回答的伪问题的错误史。相反，科学哲学的历史则是不断提出有意义问题的历史。“对于错误只能要求作十个心理学的解释；真理才需要逻辑分析”。作为在新科学基础上兴起的哲学，作为科学研究的副产品，科学哲学借助现代逻辑分析的工具，不但可以提出有意义的问题，而且可以把对问题的理解推进到能够加以回答的地步。同思辨哲学相比，它的兴起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体系式的哲学在康德时代就已失去意义，它的使命现在正被科学哲学所取代。不过，科学哲学的工作是“集中精力进行逻辑分析，目的是澄清问题，而不是发现规律”，它无意去杜撰庞杂的科学哲学体系。

科学哲学的分析方法是现代符号逻辑。从历史上看，逻辑发源于古希腊，并经由中世纪和近代得到充分发展。传统哲学也曾受益于逻辑，但由于自然语言和形式逻辑的缺陷，它们都未能摆脱用模糊语言制造伪问题的思辨性。符号逻辑就不同了。由于具有必然性和空洞性的特点，它既能严格地表述语言的规则，也能精确地传递命题的意义。因此，符号逻辑不仅可以提供解答问题的工具，而且可以澄清思想，克服自然语言的模糊性，从而有助于提高哲学分析的功能。随着符号逻辑技术的应用，对知识基础的研究便达到了精致化的阶段。科学哲学正是因此把它用作哲学分析的技术手段。另一方面，科学哲学的证实方法是归纳逻辑，特别是概率逻辑。与符号逻辑不同，归纳逻辑不具有必然性和空洞性，亦即它不能保证结果的可靠和精确，但它的地位很重要。作为假说——演绎法的基础，它是提供预见知识的工具；而作为解释——归纳法的核心，它是证实科学理论的手段。当然，归纳逻辑并不能最终确凿地证实一个理论，但它确实能为理论给出概率上的确证。对归纳证实的研究必定会导致概率逻辑的理论，它是以频率解释为基础的。“一切知识都是概率性知识，只能以假定的意义被确证，归纳法就是找到最佳假定的工具”。这种概率理论不仅是解释和预见的有效工具、确证一个理论的方法论判据，它甚至可以提供自然规律的形式。所以归纳问题可以得到圆满解决。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科学哲学的出发点是语言的意义分析，而“可证实性要求是意义理论中的必要组成部分”。归纳问题的解决，意味着可证实性（可确证性）的意义标准是合理的。

总之，思辨哲学与科学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思辨哲学家试图通过构造庞大的思想体系获得支配宇宙总体的最普遍的原则；科学哲学则通过对科学成果进行逻辑分析的方法建立知识论，它只是澄清有意义的问题，而把对宇宙的解释权完全交给科学家。其次，思辨哲学寻求绝对的确定性，认为理性这个宇宙的立法者能够把事物的一切内在性质显示给人类思维；科学哲学则拒绝承认任何关于物理世界的知识是绝对确定的，强调不可能确切地陈述个别事件及其制约规律，否定先验综合真理的存在。最后，思辨哲学对知识采取了超越论的见解，其特点是主张知识超越可观察事物，它所依靠的是感性知觉以外的其他来源;科学哲学则对知识采取功能论的见解，它认为知识是一种预言工具，感性观察是非分析性真理的唯一可容许的判断标准。如果完成了哲学观方面的转换，就不难看到，科学哲学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可以达到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完备、可靠的结论。

最后，赖欣巴哈对从科学问题分析中所得出的哲学结论进行了综述，并将这些结论和旧的思辨哲学进行了比较。他指出：（1）思辨哲学努力想获致一种关于普遍性的，关于支配宇宙的最普遍原则的知识。科学哲学则与此相反，它把对宇宙的解释完全留给科学家去做，而只用对科学的结果进行分析的方法建立着知识论。（2）思辨哲学追求的是绝对的确定性，科学哲学则拒绝承认任何关于物理世界的知识是绝对确定的。至于唯一可以获得确定性的逻辑和数学的原理，则是分析的，因此也是空洞的。（3）思辨哲学竭力想用它建立绝对知识的同样方法去建立道德指令，然而科学哲学已完全放弃了这种打算，它认为道德目的是意愿行为的产物，而不是认识的产物。

《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明确阐述了逻辑经验主义的思想渊源、哲学性质和主要原则，对科学哲学取得的成果作了全面概述，并就逻辑分析和经验证实的方法论基础进行了论证，特别是关于归纳概率理论的阐述建立了较弱意义的可证实性标准，为捍卫逻辑经验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同时，这部著作在宣传逻辑经验主义学说方面也开普及运动之先河，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此后，其他逻辑实证主义者也发表了一系列科学哲学基础著作，如卡尔纳普的《科学哲学导论》、亨普尔的《自然科学的哲学》等，使逻辑实证主义在美国迅速传播和发展，并且取代实用主义跃居哲学界的主导地位。

汉斯·赖欣巴哈（Hans Reichenbach，1891～1953），是美籍德国物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逻辑实证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物之一，柏林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1891年9月26日赖欣巴哈出生在德国的一个有犹太血统的家庭。1915年在爱尔兰根大学以一篇关于概率问题的出色论文获博士学位，同年应征入伍，从事无线电技术工作。1917年退役后成为一名无线电工程师，并在柏林大学跟随爱因斯坦研究相对论。1926年到柏林大学任物理学哲学的副教授。这期间他组织创立了“经验哲学学会”。1933年纳粹大肆迫害犹太人，赖欣巴哈被解除职务，离开德国。1938年他离开土耳其赴美国，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哲学教授，直至逝世。他曾于1947年、1952年分别到哥伦比亚大学和巴黎大学作短期讲学。赖欣巴哈原定1953年秋在哈佛大学作威廉·詹姆士演讲，但不幸于1953年4月9日因病去世，未能成行。他的主要著作有《时空学说的哲学》（1928）、《经验与预测》（1938）、《科学哲学的兴起》（195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