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教城市（科教基地），即国家对一批有科教研究型城市的判断，是看这一地区拥有的政府研究、企业研究和高等院校研究等实力。

科教城市（科教基地），即国家对一批有科教研究实力的城市的判断，是看这一地区拥有的政府研究、企业研究和高等院校研究等实力。

中国的高等教育通常只是停留在将知识理论化阶段。教育化的背景下，离实际研究还有一段距离。以教研教育为主的模型，现在国内较好的科学研究性高校有8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香港大学。评估来自于英国自然出版集团发布的《2013中国自然出版指数（亚太区）》。

一个城市的科技水平，重点体现在企业的研究水平上，如美国旧金山、印度班加罗尔、日本筑波市等这些城市，无不是高科技人才的集中地。很多大型企业都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科研实验基地。北京的中关村、成都的温江大学城、南京的仙林大学城、苏州的工业园区、武汉的东湖光谷、上海的张江高科技园区、广州的经济技术园区等都是这样的区域，是中国的高科技企业的研发基地。不过宏观方面讲，这些地区很多都是外国投资商在这里设置的区域总部，真正的研发中心还是在其本国地区。一个企业的研究水平，通常是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的写照。一家公司诞生出新的高科技产品也会为国家带来丰厚利润，如德国、日本等，这些国家都是很注重高科技企业发展和创新的国家，其高科技产品享誉全球。

中国给科研城市的定位，主要还是看政府给这一地区的科研投放量。有些城市有不少的科研项目，但是并不是国家重大的科研项目，这类城市有不少，这些城市主要研究的项目为部、省、市一级政府为发展科研利润而投放的研究。真正看一个城市的科研水平，还是要看这一地区拥有的重大实验成果，和重要的实验室。这些城市有北京、上海、成都、南京、武汉、西安、合肥、兰州等城市。

科学教育目标可以分为促进人发展的目标和促进社会发展的目标，前者是科学教育本体功能的体现，后者是科学教育外在职能的体现。随着对科学本质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全面，对科学价值的认识日益深刻，科学教育目标也不断发展。

总的来看，科学教育育人目标与科学教育内涵的发展是一致的。从最初的注重知识、技能到关注方法与过程，到关注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把握科学本质。科学教育育人目标的重心在发生着摇摆和震荡，并不断寻找着平衡与融合，这种平衡与融合集中反映在当代‌“科学素养‌”理念的提出与发展，也表现在中国新课程标准中提出的科学知识与技能、科学方法与过程、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位一体的全面科学教育目标。

科学教育促进社会发展的目标就是要通过培养科技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推动社会进步。中国提出的‌“科教兴国‌”就是一个典型例证。科学教育促进社会发展的目标也是随着社会实践和对科学本质的逐渐认识而发展的，是一个不断反省与进步的过程。这种反思与进步表现在很多方面。

首先，人们最初把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满足人类社会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工具，整个社会崇尚科学知识，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成为近现代科学教育的旗帜。后来人们逐渐发现了科学技术带来的负面效应，提出了‌“科学技术是柄双刃剑‌”，到现在开始重新思考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变化，基于尊重自然、保护人类生存环境，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

其次，表现在从只把科学技术作为发展物质文明的手段，神化科学，造成信仰危机、拜金主义，到批判科学主义，挖掘科学中的人文精神，再到提倡科学教育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的发展过程。

再次，表现在从面向少数人的精英科学教育，到科学为大众的教育，再到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结合的发展趋势。

最后，表现在科学文化领域，从近现代西方科学文化传统的霸权，到后现代主义对近现代科学的批判，再到多元科学文化教育的理念。

这些过程充分展示了人们对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理解在不断深化。当今科学教育的社会功能目标取向已经突破了‌“工具理性‌”，更加关注科学教育应该体现的人文关怀和改善社会文化的功能。

科学教育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是科学教育的基本问题。作为本体目标和外在目标的相互关系和相对地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文化背景下存在不同的状态，科学教育的目标也就在人与社会取向之间震荡，大部分时候，两个目标是统一的，处于均衡水平，且往往共同出现在国家教育文件上。也有一些时候，其中的一个目标会特别凸现出来。譬如，当代‌“科学素养‌”无疑是科学教育的主旋律，特别在中国，这里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建国以来中国教育目标中过多强调社会目标，而对学生发展目标重视不够，另一个原因是近几年在世界范围内的公民科学素养调查中显示，中国公民科学素养偏低。强调科学素养是对的，我们也不能忽略科学教育的社会功能，中国的科学教育改革正是在‌“科教兴国‌”的国策下才扬鞭策马的。