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是美国社会学家约瑟夫·本·戴维编著的社会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971年。

作者在该书中采用了历史的方法，从考察科学家角色的形成过程入手，具体分析研究了自古希腊文明以来，西方科学的发展进程，并且采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了不同国家科学家的社会角色的产生、发展以及体制化的进程，考察了西方的科学活动的发展和科学中心的转移过程，并从历史比较的角度作出了社会学方面的解释，对科学史学界和科学社会学界长期流传的某些观点提出了反驳和自己的看法。

《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是本·戴维为社会学家英格尔斯主编的《现代社会学丛书》而撰写的一部社会学著作，该书试图描述科学家这一社会角色的出现和发展，以及科学工作组织的出现和发展。

作者提出，科学社会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有四类，第一类是对科学的基本概念和逻辑结构作互动的研究；第二类是对于科学的基本概念和逻辑结构作体制的研究，如知识社会学；第三类是针对科学活动（或行为）作互动的研究，例如库恩关于科学共同体的研究；第四类是对于科学活动体制的研究，该书即属于这最后一类。

作者认为，在考察各种类型的人类社会中阻碍科学成为社会上有价值的活动的条件时，也要考察在其他社会类型中使得科学的出现成为可能的那些条件。接下来作者讨论的是，与理解自然事件有关的散漫的兴趣的活动，如何逐渐形成了公众承认的科学家角色。作者指出，一种新的社会角色的出现要产生在一个更综合的社会环境中，它的真正出现暗示了社会价值观的一种改变。价值观的改变意味着社会接受用逻辑和实验手段对真理的探索，把它作为值得做的智力上的追求。这就更改了哲学和宗教的权威，抬高了技术知识的尊严，创造出了在一般意义上关注知识分子自由的概念和规范，并且最终对实践的所有传统的社会安排都有深远的影响。因此，科学角色的出现被联系到制约着文化活动的规范（体制）的变革，也被（反来间接地）联系到其他各类的社会活动。这种体制上的变革像科学角色的出现一样，首先发生在英国。

作者提出，制约科学活动的主要两类社会条件：一类是引导人们支持信奉或从事科学的动机条件，即全体公民中间社会的价值观和兴趣分布的状况；第二类是科学工作组织。第一类条件在广泛的意义上与各种社会体制有关系，但当科学工作组织已经变成社会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时，就与第二类条件有关系了，此时，社会寻求科学家或受过科学训练的人来服务，而他们则作为一个集团参与该社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进程。

作者认为，科学活动在时空中的变化水平和形式要通过一种自然选择的方式来发展。尽管近来在国家科学政策的系统阐述方面有些尝试，但是，实际的发展还是那些直接关注科学的人的不连贯的创新以及所采纳的战略方法的结果，这些人包括科学家和作为科学家之合作者或竞争者的对科学感兴趣的其他知分子，以及那些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或者假定的公众或私人的利益给科学研究提供资金的人。这些群体主要有科学的和（或）更一般的智力方面的目的。然而，他们在能对科学做什么这一方面，受到了他们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宗教和其他制约因素的限制。这些制约因素决定了社会的结构，例如科学角色的定义，以及这些群体要实现自己的科学目的所建立的科学组织的种类。通常他们从可得到的模式中选择结构，很少产生新的。他们根据各自所在的社会中力量的现有分布情况设计建立这些社会结构的战略。

作者指出，虽然科学的角色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但它们都没失去与它们的发源地的接触。通过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网络可学习和交流科学，这些知识分子起到了角色模式的作用，那些把科学带到远方去的知识分子又复制这种模式。因此与发源地的联系没有中断；科学移植到边远地区，形成科学中心的一个连续的外围。移植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取决于它们最接近的环境，而且也取决于一个国际共同体的新环境，这种共同体是扩散作用的结果。因此必须修改进化论的模式。在每一个时期，在暂时是中心的国家（或几个国家）中工作的社会学与其他地方的科学社会学之间有一些差别。在17世纪后半期英国是中心，18世纪法国是中心，19世纪德国是中心，19世纪末美国是中心。在新的中心，科学的社会结构的发展是建立在前面中心的发展形式的基础之上，而且革新与新中心占优势的条件有关系。但是，其他地方发生的大多数事情不过是对中心的响应、模仿、反抗或竞争。由于全世界的科学共同体的统一性，边远国家中的共同体成员们在思考他们自己的工作条件时，把科学中心的状况作为他们的参考框架。

科学角色和组织的发展被看成是模式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扩散和移植过程，这种观察智力活动的社会学的方式是讨论科学角色和组织发展的理论基础。它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强调中心的继承，而没有系统地比较所有国家中的科学的状态。

作者认为，必须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研究中心的继承。其一是支持科学的水平。这可能反映了科学家和（或）他们的支持者在范围广泛的各阶层中唤起对科学的兴趣方面的成功。这种兴趣使年轻人增加了学习科学的动力，也使较富有阶级把部分闲暇活动时间转到科学上。直到约1830年，对科学本身的直接兴趣就可充分解释科学活动的生态学。科学中心首先是在英国，然后又到法国，它的位置是那些自发地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所努力的直接结果。另一个研究科学中心的方向是科学研究的组织和系统是否恰当。自从19世纪中期以来这已成为科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那些导致不同社会中的系统、组织形式和角色定义的出现和选择的战略，那些使系统运行的战略，以及那些使系统（与大众兴趣截然不同）在科学活动的水平以及对科学的支持两方面产生效果的战略，都是体制方面的论题。

另外，作者还提到，唯科学主义运动的业余爱好者从科学共同体的专家中的分离，在18世纪末产生了一种新局面。一方面科学专业化的因素开始出现，另一方面，因为科学家在学术上享有特权，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科学家变成了传统社会的特权阶级的一部分。美国的所谓学术自由不是高级教师自我管理的自主权，这些教师就像是管理大学的整个事务的一个法人实体。确切地说，学术自由是科学家自由的保证，它可以防止代表一个非本专业的评议会的行政机构干扰科学家的工作方向和阻碍他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也可以防止大学以外的干扰，以及通过中间媒介的干扰。

从历史上看，科学家在社会中发挥着有限的作用。作者指出，古希腊创造了人类早期辉煌的文明，甚至少数人发展了可与现代科学家相比的自我想象力，但这些仍然不能证明古希腊时期已经浮现出的与其他传统社会中常见的智力角色不同的、公众承认的“科学家”角色。在整个希腊化时期，科学的地位及其在教育中其他公共方面的影响一直是有限的。不论当时希腊公众的个人爱好和选择的标准如何，他们要么把科学家看成是哲学家，或者如果认为科学家是专家的话，也只把他当做在社会上并不重要的具有特殊兴趣的人。

戴维认为，古代科学不能发展并不是因为它的内在缺点，而是因为那些搞科学的人没有把自己当做科学家来看待。也就是说，社会上并没有出现科学家这种角色。到了17世纪，欧洲有一些人在历史上第一次认为自己是科学家，并且认为科学家的角色具有独特的责任并有存在的可能性。

该书中引用了大量的科学史和社会学的资料和论著，对从古希腊以来两方科学的历史作出了系统的解释，进而讨论了不同科学体制的科技政策的利弊。因此该书不但是科学社会学研究者必备的经典著作，而且也是从事科学史研究和教学的参考书，并且是关心科学与社会的大学生、中青年学者以及科技管理干部了解社会结构对科学的影响的一本有深度的启蒙著作。

约瑟夫·本·戴维，以色列希伯莱大学社会学教授，当代科学社会学家之一。本·戴维尽管不是美国人，但因为他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并且在美国的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所以一般把他列为美国社会学家。1960年以来，本·戴维写了一系列科学社会学的重要论文，重点研究了不同的学术组织与科学发展活动的关系，并陆续撰写了《基础研究与大学》（1968年）、《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1971年）、《学问中心》（1977年）等社会学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